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亚||改变世界的奎宁：全球环境史视野下人类对金鸡纳的认知、引种及影响（1853—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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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林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

金鸡纳，又称“伯爵夫人的粉末”或“耶稣会树皮”，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大灌木或小乔木，分布在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的生物碱。在欧洲殖民帝国的操控下，金鸡纳的跨国引种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至今，金鸡纳深受国外学术界的青睐。金鸡纳树皮的分类、结构最先成为药理学家关注的焦点。在帝国史研究层面，学界探究了金鸡纳的贸易网络、种植园资本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交流，雷丁大学南亚史专家罗翰·罗伊认为“金鸡纳、奎宁和按蚊加深了帝国本身的政治结构和生物基础”。丹尼尔·海德里克持同样的观点，“科学的金鸡纳生产是一项卓越的帝国技术，使欧洲在19世纪向热带扩张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显然，控制奎宁生产成为欧美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环境史兴起后，一些学者考察金鸡纳移植造成的生态破坏，探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金鸡纳种植园与当地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疟疾、植物等非人类有机体与殖民扩张之间关系的理解。国内学界从物质传播史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学者采用全球史的视角。笔者试图将金鸡纳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分析这一具有“跨国性”特征的植物与欧洲向热带扩张之间的关联，进而考察它在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的作用，评估金鸡纳移植引起的生态变化。 

一 殖民药用植物学勘探与欧洲对南美洲金鸡纳抗疟疗效的认知过程

欧洲对外扩张中的药用植物学勘探源于国内外的疟疾问题。15—16世纪，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疟疾在温带地区比较流行。地中海国家长期受到疟疾困扰，罗马在历史上有四次爆发，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称之为“瘟疫之城”。“沼泽热”(marsh fever)和“间歇热”(intermittent fever)是其早期名称。

当欧洲向热带大陆开始扩张时，发现各种疫病尤其疟疾是殖民者面临的主要瓶颈。1569年，葡萄牙向赞比西河流域派遣的一支远征队中，船员大部分死于疟疾；1777—1779年，威廉·博尔茨(William Bolts)在非洲德拉瓜湾探险期间，其船员死于疟疾的比例高达87%。菲利普·科廷研究发现，1817年至1836年在西非服役的英国皇家海军疟疾死亡率高达66.8%，在塞拉利昂的比例为48.3%，而在缅甸和锡兰为4.5%和7.5%，非洲被称为“白人的坟墓”。不仅是非洲，欧洲探险者在前往美洲、亚洲的途中往往因恶劣的气候和各种疾病而丧失生命。

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向东方寻找香料，一些医学家和博物学者便展开了寻找热带药用植物的历史。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克里斯托瓦尔·阿科斯塔(Cristobal Acosta)和加西亚·奥尔塔前往印度、锡兰和马来亚等地，勘察、搜集植物标本，将多种草药植物引进葡萄牙，分别在1563年和1578年编成《药材与药品的对话》和《论东印度的药品和药物》)两本专著，在欧洲医学界受到欢迎。18世纪，荷兰药剂师也垂涎于亚洲的药用植物，他们相信一些具有特殊成分的药用植物经过研究、筛选和试验，能够治疗热病。

除热带亚洲外，非洲和美洲也是欧洲殖民药物学勘探的重要地区，如非洲的毒毛旋花子、墨西哥菝葜等都流入欧洲并成为医疗中受欢迎的药物。17世纪之前，西班牙人主导美洲植物和药物向欧洲的转移，西班牙医生和植物学家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所著的《来自新发现的世界的好消息》记载了大量关于美洲疾病及植物疗法。到18世纪末，来自东方和新世界的药物在欧洲市场增加了25倍，仅每年进口到英国的药物价值就达到10万英镑。正如曼彻斯特大学医疗史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所总结的那样，“新的药用植物进入欧洲医学，产生了新的药房和医学文本。19世纪，他们通过实验研究外来植物的活性成分，从而建立了现代药物，从那时起，热带植物就开始制造现代药物”。

