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关键词：中国文化;形而上;兰克史学;虚质
本文偏重讨论历史研究中“形而上”的一面，在历史学者近乎一致标榜“实证”的今日，或不合时宜。所以如此，并非作者固执一端，立异为高，菲薄实证，而是希望在研究方法上执两用中，求实务虚。近年来学者强调“实证”有些过头，稍稍偏向形而上即“虚”的一端，隐含“矫枉必须过正”的用意。
对“形上”或“务虚”的强调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流布已久，上溯其源，可达老庄。道家哲学的核心命题是“道”,老子称道之为物，恍兮惚兮，有物有象，有精有真且有信。在老子那里，“道”是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它依托物象却又高于物象。作为名词，“道”不同于动词的“道”,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说”。在道家创始人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书开宗明义，三次辨“道”,揭示了“道”具有的“思想”和“言说”双重含义。按老子所言，“道”既内在而又外化，乃万物之源，不能混同物象，不可言说及命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玄之又玄”,为言说之力量所不能及。如果“道”可言及，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不宁唯是，甚至“道”的称谓也不是其本名，老子就说他不知其“名”,姑以“道”“字之”。由此可见“道”在老子认知中的高度抽象性。
庄子哲学中同样包含对“形上”的精神追求。但与老子不同，庄子注意到前人不怎么强调的“言”与“意”的区别并注重抽象的“意”的表达。《庄子·外物》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之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有学者认为，庄子希望找到的“得意忘言”的人，是“保持其内在意义而非外在形式的‘道’或逻各斯的容纳者”。这一将“逻各斯”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相提并论的认知，显然已意识到二者在追求超越物象上的精神共性，应出见“道”之人。
在“言”与“意”的关系问题上，王弼的认知较之庄子更进一步。王弼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代表，认为“无”是“万物之所资”,主张“以无为本”。其与庄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言”与“象”联系起来思考，认识到以“言”名“象”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试图以“意”实现联通与超越。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说：“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这些言论，充分体现了王弼以言尽意，将抽象的“意”置于具体“物象”之上的形上思考。
多少有些悖谬的是，被界定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解读《易经》时亦强调“形上”精神追求，对“形而下”者似不屑一顾。张子曰：“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又曰：“运于无形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可见张载异常重视认识观察中超越物象的“得意”。不仅如此，张氏似已觉悟直观感觉的局限，把知识区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强调“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在性质上，张载把“闻见之知”归于“学”的范畴，认为“道”是超越闻见的。为追求层级更高的“道”,他抛弃耳目闻见的直接认知手段，采用孟子“尽心”的办法，强调主观意志对认识客观物象的作用。
有人认为，中国并无西方式的以研究存在(being)为特征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此说不免偏颇。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已出现“形上”与“形下”的认识范畴，并以“道”“器”对立的形式予以表述，确立起“道”高于“器”的认知等级观念。《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是卜辞，用于占卜吉凶，关注“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这固然与西方形而上学旨趣有别，但两者都强调抽象，内涵对物象的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有“物理之后的学问”的定义，被看成“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其实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这样的元素。莱布尼茨就认为，他在中国文字中“看到了一种脱离于历史之外的哲学语言的模式”。严复用被视为“道”的中国古典术语“形而上”缀以“学”对译西文表述中的“metaphysica”,虽略牵强，却不离谱。
在注重“形而上”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人写文章十分考究虚实处置。《易经》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体现出将抽象的“尽意”而非穷尽笔墨“叙事”“状物”作为“书写”终极追求的取向。汉代思想家王充也极为重视作品中的虚实处置，视之为文章成功的关键，强调“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如果说王氏所论尚含“崇实”成分，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士风丕变，追求超脱成为时尚，文学创作遂“虚”风盛行。对文学而言，对“虚”的讲究能激发想象，打破有形的文字表现手段，以无衬有，以虚托实，产生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和观察认知效果。
