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清平||卢沟桥事变前后王宠惠对日态度及转变
董清平，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
摘 要：
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对日侵华本质的认识。上述状况反映了王宠惠身份行为与个人内心有时存在着矛盾，折射出民族危难时期个人取向与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
关键词：王宠惠;卢沟桥事变;对日态度;蒋介石;国民政府
卢沟桥事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学界围绕事变前后中日政策的演变与走向、蒋介石和战抉择、国民政府对日外交决策、事变发生后的应对策略等作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外交官，作为外交交锋的一线人员，面对卢事的态度、认知与体悟，却关注不足、成果较少。王宠惠作为卢事前后主政外交的主要官员，既有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他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作为、外交思想与外交策略,缺少揭示面对卢事这一重大事件时的态度，而对这个问题的深究应是理解他战时外交作为的逻辑基础。
王宠惠于1937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上任伊始便宣示，遵循和平路线。对于中日关系“热望调整”。卢事爆发后，他一开始上书蒋介石便提出，“以和平办法解决”。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王宠惠举动反复，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他的态度转变?其态度转变产生了何种影响?纵观现有研究，都尚无解。实际上，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加深对卢事爆发初期国内外复杂形势的认识，也有利于观察国民政府高官在危机时局下对战争形势的研判和行为抉择，从中管窥国民党阵营为何在战时走向分裂。鉴于此，本文结合档案文献、时事报刊、日记等史料，对此时期王宠惠对日态度与态度转变原因等作一探析，以期拓展相关研究，尚祈学界教正。
一
执行和平路线：“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政府免去张群外交部长职务，改由王宠惠接任。这次全会，国民党尽管作出了“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的对日政策，但由于对抗日的准备还远未完成，对日方略是“抗日而非排日”。张群虽在外长任上，投入很多精力，但在卸任时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此情形之下，王宠惠执掌外交，可谓临危受命，任重道远。王一上任就表示，循和平路线，力谋国际间友谊之增进。对于中日分歧，在他看来“两国如有和平之诚意，任何困难均得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之”。
在王宠惠接任外交部长之际，日本方面也替换了外相，由前驻法大使佐藤尚武为外务省大臣。颇为相似的是，王与佐藤差不多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望的人物，一般说来，都是倾向欧美的。佐藤一上任也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善态度，告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人素认中日两国间之和平为必要，此后将力谋实现此种宿论”。
在中日两国新任外长都期望和平的氛围中，两国进行了多次外交接触，以改善中日关系。尽管在5月底，日本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短命的“佐藤外交”宣告结束。但并没影响王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期许。1937年6月，川越茂回任驻华大使之际，王表示，“本人对于川越大使期望甚大，如果川越大使携回之新训令，确系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则本人深信中日邦交之调整，不难于短期内实现”。日本《朝日新闻》甚至还评价到“目前为调整中日关系之最好机会”。
在假象的和缓背景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却形成了“对华一击”的基本共识。之后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卢事的发生，中国各方咸深愤慨，“值兹近卫组阁、川越回任之际，各方对于中日关系之调整，咸抱有若干之期待，乃突有此不幸事件发生，诚堪遗憾”。
卢事发生次日，外交部致电北平冀察政务会查询卢事情况。身处庐山的王宠惠电令外交部次长陈庶青，立即派人向日本大使馆口头严重抗议，劝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免事态扩大。当日，亚洲司第一科长董道宁奉命赴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严正指出“此事责任不在我方”,提醒日方“特别注意事件之严重程度”。日使馆表示，“当不至扩大”,“当遵贵方意旨，即电驻屯军当局，制止军事行动”。这次会晤，中日双方“同希望和平解决”。
王宠惠领导的外交部针对卢事冲突与日本新动作，围绕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的主旨，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当面与日方人员交涉；二是提出抗议、提交书面备忘录；三是与冀察当局不断电报往来，派人前往了解情况，协助其与日交涉；四是及时向蒋介石进言，汇报交涉情况，听其指示。五是寻求西方大国的调解。
据档案记载，7月8日至7月20日，外交部官员董道宁、陈庶青与王宠惠前后8次会晤日大使馆人员。王以外长身份会晤的就有4次。在会晤中，王宠惠及属下，反复强调中方态度和立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我方和平态度始终一贯”。期间，就日本要求提出“就地解决”的无理要求，阐明中央立场“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也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对于中日双方军队调动，王宠惠明白无误地告知日方，日军入境我国，“显系侵犯我国领土主权”,我方军队之调动“纯为自卫”。
