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博||1949年前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变化与国民党当局应对
郭元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方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并逐步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战略。渡江战役后，英国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会解放全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适当时机对其承认。1949年10月英国确立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立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英国及世界各国关系。国民党当局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活动阻止英国承认新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关系逐步向好发展，国民党当局与英国关系则逐渐疏远。
关键词：英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
以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英关系研究，学术界主要关注“紫石英”号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英国与共产党方面如何处理该事件的细节、英国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及幕后决策等。但对国民党当局如何应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采取哪些措施阻止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关注较少。本文通过运用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内阁档案，美国国务院档案等英文档案与报刊等资料，分析英国对华关系政策出台的细节，探析英国对华局势的判断，分析英国与美国等西方、英联邦国家讨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细节；运用台湾“国史馆”藏外事部门档案，以新的视角分析国民党如何应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影响；通过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刊、文集、人物年谱等，分析中国共产党与英国的关系演变趋势，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外交战线上的经验。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英国与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有一些合作，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护与英国的良好关系，在经济与军事上有着一些合作，但在一些问题上双方有诸多矛盾。同时，英方也尝试和中共方面进行接触。
抗日战争爆发使得中国经济遭到重大损失，英国在华商业利益也受到影响。随着战争的进行，中英双方都希望战后两国商贸关系能恢复。1942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英国，就当时战局及战后中英关系、英国在华投资等问题与英方进行磋商与谈判。1944年两国签订《中英财政协助协定》。这些互动，一定程度上推动抗战后英国工商界在华开展经贸活动。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走亲美路线，加之在一些问题上对英国不满，因而并不急于进一步发展对英关系，英国对华贸易额并没有大幅增长。1945年蒋介石与吴稚晖讨论如何处理对英关系时，吴稚晖表示“对英外交务求诚实，不玩手段，但亦不可卑逊，否则彼反以为可欺矣”。1946年5月，英方向中方提出进行《中英商约》谈判，但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中英商约》需待香港、九龙、中缅边界谈判完成后再进行谈判，并对《中英商约》谈判一拖再拖。国民党拒绝英国如美国那样可以在中国从事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运特权，对英国的商业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限制，英国企业损失惨重。英国在华贸易总额也大幅下滑，中英贸易总额战前是1.06亿英镑，但到1948年跌至600万英镑。
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国与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进行了一些合作，但规模有限，并避免卷入国共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许诺战后将帮国民党政府重建海军，英国承诺移交十二艘舰艇,包括驱逐舰“重庆”号(原英国海军H.M.S AURARO)以及巡洋舰“灵甫”号(原英海军H.M.S MENDIP)。国民党当局很渴望接收这一批英国舰艇，尤其“重庆”号与“灵甫”号。但二战后英国财政紧张，在军舰移交谈判中提出“重庆”号与“灵甫”号两艘军舰改为租借形式，五年后中国政府购买或归还英国。在租借期间，“重庆”号、“灵甫”号每年需到香港或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保养，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国民政府承担。经过谈判英国同意租借“灵甫”号，将“重庆”号赠与中国，最终这两艘军舰于1948年抵达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英国方面也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一些海军官兵，由此产生的巨额费用也使得国民党政府感到较大的财政压力。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希望购买更多的军火，并向英国方面提出希望购得步枪8万支，卡宾枪子弹1500万发。面对国民党方面购买军火的要求，英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发电表示英国不应介入中国内战，不向国民党出售用于打内战的军火符合英国利益。该电文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并呈蒋介石阅览，国民党当局对英国更加不满。
在香港问题上国民党与英国有较大矛盾。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于英国抢占香港十分愤怒与无奈。1945年8月25日，蒋介石就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回电宋子文表示：“香港问题应与九龙问题分别处理，我方应先提九龙租借地交换问题，对于香港问题作为附属问题，只要九龙问题能解决，则香港问题自随之解决也。”这表明蒋介石想借日本投降之机收回九龙，并尝试解决香港问题。但英国要求重新占领并统治香港，阻止中国军队进驻香港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在美国的支持下，8月30日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军队也参加受降仪式，仅派代表参加。蒋介石对此痛愤不已。