欧洲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南美洲药用植物的勘察中发现了金鸡纳，并针对金鸡纳是否为本土药物进行了辩论。一位作者断言，“当地人对金鸡纳的药用特性一无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西班牙所译的印加药典文献中”。然而，一位奥古斯丁修会僧侣却声称自己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金鸡纳的效用，谈到：“洛萨(Loxa)生长着被称为‘热病树’(fever tree)的树木，树皮呈肉桂色，粉末可加在酒水中治疗热病和间日疟。”布罗克韦也认为：“治疗热病的本土植物疗法比欧洲医生的技术有效，皮萨罗(Pizarro)士兵更喜欢本土医生的治疗方式。”无论真相如何，金鸡纳很快成为受欧洲欢迎的药物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索尔·贾乔对金鸡纳在17—18世纪传播研究推断，秘鲁金鸡纳树皮向欧洲出口的时间始于1631年或1632年。

金鸡纳在欧洲的传播首先面临来自欧洲传统医学信仰和教会的反对，导致其在17世纪的欧洲并未被普遍采用。传统上，欧洲大部分医师和药剂师都信奉“盖伦治疗理论”，采用释放体液、放血、催吐剂等疗法，显然金鸡纳与这一医学常识相矛盾。有些人甚至认为，使用金鸡纳治疗发烧在理论上既不合适，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1644年，英国医师翰·伊芙琳(JohnEvelyn)写道，“英王查理二世拒绝用金鸡纳治疗疟疾，因为这不被教会所允许”，尽管伊芙琳知道金鸡纳树皮的性能，但他也没有将其用于治疗身患疟疾的儿子。意大利医生拉马兹尼(Ramazzini)更是固守传统疗法，直到1719年，金鸡纳在意大利仍然不受欢迎。

因此，正如伦敦一位外科医生所说的那样，“在早期，金鸡纳的声誉只能依靠其有效的经验传播”。当名为托马斯·史密斯的患者被红色树皮治愈后，就开始大肆宣传其好处。1650年，金鸡纳被带到了比利时，1654年首次在伦敦获得认可，1677年英国人罗伯特·塔伯(Robert Talbor)因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的疟疾而被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任命为药剂医师，随后秘鲁金鸡纳树皮第一次被纳入英国官方药典。虽然金鸡纳的抗疟作用仍被欧洲学界怀疑，但迈出了被医学界所认可的重要—步。

与此同时，为确定金鸡纳树皮的成分等特性，欧洲开始了对金鸡纳的植物探索。18世纪30年代，法国探险者孔达米纳(MM.Dela Condamine)成为第一个研究金鸡纳植物的科学家，在其《回忆录》中对这种植物的形状、色泽进行介绍。1742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Linne)建立了金鸡纳植物属，为纪念西班牙总督伯爵夫人而借用其名字将其正式称之为“金鸡纳”，这一术语被大多数植物学家使用。梅塞尔·胡克(Messrs Hooker)将最具药用价值的金鸡纳属概括为12种，分别是盛产于新圭亚那和厄瓜多尔的白色树皮、厄瓜多尔的红色树皮、秘鲁南部和玻利维亚的黄色树皮。1779年，化学家布盖特(Buguet)和科尔奈特(Cornette)第一次进行实验，1790年，福克罗伊(Fourcory)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金鸡纳红”(chinchona red)的物质。1802年，法国化学家阿尔芒·塞金(Armand Seguin)断言有必要找到区分金鸡纳树皮优劣的标准，1815年，爱丁堡的邓肯博士(Dr.Duncan)提出，金鸡纳中存在“退烧原理”的物质成分。最终在1816年，葡萄牙海军外科医生的戈麦斯博士(Dr.Gomez)首次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称之为弱金鸡纳碱(chinchonine)。

以此为基础，金鸡纳的成分最终被确定。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Pierre Joseph Pelletier)和约瑟夫·比奈姆·卡文图(Joseph Bienaime Caventou)认为金鸡纳树皮中存在一种类似于吗啡和士的宁(strychnine)植物生物碱，并从中分离出了金鸡纳的两种生物碱，为奎宁(quinine)和辛可宁(chinchonine)。

