“看电影”与吴宓生活中的娱乐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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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吴宓“看电影”既有他个人的娱乐喜好，也有思想改造的诉求，还有历史认知的选择。吴宓从电影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自我，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吴宓不但看电影，而且还不时发表评论，呈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和情趣个性。观看电影使吴宓在学院派人生体验之外，还累积了丰富的影像世界经验，丰富了他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他认识社会，改造自我的途径和方式，也与其知识、思想和情感拥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呈现出吴宓思想的传统特征和情趣的唯美倾向。
［关键词］吴宓 看电影 娱乐与政治
作者|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P168-176）
吴宓的思想近于传统而保守，甚至有些刻板，但他的生活并不缺少兴趣和意味。他喜静不爱动，休闲方式简单，多为交友、散步和茗谈之类，看电影也是其生活方式之一种。翻阅《吴宓日记》及其“续编”，发现吴宓接触电影非常早。与鲁迅在仙台的“幻灯片”事件相似，吴宓在美国电影里也看出其民族国家的偏见，于是有“世事不平”之感。
第二天饭后，吴宓又与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吴宓介绍说，该电影原为道德劝诫寓言，在改编成电影之后，“多增情节，专描叙狎邪之事。”吴宓自己“平时不多看戏”，所以，他“观后殊不舒适”，从中感受到美国“文章美术，日益堕落，遑言风俗道德”，这是吴宓所持道德判断之论，而非历史判断，属于晚清以降一代学人的共识，国人贫穷但有道德，美国富却无伦理。所以，吴宓说：“其中先觉，靡不？焉忧之”，包括他的老师白璧德也“著书立说，以召其国人，其效久后必大，而目前则甚微”。吴宓进而批评国内“妄学美国”，“用美货”，让他感到“可堪痛哭也哉”。吴宓对西方娱乐方式不感兴趣，即使到了1931年，他在巴黎被邀约欣赏舞剧表演，也“殊嫌卑俗”。吴宓拥有执着的传统伦理观念，生活方式比较规矩而单调，是一个“孤独的人物”。
1925年4月26日，他“观电影《空门遗恨》”。8月10日晚饭后，又与女儿学淑“观诸儿童电影”。1937年2月24日，“3：30至平安电影院观影片《画圣情痴》”，即伦勃朗的故事，“见剧中人先盛后衰，晚虽潦倒，而早年则受艳妻爱人之恩惠甚厚，又为宓所不及，而自伤者也”。吴宓由物及人，由事及己，从电影里发现了熟悉的自我，被感动而“自伤”不已。1941年5月28日，吴宓追求张尔琼，而张尔琼“喜游宴娱乐（如电影、戏剧、音乐等），多有各种消遣”，不擅长游玩的吴宓却邀请张尔琼观看电影，看电影成为吴宓追求爱情的手段和方式。他在写给张尔琼的情书也提及曾邀请张奚若教授全家看过电影《万世师表》。影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奇普斯从20岁到83岁的平凡命运，在第12届奥斯卡电影节上曾获多项提名，但仅获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吴宓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沈师光就说吴宓“甚肖剧中人”。
1941年8月16日，吴宓代购《大地》电影票，当晚就与林文铮、张尔琼一同观看到凌晨12时，虽“倦极思睡”，但仍将张尔琼送回了宿舍。电影音乐取自中国《茉莉花》，注重细节画面，如逃荒、抢大户等场景，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底层人们的生存意志，但它的主角由美国人扮演，则有些不伦不类。吴宓缺乏影片中人物的生存体验，并不完全理解故事寓意。12月7日，他又与张尔琼一起去看动画滑稽电影《小人国》，电影刚结束，张尔琼就起身离开，让吴宓甚感不快。前一部影片内容主题过于沉重，这一部又太轻了，都没有踩准爱情的痛点，只能说吴宓不会谈恋爱。1942年7月8日，吴宓再邀请张尔琼等观看电影《翠堤春晓》，该影片主要描述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斯特劳斯的故事，是一部高雅的艺术片。