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尝试与中共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中共方面也愿意与英国建立联系。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多位英国驻华官员。194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在南京会见英国驻华代办华伦格(Pelham Warren),就马歇尔来华调停、蒋介石破坏和平等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立场，表示希望各国都遵守三国公告，使中国不要走向内战和独裁，英国有责任提醒美国不要违反三国公告。周恩来在与英国临时代办会面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与英国方面的关系相对友好，希望英国不要卷入中国内战，还希望英国可以敦促美国遵守相关协议。
在中国东北，英国方面也尝试与东北解放区领导人接触，东北解放区领导人对英国方面也相对友好。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到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取得巨大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八万两千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座，迫使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狭长地带，转为防御。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胜利十分关注。英国驻华大使馆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胜利抵消了延安战役失利的政治影响。英国方面认为，国民党政府军已不可能控制哈尔滨。鉴于东北战局变化，1947年4—7月，在长春办公的英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骆克睦(Jacobs Larkcom)便尝试与中共东北局领导人进行联系，希望行使在哈尔滨的领事权利，以维护英国在东北解放区的利益。
国民党当局无意间发现了英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接触。1947年7月21日，国民党军队在吉林省德惠县附近扣押了英国大使馆派往哈尔滨的信差,并移交国民党德惠县警察局审讯。在审讯中信差表示一次送信给李立三(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信件由中文书写内容不得而知，李立三向其询问国民党在长春的兵力部署情况；一次送信给李初梨(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省敌工部长)。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英国方面也相对友好。国民党警察从该信差身上搜查到中共榆树县第六区政府区长刘晶山写给英使馆的复信，复信写道：“今收到贵领事馆刘克温先生送李初梨同志的信，我们收转派人送到李初梨同志处。如有回信我们负责派人送到长春交到领事馆。近日我区每日降雨，道路泥泞，贵使行路困难，我们派人送他回江南，早日到贵馆复命，招待不周希望见谅。此致，敬礼。并祝诸位身体健康。”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与英国方面进行接触。
对于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递交照会，表示“英国派人与中共方面接触，需事先通知外交部，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由此看来，虽然国民党方面对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接触十分不满，但给英方的照会言辞仍较为温和。这表现出国民党还是希望与英国维持较为良好的关系。
通过分析解放战争爆发前后的英国对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可以看出，英国与国民党表面上维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在经济与军事领域有一些合作，但双方矛盾较多，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也必然使国民党感到不满。
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冲突，中国共产党也希望与英国保持接触，并将美英区别对待。解放战争爆发后虽然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向国民党当局移交海军舰艇，但解放战争以陆战为主，英国拒绝向国民党军队出售枪支弹药，这为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自然包括愿与英国方面保持接触。1948年3月31日，周恩来就英国政府愿意与解放区通商事宜致电中央工委表示，“原则上可表示非正式欢迎，对通商具体事宜可继续进行试探”,“我与英国建立通商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在地区上，最好对英开放山东、苏北口岸，且暂保留东北”。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立场也逐渐强硬，1948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表示“反对马歇尔计划及援蒋罪行”,“反对美帝将中国殖民化，推翻美帝在中国的统治”。由此看来，因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对美逐渐强硬，对英国则相对友好，并希望双方进行经贸往来。
1948年底随着“三大战役”进行，国民党政权逐渐走向溃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进行了进一步判断。1948年9月英国外交部在给内阁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丢失长江以北的区域，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将是时间问题，建立全国性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将会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英国不应放弃在华利益，并认为新中国“不会成苏联的卫星国”,而提出采取“一只脚踏入门内(a foot in the door)”的政策。主张在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应该留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实际上的联系，并研究保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贸易的可能性。12月13日英国内阁结合这份报告对下一步对华政策进行了讨论，并正式确立 “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政策。
英国的“一只脚踏入”政策，除了因1948年解放战争战局变化而做出，还受到二战后英国外交政策调整、英国在中国利益发生变化、与国民党在经济军事上有合作但未达到双方预期成果并且有着较多矛盾，及中国共产党也愿意与英国建立联系等因素的影响。“一只脚踏入”的政策，对日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态度的变化，有着较大影响。
渡江战役后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英国对华政策也进行调整。“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朝野认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是维护在华利益的最好方式，并在1949年5月上旬在英国国内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将予以事实承认的共识。上海解放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海空封锁使得英国在沪企业损失惨重，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反封锁斗争，并开展对外贸易，英国方面进一步意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关系，才是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最好方式。
