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之声｜浙大智库青年说

 近年来，学校秉持“求是创新”校训，坚持以真理为依归，以天下为己任，引导广大教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打造了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以经世济民的决策咨政工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涌现出一批调研扎实、思想活跃、积极建言的青年智库人才。学校专门成立了智库青年联谊会，评选产生了一批“智库青年之星”。本期，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得。

赵  骏

光华法学院教授

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途径。智库建设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人才献言献智，形成专业、创新、高水平的咨询成果，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从自身服务智库的经验出发，我有几点心得体会：

智库建设，其“根”要扎实稳固。当前，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智库建设必须坚持思想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立足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站位。学者研究亦要占据理论高位，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导向，并在此基础上树立学术自信，形成根植中国又面向世界、专注当前又瞻瞩未来的智库贡献。

智库建设，其“芯”要高端前沿。必须牢筑智库研究的理论素养与专业功底，加快构建完备的智库研究人才治理体系，吸纳、培养、充实具备宏观视野、全局意识、高水平研究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各层次人才。作为学者自身，更需要不断深耕学科前沿、提升创新能力、厚培理论功底，放远战略目光，聚焦为学之用，为政之用的研究目标，积极建言献策，在决策咨询上充分发挥自我效能。

智库建设，其“路”要顺畅切中。智库建设需联接起决策部门的切实需要与学术部门的研究重点，形成有效互促互动，回应实践需求。学者应借助与决策需求部门建立的良好沟通机制，以公共利益为实际导向，瞄准现实痛点、难点，以有效增强智库产品与决策实践的黏度，并形成具备可行性和实操性的建议。

黄  灿

管理学院教授

我的研究方向是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我很高兴能够利用自己的研究专长为政府部门决策贡献力量。

2018年前后，我注意到随着高科技企业人员流动的增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更多的基于这些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出现，专利对上述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保护效力不足的局限性越发凸显，而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商业秘密保护。同时，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演化和不断发酵，且日渐显示出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知识产权既是贸易战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中美博弈的焦点问题。

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搜集了相关资料，整理撰写了一篇智库报告，提出“我国必须长远谋划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将商业秘密的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争取贸易争端博弈的有利地位并支撑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等观点，并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2019年这篇报告上报后获得了采纳。

在2020年11月30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表重要讲话。在他的讲话中谈到六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他指出“要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加大对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目前，我就如何建立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和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展开合作研究，探讨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方案。这一工作是我2019年的智库研究工作的延伸。

茅  锐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随着生产成本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上升进一步给农业转型升级造成了外部压力。我大约从2018年起关注到，作为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之一，发达国家以技术标准为由对我国出口农产品施加的非关税壁垒这两年大幅增加，增速远快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于是我与团队开始搜集这些国家通过进口边境管制实际使用非关税壁垒的数据，开发适合高频率数据的分析方法，识别边境管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揭示发达国家采取边境管制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

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国农业经济评论》等杂志和国内《国际贸易问题》等杂志上。但为了真正帮助我国农业生产者和企业有效应对贸易壁垒，我们必须基于这些研究发现，对如何完善出口风险预警体系、健全农业综合监测服务、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此，我们于2019年起对农户、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开展了走访调研，试图寻找有效可行的政策方案。我们针对上述问题撰写了3份研究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等的采纳，其中一些建议还在政府实际工作中得到“落地”。

农业经济学是一门以应用性为主的社会科学。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应当兼具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研究和智库研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的不少学术灵感来自于现实观察。与此同时，我也坚信扎根中国大地开展科学研究，用智慧助力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每位学者的光荣使命。

庞  虎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工作，“顶天”，就是瞄准学术前沿，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立地”，就是立足社会现实，顺应国家重大需求。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就一直遵循“内圣外王”的先师之道，沿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路，努力达成学术探索与政治关怀的无缝衔接，实现了学统—道统—政统的有机统一。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既是对文学创作层面的内在规训，更是对文人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期待。

从学术的生成脉络来看，最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确实发端于兴趣爱好驱动下的纯粹学术探索，其研究成果也只是被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人士所认可。但如果成为真正的科学，是要既反应现实又能指导和改造现实的，当它表达更多的利益诉求、蕴含更多的思想情愫，从学术共同体走向公共视野乃至国家层面的时候，学问就实现了从学术领域向政治领域、从思想理论向意识形态的飞跃。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石，研究成果如果既能开辟学术前沿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便具备了资政服务的更高意义。所以，高校的智库工作本质上就是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升华，是对长期以来“为学术而学术”“价值中立”等狭隘视野的重大突破。

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的关键时刻，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思想理论界的矛盾斗争也日趋激烈，这既给国家的科学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学术界的创新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问题出在哪里，研究就应该做到哪里。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应该走出书斋式的狭隘理念，紧跟国家需求，回应人民关切，遵循问题导向，积极为国分忧，为民立命，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科研成果，才能彰显知识分子应有的“济世”本色。

贾晓静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东亚季风是全球气候系统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季风异常会引起气候环境灾害，比如夏季的洪涝、干旱、热浪以及冬季的低温、雨雪、冰冻和雾霾等，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认识季风的变化规律和其背后的物理机制，提高气候预测技巧，是国家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也是对我国的国民生计和长期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的科学研究。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是全球气候变暖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增温的趋势更加显著。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东亚气候异常的特征和可预测性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事件，包括极端温度、极端降水和极端干旱等事件特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气象灾害出现强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泛的特点。