10月24日，他请朋友看了电影《乱世英雄》。1943年2月10日，他又与邵可侶、关懿娴一起观看俄国电影《大地怒吼》，叙“最近战争实况”，他感到“惨目惊心”。吴宓天生性格有些温情而胆小，从未经历血与火的革命和战争洗礼，一直不喜欢战争故事片。4月3日，吴宓到学校服务社理发，将获赠两张电影票送给了邵可侶和关懿娴。7月14日，关懿娴又请吴宓观看由英国著名演员费雯·丽主演的电影《英雄美人》。12月16日，他约邵可侶、关懿娴观看电影《友邦义举》。吴宓说它只是“谐剧而已”，电影散场后，邵可侶和关懿娴“偎拥并行，喁喁情话”，“留宓独归，益感凄凉”。吴宓的电影取向既不能太血腥，也不能太诙谐，他因生活单调和情感高度而去看电影，但看后又徒增他的感伤和孤单。1945年3月19日，郭斌龢还邀请吴宓观看了印度电影《西竺丽姝》。
1949年以后，观看电影成了吴宓接受思想教育和改造的方式，吴宓观看电影行为会有多种情形。无论是电影故事内容，还是被“赠票”、“奉命”看电影以及参加电影批判，他都将面临一个陌生的世界。1951年10月3日，吴宓晚上“撰日记”，“未如命往重大观《白毛女》电影”。他不去看电影，却将此事记录在案，有“未如命”的言外之意，多出自个人喜好的原因。1952年7月13日，吴宓则去观看“电影《斯维尔德洛夫》”。它主要叙述苏联共产党组织者和苏维埃国家缔造者之一的斯维尔德洛夫的不屈不挠精神和机智勇敢之斗志，为燃起革命的燎原之火而斗争，具有鲜明的革命意识和教育意义。从该年11月开始，学校就组织连续观看“中苏友好月”宣传电影，6场中吴宓“奉命”看了5场。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吴宓就逐渐意识到当时社会“无时无地无一事一人非宣传”，“无事不遵依苏俄，为苏俄效力共命”的运行趋势，他对此单一仿苏方式多有怨言，认为“中国近日所励行之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办法，无非抄袭苏俄，一切恪遵照办，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所不待言者矣！哀哉！”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端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就指出新文化运动存在“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的弊端，提出应取“融化”新学，“昌明”传统的“补偏救正”之路。该月30日，吴宓还步行两个小时到学校附近农村宣传“中苏友好”关系，他虽“无所言”，但却听到农民诉说“生活并未多胜于前，苦重税，不能营副业”之累。
1959年2月9日，他观看了苏联电影《诗人莱尼斯》。它主要叙述十月革命前，拉脱维亚诗人莱尼斯如何领导人们与沙皇政府作斗争的故事。吴宓的日记仅存一句话，说它“叙十月革命后英法等国干涉时期红白党军往复攻守秘谋及战士事”。3月14日，又观看苏联电影《唐吉坷德先生》。5月28日，由工会请看宣传电影“全国皆兵”，“三届首次政协会”和“平定西藏叛乱”。三个短片仅用时1小时，纯粹是宣传教育需要，而非电影艺术欣赏。10月3日，又获工会赠票，与全校教职工同看《回民支队》。10月16日由工会赠票，“奉命”观看电影《风暴》，吴宓却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说它“描述1923二月七日吴佩孚在汉口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枪决工人代表林祥谦等及律师施洋事，未必合当时实情，而表演恶战与惨杀，宓闭目不忍赌”。吴宓不喜欢电影中的血腥场面，缺乏相关人生经验，自然也就不理解暴力革命方式和意义，所以，他在日记里才有这样的记录和感叹：“今已无娱乐可言，一切是政治教育与宣传，使宓等更不堪承受耳，踏月，回校，即寝”。在一个不断操控思想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与思想教育和宣传有关，看电影自然会是宣传教育的需要，而出现“无娱乐可言”的局面，只是吴宓个人有些“不堪承受”，抒发无法完全适应的怨言。1960年3月8日，工会再请观看电影，但“宓未得票，在舍燃灯写日记”。6月23日，他参加四川省政协会，在招待所大会堂连看4场电影。吴宓只看了“五一节北京庆祝游行”、“重庆七星岗人民公社”、《春色满园》3场即归寝。8月14日，他将中文系工会所赠《海上雄鹰》电影票转送他人，自己却在家阅读拉丁文。10月3日，“奉命”观看科学技术电影，“叙上海科学仪器厂之少年工人高某某制成先进仪器之英雄事迹”。吴宓没有记住主人公和电影片名，仅仅有过这件事而已。12月10日，工会发票看《黑山阻击战》，写“1949辽沈战役事迹，为《毛选》四卷之参考”。