事变发生后，外交部除与冀察当局保持电报往来外，于7月11日派孙丹林、杨开甲赴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办理交涉，严密探听各方消息，随时汇报给外交部。据孙、杨的了解，29军内部态度不一，有强硬与和缓之分。日方“始终无诚意，且大举增兵”,扬言“不惜与破坏何梅协定之中央军一战”。王宠惠将相关情报与交涉情况及时上报蒋介石，不时提出个人意见。为使和谈更有利展开，7月12日，王向蒋建议，为防范我国各地对日侨滋扰，“通令各省市当局，严加戒备”,“对于日本侨民妥为保护，免资借口”。对于这一建议，蒋予以采纳，于7月19日以行政院令下发各地。为了与日本高层有直接的交涉，王还建议蒋，派驻日大使许世英提前赴日，共赴国难,这一建议亦得到蒋的同意。
为达到和平解决之目的，中国政府还寄希望于西方大国的调解。一则向各国揭露卢事真相，据外交部了解“关于此次卢沟桥事件，各国多不明了”。为表明中国的立场起见，外交部分别向各国送致节略。二则发动中国外交部驻外使节向当地国政府与要员，寻求调解中日冲突。结果因当时“欧洲局面复杂，各国有自顾不暇之势”,美国以中立法为借口，除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外，持不干涉态度。
在中日双方都主张和平解决的烟幕下，日本不断增兵华北，并从日本本土、朝鲜调大批军队来华。7月16、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纲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提出“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的问题”。驻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冲突，向中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已达最后限度”。7月25日，王宠惠给驻英大使郭泰祺信中表露“日方再以其他要求相逼，战争必不可免”。但因日本执意扩大战争，王宠惠的和平期望已无力回天。日军接着制造了“廊坊事件”“天安门事件”,于29、30日攻陷北平、天津，王宠惠的谋和努力未取得实际成效。
二
抗战态度之形成：“不得已而与敌抗战”
平、津沦陷后，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指出“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宣称“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作出对日抗战的决策，同时指出“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放弃和平”。会上，王宠惠赞同抗战，但政策的两面性也使得他有“不知所措”之感。最终，他还是站在了抗战一边，公开宣称“中国将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至日军退出中国国境及放弃其侵略政策而止”,“中国政府及全国人民，已决抗战到底”。王对日态度由和平转向抗战，是在复杂时势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其一，在与日本谋和交涉中，使王宠惠切身认识到，“无如日本缺乏和平诚意”。卢事发生后，王宠惠为了谋得和平解决，可谓尽心尽力，使出浑身解数。7月10日，在与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第一次会晤时，王要求日方“即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俾得由和平途径，早日解决”。日高虽表示，“本国政府也希望事态不致扩大”。但次日王就得知，日本从辽宁、日本本土增兵华北的消息。之后，王与日高多次会晤交涉，日方非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之意，还不断增兵，且在言辞上指责中国政府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所取行动，所发言论，多隐含向日挑战意思。至7月16日，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拥兵10万之众，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
日本上述假议和、真扩战的手法，王颇有觉察。7月20日，王郑重告知日高“因双方俱已调动大军，一触即发，危险堪虞”,要求约定时间，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行动。对于日本提出的“中央政府不妨碍地方当局”“中央政府不反对地方协定”,王则说，“我方已尽最大之让步”。除了这种代表政府立场发表言论外，王宠惠还以私人身份向日高表达，“本人前避开外交部长地位，以私人资格，为贵参事言之，中日极宜互相和平携手改善邦交状况，但我方让步以述此志愿，当有一最低限度”。上述言行可知，王为谋得和平解决冲突，虽是委曲求全，但并不是没有底线。正如他所言，“夫吾国之所以不得已而与敌抗战，纯由日本侵略我民族至于无可忍受致然”。
其二，谋和无望，日本武力紧逼，使得王宠惠不得不丢掉和平幻想。卢事之前他就曾言：“苟有施以侵略者，不论何国，吾国民必起而主张抵抗”。这一则表明他的和平底线；二则表达了他敢于抗争的骨气。在与日本谋和交涉期间，王对日本增兵心知肚明，对引起大冲突也有预见。7月24日，王宠惠在给郭泰祺的信中指出，“日军调动自22日起，更为积极，仍在准备挑战。恐于一星期内提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之各种条件”,“日本此种行动，不免引起中日大冲突”。王的预言，事后果真没错。日方所提条件“我方让步已达最后限度”。
7月底，日军侵占平、津后，又将视线转移到上海，严重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制造事端，挑起虹桥机场事件。8月13日下午，王与日高就此事件进行会晤，王苦口婆心地表示，为两国民众永久福利计，两国间一切纠纷，总以和平解决为最善。声明中方立场“在和平绝望前之最后一秒钟，仍望能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对于王的声明，日本置之不理，当晚挑起“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至此，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8月14日，王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向世人宣告“我国既已竭尽和平方法，忍无可忍，遂不得不武力自卫，实行抗战”。