我和团队成员们长期专注于气候动力学和短期气候预测方面的研究，从海陆气多因子，多时间尺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东亚气候变异机理和可预测性，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国际上几乎所有的气候模式在东亚季风区的预测技巧普遍较低的问题，最近两年，我带领研究团队在传统的统计预报和动力气候模式预报的基础上，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建立气候模型对东亚地区进行预测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我们建立的预测模型能够有效地提高某些地区的气候预测技巧，为国际短期气候预测领域提高东亚季风区的气候预测水平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我们也积极关注气候变化引起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研究积累去阐释相关现象、引导公众认知，并且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杨  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阐明了以森林、湿地、草地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生态和经济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不过，由于大部分生态产品（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具有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固有地缺乏市场交易体系，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产权不清晰、定价无依据、交易成本高、项目融资难、政策障碍多和价值实现难的堵点和痛点。

为了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上述困境，结合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基础，依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和浙江省大花园建设的契机，我与合作者从生态产品价值（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方法、“两山银行”平台和生态产品交易制度设计三个方面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从而培育生态经济的新动能。

其中，GEP核算的技术方法是基于国内外1997年以来生态服务评估的大量研究，其目的就是为生态产品和生态效益提供度量衡的依据。通过我们的努力，2020年浙江省发布了国内首部省级GEP核算标准。我的团队也开展了全国首个村级GEP的核算和项目GEP的核算应用。

早在2006年，我在浙江大学做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就对生态服务评估的前沿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了弄清楚这一领域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当时几乎是一门心思啃文献，熟读了国际上2800多篇相关的核心文献，还建立了一个离线文献数据库。回想起来，正是当初的苦功夫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回国工作之后，赶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蓬勃发展，正好学以致用，尽一点绵薄之力。

林成华

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形势下，面对政府决策部门的高质量“知识供给”要求，高校智库研究亟需突破传统，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迭代。

一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会诊”式智库研究成为新的趋势。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重大挑战，单一学科知识破解乏力，通过多学科交叉会聚探索重大挑战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多学科思想、方法与技术的会聚融合为广大智库研究人员带来超越传统范式进行思考的动力，增加了创新和成功解决重大问题的可能性。

二是从研究方法的视角看，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成为高质量智库研究的基本要求。智库研究强调对研究对象做出“唯实”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规律和政策设计“求真”，以实践逻辑的总结推动政策理论逻辑的优化。其中数据采集侧重从科学知识、实践经验和数据资料三个层面输入，数据揭示侧重客观规律描述、影响现状分析、现有政策评估等，综合研判侧重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可能影响、未来政策布局等，并最终形成兼顾短期治标和长期治本的对策建议。

三是从研究者角色的视角看，智库研究人员不仅要在某一领域有深厚的积淀成为优秀的研究者，同时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组织者。面对复杂问题，智库研究人员需要从传统的从单干模式转到协同攻关模式。为了从各个层面、各个维度更加深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智库研究人员还需要组织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管理者、决策者开展协同研究，以寻求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四是从研究成果评价的视角看，高校智库亟需建立一套相对独立于传统学术评价体系的智库成果评价体系和知识价值导向的成果激励模式。智库成果评价机制具有重要的功能性、引导性作用。我们既要看研究成果显性的量化指标，也要看隐性的非量化指标，既要看其短期价值，又要看其长期影响；既要注重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也要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李拓宇

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0年是特别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对我的职业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疫情防控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在另一条战线上，广大科研工作者也迅速投入应急攻关，取得了大量成果：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推荐到临床一线救治；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疫苗研发；通过对病毒生存环境、传播途径方面的研究，为制定完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多个动物模型，为药物、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科技成为我国抗疫“杀手锏”，为民众筑牢一道疫情防控的“防火墙”。

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求是信念，顿感责任重大，也希望能够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立足当下国情、民情、疫情，在最富创造力的年华里，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找到将纯粹的理论探索转化为有利于民生福祉决策参考的最优路径，也正是这份执念让我在2020年3月博士后出站时，毅然选择了到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开展智库研究工作，为国家制定和出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评价等相关规划、政策积极提供决策参考。

短短一年的时光，我深刻理解到智库研究工作是一项集学术性、战略性、实践性、时效性等于一体的综合研究，需要立足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民生福祉等，以化解矛盾、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等为目标，基于已有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观察，及时响应和快速反应，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专业科学、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智力支持，使成果能够“用得上”。而讲求时效性的表面下，也依旧需要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素养。

倪  好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两年前，我入职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明确了在“智库研究岗”这一特殊岗位长期工作。

事实上，在大学中办智库，仍是新鲜事，很多体制机制尚未改革。其中激发智库人才活力是关键问题。对“青椒”来说，做智库，是否可以得到晋升，是否可以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受到重视，是否可以享有同样的尊重，以及相应的成果是否可以得到科研奖励，等等，都是十分关切的问题。相比于其他高校，我校在智库有关改革上已经走在前列，也为我们青年智库教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2019年我赴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挂职锻炼，其业务职能相当广泛，包括人口、教育、卫生医疗、体育、旅游、托育、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等等。在这一年的锻炼中，我深刻了解到了“国家”这一个宏大的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一项政策是如何从一个想法逐步演变成国家文件的，也了解到了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到政府决策中。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逐渐意识到，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具有经世济民、“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神圣使命，研究要对接“时代之需”，破解“现实之问”，尤其是经济、公共管理、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在“破五唯”的当下，我们也更应该了解到，一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咨询报告，其价值完完全全高于一些低水平的论文。大学既是“象牙塔”，也是时代的“发动机”，具有学科支撑优势、人才队伍优势、校友网络优势、图书资源优势等其他智库难以比拟的优势。高校本身的学术研究与智库成果的转化具有相通性，如我校在“一带一路”、区域协调发展、“最多跑一次”等领域的研究，不少都转化成了智库成果，服务党和国家的决策。

来源：《浙江大学报》2021年4月30日第2版

编辑：寿容儿

审核：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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