1961年1月5日，工会赠票《以革命的名义》，吴宓的理解是“中国人扮列宁，演1918苏俄故事，大旨是‘忘记过去，即是背叛’”。8号工会组织座谈讨论，吴宓第二个作发言，说“苏联革命之初，内战外寇扰乱多年，其主政者之困危，人民之痛苦，远过于我中国，即以粮食之窘乏而论，读瞿秋白之《赤都心史》可知当时彼过实况，而中国则自解放以来，恒处丰裕，仅最近二三年，以天灾略有困难，然以党之英明政策与迅速措置，人民所受损害极小，尤其对我辈老教师之生活，照顾周至，近日尤优厚，绝无如《以革命的名义》中所描写之儿童久饿而争面包之情形，然在今中国仍有专重个人之贪欲及私利，而不安分守己以恪遵党国之政令者，若辈有愧于此电影剧中之二童子多矣。故以阶级斗争及粮食问题为主题，《以革命的名义》电影，对我国今日之观众，实最富于教育之意义及影响”。这是吴宓第一次参加电影讨论会，并结合社会现实作发言。应该说，他拿捏得比较准确，符合表态性发言规范，经历过多次学习教育的吴宓也逐渐学会了如何结合现实，联系自己作表态发言。并且，他还将该电影与瞿秋白作品内容作比照，起到肯定当下社会而深受教育之效果。但瞿秋白的人生和文学作品曾在党内存有争议，仅简单套用也是有风险的。1961年2月9日，吴宓与朋友观看电影《聂耳》。2月16日工会又请观看《黄浦江》，吴宓害怕泥雨，将票送了人。4月9日观看由曲波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林海雪原》。4月28日工会请看《革命家庭》。吴宓对电影的故事人物、情节和细节均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说它“叙共产党要员，1927在长沙被蒋反共杀害，当救其妻及子女至汉口，再至上海，先在纺纱工厂苦作。后得党派与职务，妻入党后，却充女仆，后为富商夫人，实则为共党机关任联络通信及文书宣传工作，某年，被侦知，捕入狱，妻坚持‘不认识’其长子，宁视长子被枪决（实未死），妻旋释出，至1937国共联合抗日，在上海组织红旗游行，母子重遇，庆更生，此时党招其全家母子四人往延安。剧终”。吴宓以简洁、干练之笔描述故事情节，跃然纸上，如在现场。8月10日，获工会赠票，“命观电影《红旗谱》”，吴宓却“以为时太迟，未往”。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并不十分有兴趣。12月9日，工会赠票看电影《洪湖赤卫队》，他只作了寥寥记录，“原系歌剧，演1927至1930年鄂西事，剧终主角为党委书记韩英”。1962年2月18日，周末上街买票看《三八线上》。8月11日，获工会赠票观看《光荣的历程》，表现北京市女民众参观历史博物馆之所见，“自1840鸦片战争至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重要史绩（由共产党之观点与立场），略参活动数景，余皆静图”。11月5日，邻居钱泰奇请吴宓观看电影《健美体操》及《1962欢度国庆》，11月27日，参加重庆市统战部报告会，会议期间“乘车出看电影，至则大雨，路湿水，履未透”。没有记录电影片名，29日，再到政协礼堂观看电影，仅记有其事而已。
1963年1月26日，获工会赠票看《李双双》，吴宓叙述了电影主题，“借孙喜旺与李双双夫妇二人，写农村中（1）资本主义、个人主义（2）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两条路线之斗争”，吴宓还加了一条注释，“参阅1963一月二十三日《重庆日报》所载甘犂《为李双双拍手赞好》一文）”。但他没有发表个人看法，只是抄录他人意见，或许是为了应付有关检查。3月7日，观看工会赠票电影《南海潮》，其中“以刺刀戮死妇孺，详细描摹其凶残之情景”，让“宓观之极为难受，甚悔来观此电影”。7月27日，观看由屠格涅夫小说改编的《前夜》，他也未作只言片语。10月17日，被外语系学生邀往观看英文电影《冰海沉舟》，即后来的“泰坦尼克号”。12月23日，观看电影《跟踪追击》，主要叙述深圳边防检查站发生了一桩可疑的提包案件及其破案的故事，故事惊险曲折，但却引不起吴宓兴致，只看不说，不著一字评语。这也是吴宓看电影的主要方式，“奉命”观看，但不作置评。