作为古代文论的巅峰之作，《文心雕龙》对虚实关系的论述最为详尽，其《隐秀》篇有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渊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复意”即言外之意，刘勰将“隐”(“不显”或“虚”)视为文之“体”,强调“义主文外”,彰显了对空灵虚无即形上精神的看重。
较之哲学与文学，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务虚”成分更为浓重。司马迁著《史记》,怀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主观形上的性质十分明显。司马迁被尊为中国的史学之父，他的主张和著史实践，奠定根基，开通风气，嘉惠学人，影响深远。
刘知幾作《史通》,曾自叙“指归”曰：“若《史通》之为书也……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他特别交代其“著书之义”,指出《史通》一书有与夺、有褒贬、有鉴戒、有讽刺，贯穿者深，网罗者密，商略者远。强调以往学者谈论经史多讳言前贤(如班、马)之失，此书反其道而行，“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故能彰显自身的特点与价值。刘氏所言“指归”极富批判性，可见其对“形上”史论的看重。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书成，在给皇上的“进书表”中表露心迹，号称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将著史视为经国大计，抱负宏阔，不输刘氏。
逮及清代，情况稍变。然而即便在考据盛行、朴学强势的乾嘉时期，研究中“形而上学”的阵地也未完全丧失。斯时不仅有章学诚这样的史家“务虚”,与钱大昕、王鸣盛并列号称清代史学三大家之一的赵翼，也不以考据为宗旨，强调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和“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这种情况，直到西学东渐的季清，仍然不变。清代曾发生所谓“汉宋之争”,汉学重视考据，强调证据，走实证路线，宋学偏重心性义理，强调形而上的功夫。在两派斗争中，无论朴学家如何诋毁宋学，称其空虚无实学，宋学的“宗主”地位都未曾动摇。曾国藩时代虽出现某种程度的折中，但曾氏“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表白，成为“汉宋之争”在清季的最后总结。
近代学人继承传统史学的求实务虚的传统。吾蜀先贤刘咸炘认为，史家职能是“纪事”,要在“察势观风”。在刘氏看来，所谓“史”不过是一器皿，器中所盛，不外政事、风俗、人才三端。“三端交互，政俗由人成，人又由政俗成”,由于政事、人才“皆在风中”,“事实实而风气虚”,故“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察势易而观风难”。鉴于传统书志“止记有形之事，不能尽万端之虚风”,无以反映历史全貌，故刘氏主张治史者须重视“虚风”。
综上可知，“道器之辨”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重“道”轻“器”观念不变，充分说明传统文化对“形上”精神追求的重视。清季以降，至于今日，中国史林风气几度翻转。随着西学东渐，科学主义盛行，加之政治干扰，学者一趋一避，重视形上思维、追求哲理抽象者日稀，“实证史学”,遂成时尚。然而，无论如何变及变如何，上列论述证明，标榜“实证”的学风并非源于中国悠久的主流文化与史学传统。
近代中国“实证史学”来源安在? 考镜源流，厥有二端：一是清代朴学，即乾嘉以来的考据学；二是被某些近代国人不恰当表述为“实证主义”的兰克史学。两大源头，前者出现时间相对晚近，亦非中国文化主流，对现代史学作用有限，真正对中国实证史学产生影响的是兰克及其弟子。然而，尽管近年来史学理论界对兰克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有部分历史学者认知片面，未能跟进吸纳相关成果，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兰克史学理论方法的误读。
按照实证学者的说法，实证史学源自德国史学家兰克，其基本主张是强调用事实材料证史。这种说法未必能准确概括兰克史学，却也并非完全离谱。众所周知，兰克终身致力于考证史料、依据史实撰写历史。他曾表示，历史著作的主要要求是确保真实性，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描写。在历史与哲学的关系上，兰克认为，使历史从属于哲学是错误的，因为史学的路径与哲学的路径截然相反：历史的方法是认识个别事务，哲学的方法是对个别事务进行抽象，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就历史方法而言，兰克将事实描述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在《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序言中写道：“一直以来，历史被赋予评判过去、为了未来岁月指导当今世界的任务。本研究不奢望如此崇高的功能，它只想陈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虽然严格描述事实可能会限制我们，并且结果证明令人不愉快，但他无疑是最高法则。”在剖析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时，兰克断言：“我们有一种不同的历史观：通过考察单个事实得到赤裸裸的、未经装饰的真相，其余的留给上帝，但不诗意化，不凭空想象。”