对金鸡纳的探索，激发了欧洲殖民者寻找这种有利可图植物的强烈兴趣，金鸡纳树皮奎宁含量等级的划分也使得树皮采伐首次成为一种可测量的有效方法。于是，金鸡纳从一个地方性药用植物逐渐成为欧洲列强互相争夺的全球性商品。 

二 欧洲列强对金鸡纳树皮的激烈争夺与南美洲金鸡纳资源的枯竭

17世纪中叶，在欧洲还未确定金鸡纳成分前，欧洲就对南美洲金鸡纳开始了争夺，以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为主。伦敦市场金鸡纳树皮进口量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1668年进口到伦敦的金鸡纳仅为2778磅，而在1699—1701年平均每年的金鸡纳树皮进口量为2045磅，1752—1754年金鸡纳树皮的年进口量增加到98万磅。据估计，1667—1774年，金鸡纳进入伦敦市场的数量占同期其他植物药品的40%。然而，当西班牙殖民官员听到英国商人大量交易金鸡纳树皮的事实后，“表现出愤怒和不安”，认为只有西班牙政府及其商人才能从大西洋金鸡纳商品贸易中获益。为加强与伦敦市场的竞争，西班牙几乎每年都有大型远洋船只注册成立，使得金鸡纳进口数量大量增长，从1718年至1724年，西南海岸加的斯(Cadiz)港商人报告共进口了103375万磅金鸡纳树皮，年平均进口量为14775磅，然而从1752年至1758年，南美洲进口到西班牙的金鸡纳树皮出现了“蓬勃发展”，共有2225487磅金鸡纳树皮进入加的斯港，年平均进口量高达317925磅。

很快，西班牙就面临来自法国的竞争。在接下来的7年中，西班牙市场的金鸡纳树皮进口量有所下降，年均仅有29317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来自英国的竞争外，法国也成为他们跨大西洋金鸡纳贸易的强烈对手。1735年5月16日，由孔达米纳等人组成的一支法国探险队，揭开了收集金鸡纳的序幕。他们遍寻基多(Quito)、洛萨，将收集到的树皮经由亚马逊河、洛萨地区运往法国。大多数金鸡纳树皮采自秘鲁和厄瓜多尔，先运至秘鲁西北部港口派塔(Paita)，到达巴拿马后，从巴拿马北部港口运往西班牙和欧洲。不过，一些走私者并不经过这条西海岸线路运送金鸡纳树皮，而是沿着大西洋，向东穿越非洲大陆到达欧洲，巧妙避开西班牙的东部航线。

欧洲市场奎宁需求的增加导致南美洲金鸡纳森林资源的枯竭。自1820年奎宁从金鸡纳分离出来后，金鸡纳的抗疟作用在欧洲得到官方认可，奎宁在欧洲海外探险中大量使用。英国陆军医疗部将奎宁列为必备药物，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农业部也将奎宁作为最主要的对抗“热带病”的药物。在非洲，治疗疟疾的放血疗法越来越让位于奎宁的普遍使用，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床头放置一罐奎宁丸”成为西非黄金海岸欧洲探险者的常态。随着欧洲对奎宁需求的增加，在玻利维亚、秘鲁等南美洲政府的怂恿下，金鸡纳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各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然而非科学的采集方法导致金鸡纳树皮的日益稀缺以及森林的破坏。

其一，欧洲收集金鸡纳树皮的方法导致不可再生。根据西奥多·欧文的说法，剥离、刮平、修剪和连根拔起是最常用的四种方法，这种野蛮方式导致资源枯竭。当树皮被刮平后，虽然树皮能够暂时得到更新，新树皮也会比旧树皮含有的生物碱含量更高，然而这样持续2~3年后，树皮下面的细胞层将不复存在，就会面临死亡，以致最终无法长出新的树皮。1839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廉·胡克认为：“事实证明，将树木完全砍伐而不是直接剥离树皮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这样避免了昆虫对被剥离树皮的攻击。”然而，这种方式直接导致金鸡纳树木的迅速减少。金鸡纳树的生长周期为5~6年，远远低于树皮收集的速度，无法满足欧洲的市场需求。到19世纪中叶，荷兰、英国都承认这一点。