1964年4月20日，吴宓“携电炬及伞，着皮鞋”，冒雨到街上观看3个电影短片《矿山血泪》《曹雪芹纪念》和《江山如画》。6月7日，由其助教告之，邀约邻居同看《周总理访问各国》。10月2日，又看由胡万春小说改编的电影《家庭问题》，发现剧中扮演大姨妈形象演员是1950年刊于《人物杂志》上的吴茵，回舍后还翻阅了《大众电影》杂志。10月9日到成都参加四川省政协会，会间观看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只认为演员“彩色服饰奇艳”。16日观看《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在马里》《兵临城下》《几内亚》。11月28日观看《光辉的节日》，放正片前还加映了《不能忘记的地方》。12月27日，上午看“1964巴拿马反美斗争”，“解放军生活”和“1964年11、12月北京及各地声援刚果反美侵略之示威游行”等有关时事记录短片，只是“观者寥寥”。1965年2月4日，吴宓观看工会赠票电影《丰收之后》，吴宓说它叙述1962年夏山东一大队支部书记赵五婶“忠且智”，已开贫下中农与投机分子、盗窃分子和个人主义作斗争，力主售粮给国家，终获胜利，丈夫一时糊涂，“终亦悔悟”。吴宓的评语是：“全剧之结构与枢机，与宓1964在成都所观之《天山红花》电影，极相类似”。2月10日，将系工会电影票《红管家》送给了邻居钱泰奇教授。4月11日，“上午，入碚市，奉命持票，在人民会堂看《怎样计划生育》电影，与澄家旧仆杨嫂同坐”。“澄”即历史系李源澄教授，1957年因“反右”而去世，已71岁的吴宓还被要求去观看“计划生育”电影，还遇见了一熟识的乡下妇女，这有些荒诞的看电影不乏事与愿违的意味。5月2日，吴宓买票观看《红色娘子军》，在日记里他还详尽地叙述电影内容梗概，并与《洪湖赤卫队》作了比较。7月23日上午观看电影《烈火中永生》，晚上又看内部电影“（一）《海上练兵》，（二）《山东民兵比武》”。吴宓曾有过一次看两部或多部电影经历，但却没有在一天连看两次电影的劳累，这其中显然有组织安排的需要。9月11日，他自己再购票观看电影《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11月6日，又被要求观看3部电影，吴宓看了前2部《盐工血泪仇》和《南海的早晨》，第3部彩色歌剧，吴宓嫌其“重复，冗长”，他提前离开，连片名也记不住。
1966年元旦，吴宓与同事观看《椰林怒火》，属于越南反美影片，吴宓却感觉“系《东方红》式，出场之人数众多，其中十之八九皆妇女，以歌舞为主，无故事可言”。2月9日购票先看新闻片《公祭黄炎培》《王杰班命名》《一片红心为人民》，又看《清华大学民兵训练》，他从影片里看到“全是‘备战’之新世界。旧址只能见大校门、大礼堂、圆明园石柱而已”。最后才是电影正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耗时两个多小时，但吴宓还是承受下来了。3月7日观看工会赠票的《柜台》，它据高国思话剧改编，叙杨桂香不甘作皮鞋售货员，在闹出种种笑话之后，吸取父亲教训，并受师傅教导，“尤其由阶级矛盾、新旧社会对比而后悔，得成一改造完善之女营业员”。显然，吴宓看懂了影片中新旧社会和阶级矛盾的寓意，也许历经多年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吴宓已逐渐熟悉当代电影背后的政治密码。4月17日，观看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红岩》，4月26日，再“奉命”观看“批判电影”《兵临城下》，他未作内容记录。29日观看城市人民防控和消防电影，5月20日，观看由夏衍指导，谢晋编导的“批判电影《舞台姐妹》”。第二天上午，中文系组织讨论，同时学习“重庆日报”转自《人民日报》署名东锋的“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评影片〈舞台姐妹〉”。25日，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3个教研室联合组织讨论批判《舞台姐妹》，吴宓第一个发言。6月25日被组织观看批判电影《逆风千里》，7月24日，观看批判电影《桃花扇》，由欧阳予倩原编，孙敬导演。有关“批判电影”，吴宓观看后均未作评论，也许他多有顾忌。
1968年1月16日，同事同去观看《怒潮》电影，他却因“反动学术权威”身份，“不许往观此电影”，并被告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当在“批判、斗争”之时，也“只须忍受”。因吴宓的阶级身份问题，不允许看电影，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在特定时期，鼓励、允许或禁止作某事或说什么的话都有其特殊背景和组织要求，而“组织化的生活本身，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力量”。不能去看电影但还可以阅读电影剧本。3月15日，中文系办公室给吴宓送来“毒草”电影剧本《青春之歌》油印本，16号字，吴宓很快将剧本读完了。