兰克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把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传播了考证史料以及追寻历史真相的学风。克罗齐曾将兰克定位为“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兰克有关发现什么是真实存在的教诲已成为历史智慧的全部语言。”英国和美国历史学界将兰克视为“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在美国史学界，兰克被塑造成“客观史学之父”。
这一定位把握了兰克史学的重要特征，有事实依据却失之片面。因为兰克被认为将历史提升到与哲学、文学及其他学科并立的现代学科地位，除了对“实证”的强调，还有对历史的精神层面认知即强调形上精神的一面。简单作“实证主义”定位，是对兰克的误读。如学者提示，在德国史学中，兰克并不属于实证主义传统，他本人及其早期弟子恰好是反对实证主义的。在19世纪欧美史学界，实证主义特指从历史中发现规律的那种史学范式(比如英国文化史学家巴克尔所代表的传统)。兰克所属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追求历史中的个体性，与实证主义正相反对。把兰克视为实证主义的代表，是近代中国史家的说法，即使是误解了兰克的英美史学家，也大多是将兰克史学视为“科学史学”或“客观史学”。在西方学者中，像克罗齐那样将兰克史学定义为“实证主义”的只是个别现象。
就身份而言，兰克虽是史学家，却是在擅长思辩的德国学术和人文环境濡染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史学撰述中不可能感受不到单纯“实证”的局限。因而在将依靠史料寻求历史真相视为历史研究“最高原则”的同时，兰克一直在努力寻求对史料的超越。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导言中，兰克宣称自己“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但也意识到，如果仅以此为凭借进行研究，自己“就会面临失去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历史主题的危险；这样做或者是必然耗费大量时间，或者是打破我之前研究中所形成的统一观念。”
然而，由于兰克史学思想中的“实证”特征被人为放大，掩盖了他对历史的形上思考，兰克曾遭到黑格尔讥讽，说他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对此，一些学者不以为然，但兰克却坦然接受。他十分清楚，离开抽象思维，不足以为史学争取到其它学科业已获得的拓展“事实世界”和“思想世界”知识的学科重要性。他强调，历史要成为一门“学科”就必须超越“事实的大量堆积”。他相信历史“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将自己从对个别事物的研究和观察，提升为一种关于事件的普遍观点，提升为一种关于客观存在的相关性的知识”。
有可能是受到黑格尔批评并意识到历史研究离不开抽象的哲学思考，兰克后来明确了他对哲学及与哲学相关的宗教的认同。尽管因为历史学的特殊性，兰克与历史哲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异趣，但观念上却与之相同，都重视形而上的思维。兰克曾以调侃语气谈论他人对自己的误解：“非常好笑的是，有人说我对哲学以及宗教兴趣缺缺。事实上，正是哲学和宗教因素，也只能是这些因素将我引入历史研究之中。”
兰克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形上思考，与他曾经的哲学训练有关。兰克早年在莱比锡大学就学，起初学的是古典语文学(philology),后来转习历史。在研习语文学期间，他对康德哲学及康德本人发生了浓厚兴趣，直接研读康德的著述。他曾得到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评》,挑灯夜读，兴味盎然。此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费希特风行一时的著作大多是关于宗教与政治的，所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让兰克“无比崇拜”,长期“沉浸在神学问题的研究上”,无法自拔。
在哲学和神学双重影响下，兰克异常重视主观意志与精神作用，强调研究主体的“自我主义”,认为“精神能立即产生出再生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一点对我整理研究方面的思想更为重要的了”。他特别指出：“对一个人的内心存在而言，这种自我主义不仅是一种可允许的形式，而且是一种必要的形式。”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目的论的历史学家，兰克的研究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观念先行”取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目的取决于其采取何种观点”。由此可见兰克对思想观念的看重。
与思想意志相关的是情感，这在兰克的史学思想中也有体现。在研究中，兰克注意到情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研究者不能无情无义：“一个人应当从内在的感情去理解历史……历史学家存在的价值就是，在这种潮流中或为了这一潮流而理解并学会理解每一个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在兰克看来，历史学辨别真伪、寻求真相的方法“与人类最高层次的问题——上帝的神秘意志——直接相关”。兰克所论涉及宗教，而宗教又牵涉到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因宗教而及于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兰克在历史研究中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神秘意志，超越了形而下的“实证”范畴。
兰克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张，与他对历史学的性质认知密切相关。他指出：历史学家既要博学，又要有文采，因为历史既是艺术也是科学。历史学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历史研究如同哲学一样，既要有批评性又要具有知识性。没有透视社会的人文与艺术眼光，没有严密的富有创建性的科学头脑，不可能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达成吻合。