其三，中国社会各界与蒋介石趋向抗战，对王宠惠态度转变也有影响。卢事爆发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坚决抵抗。中国共产党发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号召，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应战而不求战。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也纷纷表达抗战决心。社会各方以及海外侨胞纷纷吁请抗战，“国府二十日收到各方来电，请立即发动，全国一致抗战”。在这样社会氛围下，蒋于7月31日作出忍无可忍、抗战到底的表态。8月7日，国民政府作出对日抗战的决策。可以说，国内趋向抗战的时局，也促使王向抗战转变。
其四，寄西方大国调解的希望落空，也迫使王宠惠对和谈失去信心。前文所言，卢事发生后，为谋得中日冲突和平解决，国民政府还寄希望西方大国的调解。但因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处境不同，国策自异。英、法、苏三国对欧洲顾虑太多，美国反战派在国会之势力尚大。各国对其本身在华利益虽未忽视，但尚未至采取积极共同行动之程度。所以“吾人对于友邦，尚未可抱持奢望”。
三
寻求援华制日：“求世界之同情与援助，陷日本于孤立”
听其言、观其行，在王宠惠对日态度转向抗战之后，其行为表现就是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华制日，“积极方面求国际世界之同情与援助，在消极方面陷日本于孤立，以期达到我们最后胜利之目的”。为此，王等外交人员进行了积极努力。
第一，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诉，以期用国际条约保护自己，制裁日本。中国政府在卢事爆发之初，就考虑向国联申诉的可行性，但英、法、美持不支持或反对态度。在“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加快了向国联申诉的步伐。8月16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转述国联财政经济组组长沙尔德的意见，“我国应将中日事件提出国联，此举虽无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获胜利，且便利各国直接接济军械、经济，即以后调停亦可”。8月23日，中国向国联递致第一次声明书。9月12日，中国向国联秘书长递交正式申述书，提出请国联制裁日本的诉求。
在中国代表的呼吁与多方磋商之下，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叙明日本侵略事实，指出中日事件世界各国皆有关系，建议由九国公约各国讨论共同调停办法，予中国以精神上之援助，会员国不得为任何减少中国抵抗力量之行为。之后，中国将申诉目标主要放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10月26日，王宠惠提出我国代表还应在会外活动的事项，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与社会，加紧对日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决议事实化，帮助中国具体化。但惟以日本之不出席，不得不宣告延会。此后，中国继续向国联提出中国的诉求。
第二，加快推动联苏制日。卢事之前，因意识形态等问题，中苏关系改善速度较慢。但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使苏联也意识到联合中国共同预防外患之必要。卢事爆发次日，蒋介石指示孙科和王宠惠立即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此事。此后，王与鲍氏多次就上述事项进行磋商。王痛心地给鲍氏说，“我们总是对英美寄以过多的希望，现在我要想一切方法改善中苏关系”。
在与鲍格莫洛夫磋商期间，王宠惠反复提到，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苏联认为不合时宜。为减轻日军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王还向鲍氏阐明，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在东北边界调动苏军，以把日本注意力从中国吸引过去。苏方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最终，在王宠惠等人的积极努力下，8月21日，王与鲍氏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该条约的意义，国民政府后来回顾说，“抗战初期，美英对我态度皆举棋不定，故苏俄对我之援助有相当重要性”。苏联的大量援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王宠惠及中国政府的抗战底气。
第三，争取英美援华。王宠惠虽对英美等国在调解问题上，颇为失望，但为了打败日本，不得不继续努力争取英美援华。除向英美政府继续做工作外，王等外交人员还发动舆论攻势，“民主国家之行动向以舆论为依据”,即想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英美国家的政府决策。在卢事发生后，日本在国际上大肆进行虚假宣传，指责冲突的起因在于中国，甚至还美化其的侵略行为。中国外交部除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外，据7月12日郭泰祺在英国发来的报告说，“日来英报所载消息来源多自东京发出，谓日方行动为维护其条约”,建议“我方多发新闻以期更正日方恶意宣传”。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外交部予以重视，发动外交人员尽量向世界宣传日本侵略事实和残暴情形，说明中国的抗战不仅为民族求生存，还为保持世界和平正义，呼吁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中国。王宠惠等外交人员通过国联讲坛、向欧美进行英语广播、答记者问、著文等舆论手法宣传中国诉求，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1937年10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演说，虽未明言中日冲突，也没表达改变对华政策，但对当时孤军抗战的中国来说，“足为美国与国联共同努力遏止国际侵略之基础”。罗氏的这次演说，在国际舆论上声援了中国，将日陷入“失道”局面，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和反驳。在英国方面，据郭泰祺1938年1月底的反映，英工党各首领请愿团为促进中日战事之停止，向首相请求，禁止日货输入，禁止一切军用品输出日本；并积极推进民众抵制日货，以促进政府逐渐实施此政策。