其二，欧洲几百年来对金鸡纳树皮的掠夺造成当地森林树种的减少。在奎宁发现之前，虽然早在1640年，利马的耶稣会士就曾下令“每砍伐一棵树，就要种上一棵新树”，西班牙编年史家安东尼奥·乌略亚(AntonioUlloa)早在1735年就概括地写道，“树虽多，终有尽头”，但欧洲殖民者非但无人理会，反而变本加厉地采伐。从1640年至1776年，黄色金鸡纳树皮源源不断地从秘鲁运至欧洲。1735年，乌略亚再次警告西班牙政府，甚至还建议派遣监督员在砍伐的地方重新种上树木，但也被执政者抛诸脑后。到19世纪中叶，洪堡的一篇报告中赫然记录着：“单就秘鲁而言，每年就有2.5万棵金鸡纳树被毁。”

面对这种情况，从西班牙统治脱离出来的秘鲁、厄瓜多尔等国开始维护他们对金鸡纳的垄断地位，试图通过严格限制出口实现这一目标，但收效甚微。1830年，玻利维亚政府开始干涉树皮贸易。当时，圣克鲁斯将军(General SantaCruz)的行政当局认为有必要通过限制砍伐或出口金鸡纳树皮的数量制止资源流失。1834年11月，玻利维亚国会颁布一项法律禁止砍伐森林达五年，但在五年期满之前，法令却被废除。1844年，玻利维亚为建立金鸡纳出口保护和垄断机制，国会授权总统鲍里维安(Ballivian)将军与欧洲资本商谈判，试图建立一家国有树皮银行，但这最终证明徒劳。1850年，阿拉迈约兄弟公司(Messrs Aramayo Brothers and Co)和佩德罗布莱伊公司(PedroBlaye and Co)相继成立，这两家公司每年的砍伐量达300万磅。总的来说，政府限制取得的效果仍然有限，秘鲁、厄瓜多尔等国政府不得不任由投机者摆布。因此，在玻利维亚的阿波罗波兰巴(Apolobamba)地区，曾经在许多村庄周围茂密生长的树木，却在8~10天的行程中找不到丝毫生长的痕迹。

然而，欧洲对奎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伦敦大学经济系教授诺尔斯认为：“世界上最富饶和肥沃的热带地区，疟疾普遍存在，它是定居先锋者、种植园主的敌人。若疟疾不能得到缓解，欧洲白人将不可能在热带生存并引导生产。如果劳动力总是因疟疾而死亡，那么开发种植园也是断然不可行的。”布罗克韦指出：“在那些对实现帝国利益重要的疟疾流行地区来说，奎宁的需求尤其强烈，如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军队健康是面临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将其家人带到新的热带殖民地的危险气候中，1840年后这些都成为奎宁需求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为摆脱对南美洲金鸡纳的依赖，欧洲一些博物学家者萌发了将金鸡纳植物引进其他地区的想法，加上当时整个欧洲的管理机构都相信“科学能够引导人们驯化金鸡纳”，一项大规模的金鸡纳跨洲际移植计划蓄势待发。 

三 移入热带亚洲：南美洲种子搜集过程与东南亚金鸡纳种植园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开始表现出对金鸡纳移植的兴趣，博物学家、探险者等在本国政府支持下开始有组织地收集和运输金鸡纳植物种子，从南美洲森林移到各殖民地植物园。

各殖民列强在金鸡纳移植中呈现不平衡性，法国、德国和美国处于劣势。1845—1848年，法国在雨果·威德尔(Hugo Weddell)医生的努力下，将秘鲁的金鸡纳种子引入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但未成活。此后，法国除在印度支那引种橡胶跟上了荷兰和英国的步伐外，金鸡纳引种事业较为落后。1911年前，德国在坦噶尼喀曾尝试种植金鸡纳，但因奎宁产量低而处于劣势。19世纪末，美国医学协会评估美国是否具有金鸡纳生长的条件，驻厄瓜多尔部长曾给华盛顿农业部长运输种子进行培育，未获成功。1869年，托马斯·安提塞尔博士(ThomasAntisell)提出墨西哥边境地区具有有利的生长条件，但在美国并不存在。