1949年6月28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将会施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英国对此自然关注，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否会成为苏联“附庸国”,是否会拒绝英国的承认。7月英外交部注意到马来亚某华文报纸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评论，该评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略有相似，而与东欧附庸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稍有不同，因就后者而言，它不是依靠民众反抗而建立，而是因苏联红军占领。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比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会更加宽泛”。通过此文，英国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虽然中共会在建国后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苏联军队没有在中国驻扎，中国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基本是靠中国人自己完成，因而中国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表明中国不会在短时间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英国有继续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
1949年8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阐述了解放战争以来虽然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投入大量援助，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没能利用好美国援助，并走向溃败，使美国援助打了水漂。英国政府及媒体对此十分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白皮书被认为是对国民党政权最后一击，部分中国人与美国人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继续援助，这些人的希望彻底破灭，进一步揭示了国民党政权的无能。”该评论使英国外交部意识到美国将会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将会是时间问题。8月8日，英国外交部认为既然国民党政府无法维持有效抵抗，各大国是否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应基于实际情况而不是道义，若国民党能有效控制中国西南部以及台湾，那么将其视为“割据政权”足够了。承认“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遭到反对，但应与英联邦及北大西洋国家就此进行持续沟通。但此时英国还未能判断出国民党是否会完全丢掉大陆，中国共产党还未宣布建立新中国。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英国未能决定对新中国的承认，同时加紧与美国、英联邦国家、西方国家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进行沟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向外界表明新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愿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前提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评论道：“这些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于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R.S.Stevenson)向英外交部发电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建议“英国政府尽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拖延越久新政府拒绝接受英国承认的可能性越大，现在应尽可能与新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即便失败也可改善双方关系”。
针对美国舆论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受苏联控制的党，1949年10月底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在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会面时表示：“任何国家成立后都要证明其是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是在几乎没有外部援助情况下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不欠任何国家与政党的人情，指责中国共产党被苏联控制是荒谬的言论。”。至此英国也进一步明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一边倒”政策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虽然英国已考虑在适当时刻承认新中国，但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英国没有承认新中国。其原因在于：第一，美国的态度起到一定影响。9月17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就包括中国问题在内的诸多国际问题进行讨论，由于美英双方在华利益不同，国内政治氛围不同，美国不赞同英国单独承认新中国，但双方表示会继续沟通。第二，由于新中国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尽管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向外传递新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英国国内有舆论担心新中国会被苏联所“控制”。第三，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10月还控制着部分西南国土。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解放军兵临香港，这使得英国意识到，为维护其在香港的统治，应加快承认新中国的步伐。10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递交的备忘录分析了中国局势。贝文认为，国民党虽然与英国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但现今已无法代表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已解放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广州丢失后国民党很难守住在大陆其余城市。中国共产党已兵临香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发展双边贸易是符合英国利益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符合国际法。这表明，贝文认为国民党从大陆彻底败退只是时间问题，只有新中国才可以代表中国，承认新中国可为其在华开展贸易创造条件，因此尽快承认新中国是符合英国利益的。10月27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备忘录。英国内阁赞同外交部备忘录，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很充分，但要征求英联邦国家政府与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友好大国的意见。至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正式提上日程。