1969年2月1日，学校教职工同往观看电影“刘少奇主席及夫人访问印度尼西亚”，他人担心吴宓曾被斗争，“革命群众见宓或加侮殴，故不令宓往观电影”。这也是一种理由，吴宓从不能选择看什么电影的自由到最后失去看电影的自由了。1971年9月22日，“众观电影。宓10时寝”。这时的吴宓身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梁平分院，他的腿被摔折了，行走不便，身体原因让他不能去看电影了。看电影与看书不同，需要空间移动，吴宓自己已经无法到影院去完成观看行为了，“影院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私密性的观看空间，在这个空间，观众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观看’”。吴宓被作为斗争对象教育改造，身份不让他去看电影。10月4日，“众看电影。宓不得早寝。奉命扣关外室门而坐守，以俟彼等之归，而为立刻开门，故宓守至9：30乃得寝”。吴宓有了“守门”的经历和身份。12月8日，小组学习，同室的人们“围炉烤火而闲谈，由球赛至电影”，吴宓插不上话，因为不熟悉谈话内容。12月29日，众观电影，这次没有让吴宓去守门，他早睡，“9时寝”。1972年1月10日记载“众观电影。鬣兽独鸣”。这里的“鬣兽独鸣”是写实还是写意，表达的是愤怒还是恐惧，不得而知。1973年3月31日，吴宓由邻居之子护送观看了《中国乒乓球访问墨西哥、加拿大、美国进行友谊比赛》之彩色电影。9月14日，再由邻居之女护送冒雨看朝鲜电影《卖花女》，“宓甚不喜该片，以为无结构，又无意义”。吴宓观看电影早已不是他个人力所能及的事了，需要他人护送和照看。
吴宓观看电影，不是吴宓的个人行为，而有特定时代的文化表征；它不是浪漫的生活风景，而是严肃的思想活动。他不但看电影，而且还发表评论，敞露了他的思想立场和艺术趣味。1949年前，吴宓观看的电影几乎都是西方译制片或原声电影，属于世界电影中的经典之作，但观看之后，他没有发表更多的评论，反而是在1949年后，他被“赠票”而“奉命”观看电影，且对这些带有教育和宣传性质的电影时有评点，虽多只言片语，缺乏深度分析，但也拥有多重意义和意图。看电影是吴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可作为“重述文明史和文化史的方式”，至少可以验证吴宓在学院派体验之外，所经历的影像体验，以及它们如何与社会时代，与吴宓的知识、思想和情感发生关联。
1955年11月6日，吴宓观看苏联纪录片《激流之歌》，却引出了他的一番感慨和忧虑。该片的构思比较巧妙，将宏大主题融入自然风景，以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和亚马孙河等6条河流为背景，拍摄沿河人民生活，表达工人阶级的两种生活命运，一是受资本主义压榨剥削者正为争取自己的幸福而斗争，二是被解放者则成了命运的主人，最后，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像不可阻挡的激流，将改变世界的面貌。影片将自然风光与政治主题结合起来，把世界火热的革命斗争融入优美的自然风景，有鲜明的诗化电影特点，引起观众产生既赏心悦目又激情澎湃的感受，但吴宓却从影片里发现了不同的言外之意。他认为：“盖就五大洲之各大河（中国之长江是其一）之实景，而描叙今日全世界劳动人民革命胜利与成功者也。宓所感者，此革命必成功，其大势已定，无可逃免。但成功之后，全世界之人，皆丰衣足食，工作享乐；然而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若人性不变，久之必乱，将何以治之？彼以党及主义为治者，其党之纪律与组织，其主义之真实性与煽惑性，又岂能维持统束全世之人于千百年之久，而不懈不驰、不衰不敝者乎？故若由长久以观，未来之情形仍不堪设想者也。”吴宓批评了电影所表达的简单做法，还联想到了中国文化的命运，“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该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吴宓从电影欣赏表达了对社会时政和传统文化的忧思，特别针对因社会统束而致精神衰敝，中国文化精神或出现失衡，道德风俗或走偏之趋势，他不无恐慌和担心，于是主张注重长远，兼容传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路。吴宓处事作文非常固执，属于典型的迂阔之人。一旦认定了的思想观念，他一辈子也不会改变。吴宓不是一条河，而像一座山。1956年1月21日晚上，他观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1957年2月9日，观看电影《孤星血泪》，该影片改自狄更斯小说，又名《远大前程》。1958年1月3日与邻居钱泰奇同看电影《天职》，吴宓被其“感动流泪”。