在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的过程中，王宠惠等中国外交官还采取“多寻友国、减少敌国”的策略。对于英、美、法、苏等国，采取积极争取援华。对于德、意，这些与日本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亦争取其保持中立及有限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王态度转向抗战后，根据时势，对日本提出的议和并非完全排斥。
1937年11月底，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他转述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作为中日议和基础时，他倾向于接受，并上书蒋介石说，“目下国际情势难望积极援助，国联与九国会议显无切实办法，而英、美、苏联又互相推诿，我方如愿以调停方法结束战事，则对德方提议不宜轻易放过，且应速有具体答复”。他还谈到，“如一方独有德国居间开始商议，一方要求即时双方停战，未当非应付之一法”。
此时正值中国内外交困。外交上，寻求布鲁塞尔会议上伸张正义失败；军事上，上海、太原被日军攻陷。蒋介石为缓兵停战喘息，经过与白崇禧等高级将领的商议后表示，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华北政权要保存。蒋的表态事实上接受了王的建议。而当中国以此寻求与日谈判时，日本因军事胜利，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中国如向其乞和，才肯与中国直接谈判，且提出比之前更为苛刻的条件。后又不断扩大条件，使得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接受。1938年1月1日，王给陶德曼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所提条件“不能看出中日两国真正和平之路线”。日本因不满中国的不明态度，失去耐心，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暂时堵死议和之路。至此，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
诚然，在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陶德曼调停期间，因中国军事失利，国民政府内部一些人，对战局极为悲观，甚至在日本于1937年12月提出，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等严苛条件下，仍主张继续与日议和，批评蒋“优柔而非英明”。王在此氛围下，虽有倾向与日议和的表现，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对外界盛传中国有倾向妥协的传言予以澄清，坚定表示“中国拟抗战到底”。而在他外侄谢耿民问他，日本武力强大，中日战争的结果如何时，王很有信心地说，“我们打败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中国战事吃紧，他也公开宣示“最后胜利非我莫属”。当然，中国外交上争取援华制日，在8月7日对日抗战决策前就有实施，但之后使得这一工作更加迫切。
四
转向与坚定抗战之内因：日本“覆灭我全民族而后已”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军事攻势与和平烟幕，国民党内部对日态度，存在着坚决抵抗与对日妥协的两种态度。主战派主张“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而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主战与主和之间，王宠惠的态度则是由卢事之初的主和，之后转向抗战，且在国民政府内部弥漫悲观情绪时，仍坚持抗战立场，其主要因素在于个人内因。
一是在于王宠惠政治立场唯“蒋”是从。王宠惠被称为“国民党之耆老，孙中山之信徒”。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出任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自1927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后，其政治命运紧紧地与国民政府捆绑在一起，行事更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无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部长，还是1937年3月接任外长一职，其中都不无蒋介石的旨意。卢事之后，王对日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受蒋介石的影响。王曾对谢耿民说：“我对蒋先生是唯命是从，他有什么交代，我一定做”。
尽管王在卢事之初上书蒋，建议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蒋并没完全采纳，而是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以战谋和的策略。之后，随着局势的发展和蒋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王的对日态度亦发生了转变，紧随蒋的主张，承国民政府政策和秉蒋之命行事。王的这一行为特点，正如他在出任外长当日所表示的，“我没有主张，我是以中央的主张为主张”,他且以奉行国民政府中央外交方针为最高使命。在这种使命感和行事风格之下，王在战初按照蒋的指令，积极与日交涉，开展多元外交。在和平解决无望后，亦多次坚定地向国内外宣示，“中国不可击破之意志，将抵抗日本到底”。
二是王宠惠对日本侵华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王早年游学日本，对日本侵华史有着较深认识。他认为，自明中叶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三四百年来没有好过”,原因在于日本有所谓“大陆政策”者从中作祟。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交往中，也使王深刻认识到，尽管中国政府“竭力以和平方法应付”,并一再忍让，但日本侵略中国计划丝毫未有改变，“得步进尺，势将席卷我全疆土，覆灭我全民族而后已”。这在王看来，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
此外，在王的认识中，日本“置国际条约信义不顾耳”。“一战”后，日本先后主动签署《九国公约》和《凯洛克非战公约》,但实际上一直都在违反。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又逐步向关内蚕食。这些在王看来，都是严重置国际条约信义于不顾。对于日本“不顾国际信义，破坏国际和平之侵略者”,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独负起膺惩之责任，予侵略者以痛击”。