英国议会各党派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推动了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11月英国议会各党派议员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质询英国外交部官员，英外交部官员则以此问题正在与盟友积极协商回应。11月17日，丘吉尔在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我们应如何应对控制中国大部分区域的中国共产党?承认并不代表认可，建立外交关系是为了确保安全与便利。这对保护英国在华利益至关重要。我同意外交大臣就此问题与盟友磋商。”就此，承认新中国问题在英国议会达成朝野共识。
12月英国加紧就承认新中国问题，与英联邦国家进行磋商。其最终结果是四个自治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邦基本表示赞同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但都不打算立即承认，会在英国承认后对此问题进一步考虑，并考虑美国因素。在亚洲，缅甸表示将于12月16日承认新中国；印度总理尼赫鲁(Jawharlal Nehru)向英国表示印度赞赏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做法，并于12月30日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巴基斯坦表示会尽快对新中国予以承认，但会有别于印度；锡兰表示将会在英国承认后跟随英国承认。欧洲国家挪威、丹麦、瑞典、瑞士表示会紧跟英国脚步。这表明，经过一系列协调后除美国外，大部分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表示支持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部分欧洲国家将紧跟英国脚步承认新中国。
毛泽东主席对苏联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访问，毛泽东主席此行的目的是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更多苏联援助，并树立独立自主外交形象，维护中国主权与发展利益。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表示“应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签订是取得美英同意，即使修改某一条款，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既然倒台了，原条约失去意义”。就这样中苏条约谈判暂时陷入停滞。英国因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斯大林做出让步，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就准备对苏贸易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毛泽东也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国准备与英国、英联邦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最终斯大林做出让步。经过一系列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英国承认新中国的进程，同时推动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新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获得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周后，12月23日 英国外交部宣布将于1950年1月6日承认新中国，北京总领馆将逐步替代原南京大使馆的职能。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递交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任命胡阶森(John Hutchison)为驻华代办负责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电复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与完整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贵国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建交谈判”。至此英国正式承认新中国，中英双方开始建交谈判。
1949年5月后，败退中的国民党当局持续关注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通过其在海外重要外交官对有承认新中国倾向的国家进行游说，发动舆论战以争取“同情”,动员美国亲国民党势力向英国施压，破坏“两航起义”,争取英国保留驻淡水领事馆等，力图阻止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1949年5月6日，宋美龄发电告知蒋介石，“英国初步暗示与中共接触，并预备将来承认该政府，英国还在动员美国一同承认新中国政府”。5月10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如何阻止美英承认新中国议题致电蒋介石与何应钦，表示“美英有在三个月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帮其在外进行外交活动，他将与胡适等人加紧在美活动，他还表示国内因素直接影响到他们外交活动，因此希望国民党政治与军事力量能加强团结，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目”。次日，驻美武官候胜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当前阻止英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争取美国援助更为重要。由此看来，国民党在美官员认为美英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较大，应尽快开展外交活动劝阻美英对新中国的承认，一旦美英承认新中国，将会使国民党政权产生严重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争取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比争取更多美国援助更为重要。此后，国民党方面频繁与美国、英国、英联邦、欧洲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会面，游说其政府不要承认新中国。
9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探讨中国局势时，顾维钧借此机会对贝文进行了游说。顾维钧深知香港问题是促使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原因，因而对贝文说：“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从中国西北到东南的广大领土，则不仅香港是‘安全’的，而且中国将成为东南亚各国的保障。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对中国政府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援助，这对香港是有利的。也是为了自由事业的利益，而自由事业必然是美国和英国所关心的。”贝文表示：“如果广州的中国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保卫广州’,他可以推迟执行，甚至要求内阁撤销这项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决定。”顾维钧向贝文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存在有利于英国在香港及远东殖民地利益，并希望英国美国能在物质上与道义上给予支持。由于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广州依旧被国民党政权控制，英国还处于观望阶段。随着10月14广州解放，解放军已兵临香港，顾维钧对英国方面的游说彻底失效。