移植金鸡纳的使命最终被英国和荷兰所承担。荷兰和英国向东南亚殖民地的移植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它们标榜这是一项仁义计划，荷属东印度总督罗丘森(Rochussen)吐露了荷兰人追求的目标：“这是欧洲企业特别感兴趣的事业，是延长患疟疾者的生命的手段，体现荷兰政府的人道主义。”不约而同地，后来率领金鸡纳远征队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探险家克莱门茨·马卡姆也兴高采烈地声称：“未来几年，英国在印度和远东的统治者将会感谢他们，移植具有抗击疟疾效用的金鸡纳树将会是一项伟大工作。”

荷兰最先将金鸡纳引进东半球。18世纪末，荷兰植物学家如德沃格尔(de Vogel)、布卢姆(Blume)等人希望能够尽快在东印度地区试种金鸡纳，但未引起重视。直到1852年，海牙政府接受了殖民地部长帕胡德(C.F.Pahud)的建议，爪哇茂物植物园的职员贾斯特斯·哈斯卡尔(Justus Hasskarl)接受重任。1852年12月4日，他从海牙出发，1853年5月抵达秘鲁和玻利维亚。数年间，他往爪哇和荷兰运送了数千棵金鸡纳树种。1854年8月，离开秘鲁时他带着500株黄色卡萨莉亚(C Callisaya)树种前往爪哇，但到达巴达维亚时，只有75株成活。

几乎与此同时，1847—1852年，时任印度萨哈伦波尔(Saharunpore)植物园总监福布斯·罗伊尔(Forbes Royle)先后四次向印度殖民政府建议将金鸡纳移植到尼尔吉里山。最终，1852年3月，印度殖民政府首次正式向英国皇家植物园提议，“如果可能，把生长在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斜坡上的珍贵野生金鸡纳乔木引进印度”。

1859年12月，英国实施的金鸡纳跨大陆转移项目正式启动，皇家植物园领导人威廉姆·胡克(William Hooker)大力支持，马卡姆率领的金鸡纳远征队成立，分为三支小分队：一位园丁约翰·韦尔(John Weir)与马卡姆前往玻利维亚，普切特(Prichett)负责在秘鲁收集，植物学家理查德·斯普鲁斯在罗伯特·克罗斯(Robert Cross)的帮助下前往厄瓜多尔。马卡姆描述了艰辛的旅程：“他爬上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应对印第安人的威胁，躲避野生动物，甚至被秘鲁政府‘通缉’。”1860年，他们收集了1000棵红色树皮种子，将10万棵种子和637株幼苗装上船，运回英国，经培育后运至印度。据统计，1867—1875年，印度政府总共进口了4万磅秘鲁金鸡纳树皮，此外，印度每年还有5000磅金鸡纳树皮的私人进口。

荷属东印度和英属印度先后进行种植试验。清除杂草和树丛后，化学家德·弗里博士(Dr.J.E.de Vrij)开始测验金鸡纳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湿度和海拔等条件，测验陆姆弗里亚(C.Lucumcefolia)、帕胡蒂亚纳(C.Pahudiana)和卡利萨亚(C.Calisaya)三种主要金鸡纳品种的生物碱含量。哈斯卡尔和泰斯曼(M.Teysmann)选定巴达维亚以南30英里吉博达斯(Tjibodas)作为试种地点，爪哇的试验种植取得了初步成效。在确定英国植物学家查尔斯·莱杰搜集的金鸡纳品种奎宁含量高达13.25%之后，爪哇原有的茶叶、咖啡等私人种植园主开始对金鸡纳种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后，在罗蒙德(Romunde)、格罗托夫(Groothoff)等科学家的引导下，荷属东印度私人金鸡纳种植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金鸡纳生态知识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出现了跨国流动，爪哇和马德拉斯相互交流种植、生态评估各种信息。马卡姆、克罗斯等人在对爪哇访问后，劝说英国殖民者采用荷兰的耕作方式。1860年，尼尔吉里丘陵被选定为印度的第一个金鸡纳种植试验基地，皇家植物园职员威廉姆·麦克斯韦尔(William G.McIver)负责种植事宜。1861年12月，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托马斯·安德森(ThomasAnderson)从爪哇带来了一些种子交予麦克斯韦尔，如50株卡萨利亚、284株帕胡蒂亚纳。1863年4月25日给威廉姆·胡克的一封信中，他谈到印度种植数量超过25万棵幼树。1880年，847英亩的政府种植园中种有56.9万棵金鸡纳树，到1891年，该地区的政府种植园里估计有180万株金鸡纳树。