从目的论立场观察，历史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兰克不可能将目光滞留在依据“客观”史料书写历史故事上。在兰克看来，历史首先是“依靠批判的理解，把真相与谬误区别开来”。但这只是历史研究任务中的一部分。更为辉煌灿烂也更为困难的任务是探究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前提、结果与影响，以及准确区分人类的意图，分析那些导致一些人失败而另一些人成功的错误和过失。“最后的结果是对世界有一个和谐的理解”,即“以设身处地的方式(Mitgefühl),移情(Mitwissenschaft)地理解所有的一切”。如此繁复的任务，离开高度的抽象与深刻的批判，绝不可能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兰克不仅勤于写作，撰写大量历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展示自己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时人的史学论著，兰克留下的批评言论，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形上精神层面的看重。
在兰克批评的历史著作中，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堪称不朽。兰克认为，这一作品之所以不朽，除了作者以其胆略直面教皇和教会，揭露诸侯的秘密，绝无谄媚迎合之迹之外，主要原因在于能注意到当时政治生活中派别错综复杂，意识到不对“普遍事态”进行考察就无法书写历史的现实，从复杂的关联中探析具体事件，在解释“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虚荣心和自私自利方面，表现出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天才和大师”。这一评论，体现了兰克对历史学家把握比思想更加内在的人类心理活动的高度重视。
在评价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时，兰克的见解最能体现其历史观念。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我们时代意义上的真正历史学家”,但他带给人们如此多的时代信息，不仅有助于构建他所处时代的大致轮廓，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有着如此深的时代烙印，提供了反映那个时代的深刻洞见，以至于马基雅维利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历史学家”。可见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兰克固然重视基本的历史信息，但他更关心这些信息包含的作者对时代认知的深刻性，这一关注，使其史学观实现了对史料的超越。
然而兰克毕竟是大师，大音希声，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轻下论断，这给人以注重事实重建忽略历史诠释的印象，但他一旦作出论断，便无可辩驳。英国史家古奇论述兰克的生平和著述，把他的《近代史家批判》定位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认为兰克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能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在兰克的著作中，人们较少看到主观的议论，然而 “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
问题在于，兰克既曾将利用史料以寻求事实真相视为史学“最高原则”,又被视为开启了“史学的批判时代”,研究者将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
对此，马克思的一封信或可提供打开困惑之门的锁钥。1864年9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兰克，说当时很多青年人(如“巴伐利亚公使段尼格斯的女儿”等)追随兰克，兰克让他们参与德意志皇帝编年史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兰克要求他们只关注现象，死守客观，不让他们涉猎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如奇闻逸事背后的意义、重大事件的因果等),自己却掌控编年史中属于精神与智慧层面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段尼格斯被视为“叛逆者”,因为他不满兰克对历史撰述中的“精神垄断”。
马克思对兰克的历史研究所作层次区分极具提示性。在马克思看来，兰克的历史撰述，存在作为基础工程的史料“编纂学”和解释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阐发两部分。他给学生的任务是前者，而把后者留给自己，充分说明他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的重视。尽管兰克曾表示，历史学被赋予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将来的职能，对于这样的重任，他不敢企望，但这只能理解成一种“谦词”。因为兰克在做类似表态的同时，又强调研究者“对事件的同一性和发展进步的说明”,认为“只有详尽地阐述它们，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历史发展动机的那些思想观念”。