印度对新中国的态度影响着英国。国民党方面也尽力对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国大党人士进行游说。尼赫鲁经历过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因而倾向承认新中国。他曾表示：“印度不会寻求加入亚洲太平洋地区反共产主义的联盟，我们的外交政策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加入任何集团，我们愿意与友好国家合作。我们不会对任何国家和人民有敌意，也不会干涉别国事务。”1949年10月尼赫鲁访问美国时顾维钧以中印边界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游说。顾维钧表示：“国民政府决心继续抵抗，并将依托中国西南地区，若有友好国家予以道义与物质上援助，中国政府或许能支撑一两年。”尼赫鲁对此表示：“他看不出这种局势能够扭转，中国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对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援助，会使中国人民认为，他们的苦难系由外国干涉所造成。”由于云、贵、川省接壤中国西藏地区、缅甸、印度支那地区，印度在此地有着利益，顾维钧希望印度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并对国民党进行援助。但尼赫鲁对中国局势有着清晰认识，因而拒绝顾维钧的建议。鉴于对尼赫鲁的游说失败，国民党当局驻印度大使罗家伦便在印度国大党内争取舆论同情，阻止印度政府对新中国承认,但效果依然不佳，最终印度于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
在对英国、印度等国政府首脑、外交官员游说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加紧在美国国会中活动，动员国会内“中国帮”发声向美国政府施压，让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为筹码向英国政府施压，阻止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与承认。11月5日在国民党当局鼓动下，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致信表示：“我坚信，我们现在不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而且我希望你能用你的口才和外交手腕说服英国人不要这样做。”12月底英国宣布将于次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对顾维钧表示：“必须告诉英国政府，如果它承认中共政权，英国就不能指望国会一致通过给予其更多援助的法案，再给英国援助毫无意义。”12月31日中午，诺兰等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几位共和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迫使英国暂缓承认中共。若英国承认中共，他们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对英军事援助法案的表决中很难投下赞成票。”在渡江战役后英国开始讨论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国民党当局加紧在美国议会的游说，动员亲蒋议员向美国政府施压。但美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及美英特殊关系，无法以终止马歇尔计划为筹码要求英国不承认新中国。国民党当局在美国议会中的游说失败。
国民党当局最终没能阻止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1950年1月5日，英外相代表麦克尼尔(Hector Mcneil)告知国民党当局“驻英大使”郑天锡，英政府定于明日中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还说会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继续维持地方事实关系。郑天锡口头严重抗议并表示无穷遗憾。蒋介石认为“英国承认‘北平中共组织’,乃在年初予我政治史以重大第一之打击”。至此英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基本走向破裂。
国民党通过破坏两航起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中国与英国关系的发展。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飞行员及航空公司员工驾驶12架飞机从香港飞抵北京，史称“两航起义”。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祝贺“两航”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投祖国和人民的怀抱。“两航起义”后，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还留有71架飞机。1949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两航”滞留在香港的71架飞机等资产出售给陈纳德。陈纳德将飞机转由其本人控制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控制，并派公司代表要求港督向香港地方法院施压，要求香港地方法院做出有利于美国民用航空公司的判决。1950年2月23日香港法院判决“两航”财产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于是美国民用航空公司提出上诉。美国国务院多次向英国外交部施压，表示若将“两航”在香港剩余财产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终止马歇尔计划。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地方法院判决，并继续扣留飞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4月4日周恩来总理要求港英当局立刻向中国归还“两航”在香港的财产。5月22日中国外交部抗议英国当局在“两航”问题上的做法。英国对“两航”财产的态度使得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困境。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最终1952年英国将“两航”财产判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停滞。
在国民党当局争取下，英国保留驻淡水总领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建交谈判带来负面影响。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判断已无法阻止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便开始制定英国承认新中国后的对英政策。1949年12月18日，王世杰、陶希圣、叶公超等人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五点措施：一、发表书面声明强调各国承认中共“显系违背国际公法”。二、不主动撤离在各国设置的“外交机构”。三、各国在台“领事馆”不强制关闭。四、秘密派人前往香港、越南、暹罗、马来、印度、缅甸等开展宣传和情报工作。五、为实施前项计划，政府应立即拨款。