其他远东殖民地后来居上，爪哇和印度开始向锡兰、缅甸输送金鸡纳种子。1861年2月，麦克斯韦尔从尼尔吉里运送第一批金鸡纳种子到锡兰，培育出800株植物。到1864年，马来联邦和印尼植物园有18位咖啡种植者改种28524株金鸡纳植物，达数百亩。锡兰种植园发展较快，1873年67.05万株，1876年119.6万株，1877年125万株，到1877年种植面积达到5578英亩，出现“种植数量达700万株，在山区抑或庭院和花园，到处茂密地生长”的现象。1868年9月，两名缅甸种植者到印度向麦克斯韦尔学习，1869年11月返回仰光，在选定金鸡纳种植地点后，1872年种植500棵幼树，1873年达到2万株。

19世纪末是东南亚金鸡纳种植园发展的迅猛时期。到1884年，锡兰经历了金鸡纳试验的鼎盛时期，其树皮产量几乎是印度和爪哇的两倍，约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三。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就有100多个种植园，大部分位于爪哇西部山区，1880—1890年，爪哇运至欧洲市场的金鸡纳树皮总量从12.4万公斤增长到290.1万公斤。1891年，尼尔吉里丘陵4个种植园所栽培的金鸡纳树达到176.2万棵，出口树皮数目为13.3万磅，大吉岭地区种植415.6万棵金鸡纳树，树皮产量为91.4万磅。1893年至1899年，锡兰金鸡纳树皮运送到阿姆斯特丹的数量从734.2磅增加到1122.1磅。

在皇家植物园和殖民政府的引导下，英国海外殖民地纷纷建立金鸡纳种植园，如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等，到1867年，金鸡纳种植数量达约3万棵。荷属东印度爪哇金鸡纳种植园蓬勃发展，此外，南美洲仍向欧洲市场供应少量的金鸡纳树皮，可以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性的金鸡纳种植园网络基本形成。但恰在这时，金鸡纳的大量供应导致其价格开始急剧下降，利润下降导致英国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将大量金鸡纳倾销到欧洲市场，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欧洲茶叶市场需求的刺激而逐渐转向茶叶种植。

英国逐渐退出金鸡纳种植后，荷兰却继续扩大种植，逐渐占领欧洲金鸡纳供应市场。到1901年，荷属东印度金鸡纳产量已经远远超出锡兰：东印度为6300磅，锡兰仅为1650磅。荷兰甚至组建金鸡纳局(Cinchona Bureau)，爪哇金鸡纳—奎宁联盟的建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最大的奎宁建设工厂，在国际公共卫生疟疾清除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四 “全球性”影响：奎宁与20世纪世界殖民政治和生态格局的变化

在欧洲列强的操控下，生长于南美洲的金鸡纳从一个本土植物转变成具有“全球性”的商品，而奎宁的影响更是“全球性”的。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金鸡纳是治疗疟疾的最主要药物，东南亚种植园为欧洲奎宁制造工厂源源不断地提供金鸡纳树皮。

从殖民政治格局来看，19世纪20年代，欧洲殖民者从早期对美洲的殖民中“退出”，在奎宁的充足供应下，逐渐转向热带非洲和东南亚新的殖民领域。从医疗社会史层面来看，欧洲医学、生物学界对奎宁的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认知，奎宁出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功能的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清除疟疾的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生态史的角度看，金鸡纳种植园的繁荣给殖民地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欧洲为保障向热带开拓殖民势力，竞相生产奎宁。1901年，欧美建立的奎宁生产分布为：德国5个，美国1个，法国2个，荷兰2个，意大利2个，英国2个，澳大利亚1个。据一份资料显示，当时世界每年奎宁需求量在20万至23万磅之间，各国生产量占比为：美国6.3万磅，德国5.6万磅，意大利4.5万磅，法国4万磅，英国2.7万磅，印度1.2万磅。奎宁的充足供应降低了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满足了欧洲扩张者的欲望。