像马克思这样区分历史研究层次的在当时并非特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数历史学家在理论上都认同唯心主义，严格区分历史学与科学，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当时，历史学家设定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历史的批判”。在巴勒克拉夫看来，通过将历史研究区分为两个阶段可以实现两者的结合：其一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其二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自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在这种具有研究段位高下之分的工作中，兰克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与目标无疑是后者。
巴勒克拉夫敏锐观察到兰克史学中精神层面的突出地位，指出兰克的历史研究是要呈现每个时代特殊的精神，他避免让史料自己讲话、不藐视有历史观点的史家。相反，兰克著作中的历史观点极为丰富并有一致性，它们都融入在他的叙述中。其著作表达的方式与内容都透露着他的历史观以及他所见到的历史特质与精神，而且那些观点与看法更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原则——个体性的原则。兰克不自限于史料档案中，在他的史学里没有史实自明之事，而且所谓让史料说话或据实直书也都不是完整的说法。正因为如此，他不满意史添策(Gustav A.H.Stenzel),认为他收集了丰富的数据，虽有“学术性整理”,却没能呈现真相，因为在选择使用哪些史料重建历史事件时，他“消弭”了自我，很少把自己提升到能获得全貌的高度。
以上论述表明，尽管兰克的史学主张体现出鲜明的实证性并因此形成与同侪的学术个性区别，但其学术追求并不全在“实证”。然而兰克留给世人的却是与此不同的印象。个中原因，克罗齐做了十分仔细的观察分析。他注意到，虽然兰克“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仍然信仰宗教、钟情哲学。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由于他富于“文采”,善于表达，所以“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克罗齐说得很含蓄，兰克是有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家，其史学思想被误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暴露”他笃信并践行的宗教理想与哲学信念。
综上所述，中外史学传统无不强调求实务虚，既注重实证，也不忽略形而上的功夫。在此两面性关照下，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克服一度出现的片面性，取得较大进展。就兰克研究而言，史学理论界开始注意到过去相对忽略的兰克史学主张中的“虚质”,深入发掘这方面的思想内涵，为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借鉴。
然而，由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学科分工形成板块区隔，当史学理论界的兰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之时，仍有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未能跟进：言及兰克，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狭义理解的“实证”阶段，以为其高妙只在依据材料作史实重建；谈到兰克的中国传人，以为傅斯年等人受兰克影响，仅强调搜集史料的功夫，忽略形而上的历史思考。这不仅是对兰克史学思想的片面理解，对兰克的中国传人的史学思想与实践，也未能准确把握。
回顾新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可知，傅斯年等人虽宗奉兰克，做过“史学就是史料学”一类极端表述，高调提倡“实证主义”,并因此被视为“中国的朗克学派”,但傅氏以及受其影响的那一代看似偏执“实证”一端的学者，实际做的并不只是搜罗史料作简单史实重建的功夫，而是虚实并进，践行陈寅恪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主张。其志向并不只在基于“实证”再现历史，而是“要把科学的东方学建立在中国”。其能开一代新风，取得巨大成就，原因盖在于此。
傅斯年等人的史学实践说明，研究兰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须执两用中，应意识到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从事史实重建的素材，是历史书写赖以展开的前提。而对历史问题的深入发掘，对历史事件的形上思考，是决定历史研究水准及学术段位高下的关键。善于发掘史料并利用史料作历史编纂，体现的是唐代史家刘知畿强调的才、学、识中的“才”与“学”,对历史进行形上思考表现的是才、学、识中的“识”。没有凭借“才”“学”搜集编撰的史料，历史研究缺乏“物质基础”,所论无以坐实；离却“识”即形而上的思考，历史研究将丧失灵魂，没有意义。因而在既有的史学研究范式中，才、学、识如鼎立之三足，缺一不可。
然而，历史在发展，历史研究的手段亦当与时俱进，不断趋新。尽管史家须同时具备才、学、识的讲究仍能成立，但21世纪以来，随着IT技术发展，历史文献数字化的工作全面展开，互联网沟通全球，检索手段高度完善，获取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素材的史料，难度已较“手工时代”大幅降低。在此新的学术语境下，对历史学者而言，才、学、识不再等值，提高研究水准的主要努力开始朝着相对“虚”的分析认知层面转移，曾经为一些学者看重的“以史料取胜”研究套路，某种程度上已成历史研究多数领域(文献整理专业例外)中的过去式。学者生当今日，若对此缺乏清醒认知，一味固执“实证”传统，将“实证”与“史料”画等号，只注重史料及与史料相关的梳理编撰，忽略“务虚”,不在形上思辨与抽象认知上下功夫，不善于建构认识与叙事架构，不提高对历史的解析与批判能力，不懂得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即便文献功夫了得，也未必能适应科技高度发展时代史学研究的需要。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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