三是王宠惠坚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王认为，现代战争的较量取决于经济力量，但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其持久战争。在他看来，日本自1937年以来，在经济上已出现危机迹象。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择手段，饮鸩止渴，榨取国民经济的财富，以备消耗于战争状态之中。相信日本经济必有崩溃之一日。而中国国力的潜能巨大，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不能实现的。一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随着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二是日本欲吞并奴化消灭中国的愿望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三是中国得道者多助。通过外交工作，“我友邦此后必贯彻其对我之同情与援助”。日本侵华无道行径“实在可以断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五
余 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对日是战是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作出抉择可谓极其艰难，对主政外交的王宠惠来说异常难办。卢事发生后，他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法解决，不扩大事态，并为之努力，自有合理成分。尽管王宠惠十分清楚，日本是要“制我民族死命也”,但在当时，无论日本的声称，还是50多个国家赞同美国的声明，都是希望中日和平解决，避免军事行动,更何况中国国力和军力不如日本。当然，王宠惠作为外交官，尽力缓和国家间的关系也是职责所在。
为此，王宠惠等人除与日方代表直接交涉外，寻求国际社会的调解则成了必要的选择，但成效不佳，中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不仅如此，国际舆论对于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持消极态度。“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不出二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确说：“彼个人观察，中日如果开战，在初时中国或可稍胜，但最后必归失败”。
由于上述原因，在中日全面开战约半年的时间内，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主和比主战其实更具普遍性。而主战者，也有不少“口是心非”。而蒋也相当孤立。在这种情况下，王宠惠紧跟蒋介石的步伐，由最初倾向和平解决转向抗战。对蒋来说，是有力的支持。而王以外长身份不断公开宣示抗战决心，回应了民众对于抗战的呼声，也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同时，王通过向欧美广播或答记者问，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抵御外侮和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决心，促使了国际社会增强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以及精神和物质的援助。
需指出的是，王宠惠所宣示的抗战到底言论，并不是“口是心非”,也不是假装“不屈”以“取巧悦人”,他除公开宣示抗战决心外，在私下也是支持抗战并相信中国必胜。在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由武汉迁往重庆前夕，王宠惠和几位朋友谈论时局，在谈到能不能战胜敌人时，他很有信心地说：“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胜利，而且为期并不远”。
诚然，自王宠惠赞同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决策，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他一再表达抗战决心，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两面性，一面抗战，一面亦不放弃外交周旋,使得王在喊着抗战时，相机出现谋和意念和行为，有了政策依据。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倾向接受1937年11月初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有主和的一面。但同时，在公开和私下他又宣示抗战必胜。当然，他毕竟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他“主持外交，完全以中央政策为根据”。当1939年蒋命他策动第三国调停中日关系时，王照样遵办。这种反复举动，反映了王宠惠身份行为与个人内心有时存在着矛盾，折射出民族危难时期个人取向与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
王宠惠之所以没有像汪精卫之流，汪在之初虽也表示支持抗战，但最终在日本的诱降下，走上卖国求荣之路，本质区别在于对日本侵华本质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王的转向与坚持抗战，很大程度受蒋介石的影响。而反过来，蒋对王在外交上也十分信任。王从1937年3月至1941年4月担任外长长达4年之久，这在民国外交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
行为是思想的外化，王宠惠的抗战态度是他之后战时外交行为的逻辑基础。在全面抗战前期他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大致都是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标。正是因为他在全面抗战前期最艰难四年的出色表现，使王宠惠取得蒋的进一步信任，1941年4月升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位居中枢，作为蒋介石的外交智囊，继续活跃于外交战线。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