热带非洲首当其冲。事实证明，在使用奎宁之前，进入西非和中非的欧洲探险队的死亡率在25%~85%之间，科廷细致地统计道：“19世纪20年代，在西非海岸，欧洲军队死亡率为士兵48.3%，军官20.9%。到19世纪末，由于奎宁的大量使用，这一比例已降为7.6%和5.3%。”一些人甚至声称，非洲不再是“白人的坟墓”，欧洲人已经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活着从非洲返回。对英格兰来说，奎宁是“无价之宝”，英国陆军外科医生乔治·比迪埃(George Bidie)说：“如果说热带帝国的一部分是用‘刺刀’支撑的，而没有奎宁，他挥舞武器的手臂必将是无力的。”刚果和西非很快被法国占领，英国占领埃及、马来亚，坦噶尼喀被德国征服。仅印度每年的奎宁消耗量达700磅，这是殖民者治疗“热带病”的有力武器。

如果说奎宁在欧洲殖民时期的作用具有“政治性”意味的话，那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则具有“社会性”的特点。随着19世纪末英国在锡兰和印度逐渐放弃金鸡纳种植，德国的奎宁生产在一战期间被切断，爪哇则抓住时机，成为一战前后最大的金鸡纳树皮和奎宁供应商。1918年，爪哇金鸡纳生产者和荷兰三家奎宁制造商组建了金鸡纳局，控制金鸡纳从原料生产到运输、分销整个过程，而且具有制定树皮生产配额和奎宁价格的权力。

与此同时，战争扩大了疟疾在世界范围内的感染，数百万欧洲人感染了疟疾，整个20世纪20年代，疟疾在意大利、巴尔干和希腊等地普遍流行，而意大利在一战前通过将奎宁作为广泛性的社会治疗经验，成为战后欧洲卫生政策的模板。1923年，国际联盟的一位首席卫生官员声称：“疟疾无疑是欧洲最重要的流行病，建议公共卫生官员在治疗疟疾时使用奎宁。”紧接着，1923年至1924年，国际联盟疟疾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开展一项以“公共卫生新科学”为目标的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从一开始，疟疾委员会就将疟疾视为一种“社会性”疾病，这刺激临床和预防学对奎宁需求大大增长。这样，奎宁不但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更是首次全球公共卫生运动消灭疟疾的药物。

荷兰金鸡纳局决策者审时度势，积极与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取得联系，将金鸡纳局定位为“防治疟疾当局与需要奎宁的病人之间的中介”。当国际联盟疟疾委员会成立之时，金鸡纳局董事会领导人坎普伊斯·范·韦尔岑(Camphuis vanVelzen)就前往日内瓦会见了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首席流行病学家诺曼·怀特(Norman White)，向其介绍金鸡纳种植、运输和奎宁生产商之间的运作机制，以及他们将如何在国际抗击疟疾斗争中做出贡献。

此后，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国际卫生组织开始向荷兰金鸡纳局寻求奎宁供应，以金鸡纳局为核心的荷兰金鸡纳—奎宁制药联盟于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奎宁供应市场。1925年至1930年，各国政府卫生局与金鸡纳局签订订购合同，在1924年达成的一份协议“将会为苏联提供5万公斤奎宁，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9万公斤奎宁”。

为扩大奎宁的“社会化”功能，金鸡纳局还进行了积极宣传。1924年，金鸡纳局向世界各地8160名大学医学教授赠送用法语、英语、德语发行的小册子，宣传将奎宁用于治疗除疟疾以外的其他疾病，之后在1927年、1932年分别出版《疟疾和奎宁》《疟疾和儿童》。由此来看，20世纪20—30年代，奎宁在荷兰金鸡纳局管理者的运作下具有了普遍化的“社会功能”，在整个人类公共卫生运动发展史上发挥作用。