基于上述决定，12月23日“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与英国驻淡水总领事进行会谈。吴国桢表示希望能继续与英国保持商业与领事关系。在会谈后英国驻淡水总领事询问英政府是否希望维持台湾的领事与经贸关系。12月29日英国外交部表示同意保留驻淡水总领馆。1950年1月10日，台湾国民党当局正式决定“与英国断交后应尽可能维系与英国商务关系，允许英国保留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官员允许其继续在台湾履职，并享受领事官员待遇，对其办公与住宅处予以保护，在交涉时避免与英国领事馆官员公开接触”。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宣布与国民党当局断交后，国民党当局没有要求英国领事馆离开台湾。其主要目的是因台湾与香港贸易来往较多，国民党当局在香港有诸多资产，维系与英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英国也为了维系其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业利益，经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保留在台湾领事馆，显示出其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两面性，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不愿完全终止与国民党当局所谓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英国的两面性十分不满，影响了中英建交谈判的进行。
1949年—1950年英国与国民党关系逐步恶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好发展并承认新中国。二战后英美两国在华利益不同，国内政治、舆论环境不同，以及国民党集团在两国游说力度不同，使得英美两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作出不同选择。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其主要目的是为阻止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以维系其在亚洲霸权。英国国力衰退，对华问题上重点关注经贸问题和香港问题，这需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才可解决。英美国内环境对两国政府就承认新中国问题造成重大影响。虽然美国政府内部有放弃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呼声，但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以及民间主张支持国民党的利益集团“院外援华集团”,以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政府继续援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不同的是，“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议会就承认新中国问题达成朝野共识，在野的保守党也呼吁英国工党政府尽快承认新中国，社会舆论在“紫石英”号事件后基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符合英国利益，英国工商界也呼吁政府承认新中国。国民党虽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游说活动阻止英国承认新中国，但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中国大陆的溃败，次要原因是其在美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游说活动，在英国进行游说活动较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英美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决策结果。
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过程是曲折的，也使得中英建交过程曲折复杂。解放战争爆发初期英国保持相对中立态度，随着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底确立“一只脚踏入”政策，探索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事实上的联系。“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进一步尝试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提上议程，在与美国，英联邦国家商议后，且美国不反对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最终在1950年1月正式承认新中国。然而英方没能彻底终止与国民党当局所谓的 “外交关系”,在“两航”问题上偏袒国民党当局，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因而双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才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虽然1960年代中英关系有所发展，但在台湾、中国联合国代表权、对华贸易禁运等问题上英国受美国因素影响较大，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英双方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面对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接触与对新中国的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将美英区别对待，积极与英方接触并接受英国对新中国承认。接受英国对新中国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典、瑞士、挪威、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新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新中国与英国发展外交关系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英国国内有观点认为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决策是失败的，因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在华商贸活动不如预期。但从长远来看1950年承认新中国是符合双方利益的，1957年后中英双方贸易稳步增长，60年代初期英军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元帅访华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从英国购买大量飞机等物资，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得以稳定。到1970年代双方抓住机遇，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冷战时期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了香港“六七”暴动、释放双方公民等诸多问题。
1949—1950年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是向好的方向演变，双方不断加强接触，最终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是逐步恶化。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符合中英双方国家利益，国民党采取诸多措施试图阻止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最终以失败告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