1964年7月3日，观看《青年鲁班》，叙“忆苦思甜”，“不学而孤贫之青年建筑工人，其聪慧智巧乃出专家、学者、技师之上，卓然有所发明，不学而能”。在以上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吴宓的价值判断，他并不赞同影片所表达的“不学而能”弃智主题。9月13日，观看电影《北国江南》，吴宓特别加以标注，“编剧阳翰笙，导演沈浮，女主角银花由秦怡饰，面貌有时极似吴静文”。吴静文曾是吴宓学生，长得很漂亮，此时正在合川参加四清运动。这是典型的有关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电影，吴宓参加了中文系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批判该电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及人道主义思想，他首先作发言，没有谈论影片的内容主题，只说影片内容表现的是解放前，而非解放后之社会，同时，“此电影剧本缺乏思想内容，无主题亦乏结构，亦只注重三四个别人物（尤其银花）之描写。即在演员之艺术表现上，亦只注重若干镜头（如秦怡饰银花之盲目泪流等）特写，而不顾全部之情节、动作。由是，去大悖于今日阶级斗争之思想观点与为工农兵服务之艺术要求，不待言矣。各报所载，诸多批判《北国江南》之文章，宓皆已细读过，兹不重复引述”。吴宓首次在这里谈论电影的艺术手法，涉及到电影的结构、镜头、情节及其表演动作，属于电影专业术语，尽管他的评价比较粗略，也还像模像样，特别突出了电影叙事结构要连贯和紧凑。这也许是一个普通电影爱好者的诉求，吸引人，好看，是电影叙事最为基本的条件。
1964年9月17日，吴宓观看了电影《早春二月》。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电影”，可算当代电影经典之作。其小说和影片都大胆切入并思考社会伦理与个人爱情的冲突矛盾，更神奇而精妙地演绎出萧涧秋的儒雅，陶岚的美丽以及文嫂和孩子们的沉重。它具有丰富而独特的人性人情之美，这恰与当时的阶级斗争主旋律格格不入，被批判被斗争也是自然的事了。吴宓也认为该片“形象及表演甚美，剧中主角萧涧秋，似屠格涅夫小说中所写之《多余之人》（有感情，而实无用）。本可娶陶岚而助李文嫂母女，人我皆安，自获幸福，胡乃造成悲剧耶？宓有感于1928处心一与彦之间，自伤亦是萧涧秋一类人。自己错误、失败、吃亏，幸未对人有大损耳”。他不理解萧涧秋舍爱情而从道义之行为，庆幸在自己身上并未出现萧涧秋的悲剧结局。他由电影联想到自己，把个人情感和经历带进了电影。9月27日，教研组组织讨论，吴宓第一个发言。他认为：“影片甚美。富迷人之力，有如含毒之酒。就其剧情论，彼萧涧秋，舍极美而多情之陶岚而娶憔悴贫穷之寡妇李文嫂，殊非人情，若仅为救助文嫂母女，则当如碧柳昔年之助李淑仪者，引其由湘至蓉，教书自活，斯为善道，何必强爱之而适以害之。至若随缘救护共产党人，则当宓1925春在清华夜赠雷从敏三十元，以后永不闻问可也。且剧中人物情事，本皆与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相离甚远，何必‘贴上标签’，使投身‘时代洪流’，以提高其声价，以遂成‘四不像’之局面，允当批判，殊属多事也矣”。吴宓肯定了它的“富迷人之力”，但又“有如含毒之酒”，吴宓喝了美酒又说有毒，他的艺术感受和价值判断出现分裂，这是在特定语境下说话的必然状态。吴宓在评论影片时有些东拉西扯和牵强附会，把好友吴芳吉和自己过去未曾证实的事也带出来，未免不会节外生枝，乃至出现更大的祸事，让他吃不了也兜不走。这样的情形也确实时常发生在他身上。
吴宓看电影属于他的日常生活，不无娱乐消遣，也是他认识社会，改造自我的方式，与其思想和情感都有关联，显现了他思想的传统特征和唯美的情感取向。一般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主要借助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式，来揭示“社会行为特点、形成的生活原因以及他们的社会效应”。讨论吴宓的电影行为就有这样的意图，它们虽然都是吴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或只言片语，但却独特而丰富的呈现了吴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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