欧洲列强在殖民地采取的疾病控制和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是以对当地造成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大规模的金鸡纳树皮采伐造成南美洲森林减少，而金鸡纳种植园对东南亚环境的影响更甚。1866年，锡兰就清理了10万英亩的森林，缅甸在1873年和1876年分别清理了27万英亩和23万英亩的森林，1862—1929年爪哇被砍伐的森林面积高达20万英亩。森林被夷为平地，大火过后往往是这样一幅景象：“火势很猛，大树倒塌，只剩下烧焦的黑树桩，地面成了深坑，土地荒凉，所有的景观都被灰和烟灰污染了，到处都是烧焦的树干。”

森林砍伐进一步造成动物栖息地的减少和物种多样性的消失，栖息地的丧失迫使大型食草动物进入种植园啃食植物嫩苗。据统计，每年大象和长颈鹿给种植园造成数万棵树和数万元的损失。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猎杀大型野生动物。19世纪中期，距离曼谷50英里左右的地方森林密布，大象、老虎等动物繁多，然而此后每年都有300只老虎被射杀，到20世纪20年代老虎几乎消失了。

森林砍伐造成土壤流失加剧，腐殖质很快消耗殆尽。为提高土壤肥力，欧洲进口大量化学肥料，这又造成土壤板结，进入恶性循环。据爪哇一家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荷属东印度每年就要进口90万至100万皮尔(piculus)的硫酸铵，相当于每英亩用量在2~4皮尔之间”。为对付金鸡纳种植园中出现的病虫害，欧洲又引入杀虫剂，如巴黎绿、煤焦油等，以及氯化钙、氢氧化钠等化学用品。这些化学用品造成土壤板结，加上清洁除草对土壤极为不利，土壤侵蚀，沟壑形成，反而降低了作物产量，有时甚至杀死全部养分。

这种商品化的种植园模式对东南亚造成的生态影响是不可逆转的，东南亚原本以森林和荒野沼泽为主的旧生态系统转变成以人类强烈干预自然为特征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后来甚至引发了一场重要的环境革命。英属马来半岛，锡兰高地，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西海岸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发成整齐排列的种植园景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 

五 结论

1500—1800年是西欧商业向外部世界扩张的时代。商业追逐刺激欧洲对热带进行“殖民生物勘探”，在远东、非洲和南美洲收集香料和药用植物，由此展开了对异国自然植物的知识大讨论。1630年南美洲金鸡纳的发现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欧洲主流医学观念认可金鸡纳后，各国竞相争夺，将金鸡纳树皮运往欧洲市场，自然植物具有了“政治”意味。

为了满足帝国利益，以博物学家为核心的科学界操纵自然，将金鸡纳从南美移植到异域环境进行“驯化”，金鸡纳从一个地方性植物转变成“全球性”的商品。东南亚种植园为欧洲奎宁制造厂供应金鸡纳树皮，充足的奎宁供应保障了欧洲向热带的扩张，殖民格局从美洲转移到非洲和东南亚。一战后，爪哇的金鸡纳—奎宁联盟控制着奎宁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成为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奎宁供应来源，奎宁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性”功能凸显。

金鸡纳的跨大陆移植是“哥伦布大交换”在亚洲的扩大和延续。它跳出了新旧两个大陆关于生物、传染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是一场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金鸡纳生态知识的跨国流动。如康奈尔大学科学史教授卡维塔·菲利普所谈到的那样，“这不由地让人想起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创造的短语：生态帝国主义”。的确，同欧洲对新大陆的殖民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生物学层面的问题这种认知一样，欧洲在热带非洲和亚洲的成功殖民亦是如此，金鸡纳和奎宁就是生态学层面的例证。南美洲森林的枯竭和东南亚的生态恶化都证明：欧洲的海外扩张有力地重塑了全球生态秩序，欧洲列强正是借助于这些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新的生态制度，借用理查德·德雷顿的话说，“帝国主义是一场扩张生态系统的运动，一种在大自然中‘存活’的方式”。

END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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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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