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超||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张新超，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 要：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关键词：
里耶秦简；秦；迁陵县；乡里
自2002年里耶秦简问世以来，迁陵县的乡里组织便引起学界的关注。李学勤指出迁陵县辖有都乡、启陵乡和贰春乡3个乡【1】，这一观点也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各乡辖有哪些里却并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我们仅以5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为例，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异。如下表：
表1 关于迁陵县乡里组织的代表性观点【2】
其中晏昌贵、郭涛与宫宅潔的观点基本一致，唯后者对舆里的归属持不确定的态度。但他们与凡国栋、鲁西奇的观点有较大差异。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将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大致看作是一种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忽略了动态变化。其次，关于迁陵县乡里组织的主要研究基本上是围绕《里耶秦简（壹）》展开的【3】，在《里耶秦简（贰）》早已公布的今天，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辨析。研究者在讨论迁陵县乡里组织的同时，还广泛涉及各乡的地理环境、距离县廷远近、户口以及简文中“一邑二里”“南阳”的含义等问题，相关认识也存在差异。
上述问题是否明晰，不仅对于正确理解里耶秦简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让我们从微观层面认识秦乡里制度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拟在综合运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的基础上，就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都乡及其下辖的里与相关问题研究
1.重识都乡
关于都乡治所的位置，有人认为在迁陵县城内，也有人认为不在城内，或认为两种可能都有。笔者认为其应靠近迁陵县城，但是不在城内。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迁陵县城的面积非常小，残存面积只有近2万平方米，除去迁陵县的官署、吏舍、作坊、道路等设施外【4】，难以有更多的空间留给都乡使用。其次，从文书传递耗时来看，都乡传送给县廷的文书多当天到达【5】。可见都乡治所距离迁陵县城的路程非常短。
都乡的辖区面积比较大，并不像我们之前认为的仅在县城附近。这从当地黔首或刑徒的工作中可以看出端倪。简8-170载：
廿八年五月己亥朔甲寅，都乡守敬敢言之：
都乡有老虎出没，而老虎属于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7】，故其辖区内必然有符合山地、密林这两项条件的地区。目前所见里耶秦简中，都乡刑徒的劳役也主要以“捕羽”“捕献”为主，如简8-142、8-2011等【8】。无论是“捕羽”还是“捕献”，其自然环境也往往要求有山林。而里耶古城位于地势较为平缓的里耶镇，其西方约3千米处已出现山地；里耶古城东面便是酉水，再往东约2千米也进入海拔较高的山地【9】。故都乡的辖区很可能往里耶古城的东、西两个方向延伸至较远地区。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
都乡治所地处迁陵县城附近的地势平缓地区，故其户口也较多。如下简所记载的情况：
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一顷卌一亩,钱八十五。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二顷卌七亩,钱百卌九。】【10】
都乡居民在启陵乡和贰春乡共耕种有3顷88亩土地，说明都乡的户口数已经超过了自身拥有的耕地面积，故而需要“田”他乡之地。但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都乡的户口数已经被贰春乡超过。简8-1519记载：
迁陵丗五年豤（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
迁陵县每户平均田租为4.45石，则都乡有54户、启陵乡有22户，而贰春乡有76户，远超都乡和启陵乡。至于贰春乡的户口数为何能够超过都乡，我们将在后文论述。
秦汉时期，都乡是县里最重要的乡，如陈直指出：“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12】根据里耶秦简，我们还能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首先，都乡在县域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简9-1088+9-1090+9-1113记载，都乡在十一月朔日公布当月商品的平均价格，得到县廷许可后在全县实行【13】。可见都乡在县域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次，从文书传递的角度看，都乡的地位有时也高于其他乡。如简9-2283载：
三月辛西，迁陵丞欧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14】。
从该简可以看出，都乡相较于其他二乡在行政文书传递中具有特殊地位。简8-2303载“
正因为都乡对于迁陵县来说如此重要，所以县廷对都乡格外关注。以县廷对都乡居民的态度为例：首先是关注都乡居民的生活状况，如简8-1796“都乡黔首毋不平苦者”【17】。其次是关注都乡的人口结构、逃亡情况，如简9-2300“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18】，简9-2279“都乡黔首毋亡不居迁陵者
2. 都乡的更名及其下辖的里
迁陵县“都乡”之名始见于简16-9，时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五月【20】。都乡最晚见于简9-2253，时间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三月【21】。期间关于都乡的时间记载出现了两处断裂的地方：一，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三十年（前217年）没有出现都乡；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没有出现都乡。简8-66+8-208记载：
八月乙巳朔己未，门浅□丞敢告临沅丞主：腾真书，当腾腾，敢告主。定手。十月丁卯水十一刻下九，都邮士五（伍）纑以来。谢发【22】。
“都邮”是“都乡之邮”的简称【23】。据《中国先秦史历表》颛顼历，此处的“八月乙巳朔己未”属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24】。由此可知，目前关于都乡的记载主要缺少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三十年（前217年）。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一是记载都乡这两年事务的简牍没有保存下来；二是都乡曾经短暂改名；三是简牍文字存在误释，将“都乡”释作其他字。第一种原因可能性很小，因为在里耶秦简中，贰春乡、启陵乡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至三十五年（前212年）的纪年都不存在缺环，而作为一县之首的都乡恐怕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简16-2载：
丗年三月己未，平邑乡泾下、佐昌与平邑故乡守士五（伍）泉中克、佐涅童思□
这条关于乡吏赔偿钱数的文书保存在迁陵县，可知平邑乡属于该县【26】。但是里耶秦简中，平邑乡仅此一见；且竹简上“平邑”二字清晰可见，不存在误释的情况，那么该乡应存在改名或旋置旋废等情形。
假如是短暂设置，那么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迁陵县有4个乡。据简8-2004记载，这一年迁陵县仅有155户【27】。若按4乡计算，平均每乡约39户。而据岳麓秦简记载，秦代里的规模一般在30户左右【28】，如此则迁陵县每乡仅辖1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平邑乡”应是其他3乡中某一乡的改名。而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启陵乡、贰春乡的名称并未出现改动，如简8-801“丗年十月辛亥，启陵乡守高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都乡下辖阳里、高里。但是上引简16-2中显示平邑乡辖有泉中里，实际上也属于都乡。里耶秦简中泉中里仅此1例，该里很可能随着平邑乡的调整而出现撤销、改名之类的变动，但是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考证了。
关于阳里的归属，笔者并无异议。但高里的归属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鲁西奇曾经指出：“此二简所见之高里，究竟属启陵乡，抑属都乡，不能详（都乡亦有高里，已见前）。”【31】即启陵乡和都乡所辖里中都曾出现过高里。但是同一县中大概率不会出现同名的里，因为当时在标注个人信息时，往往包含名、县、爵、里四类信息，倘若同一县中出现同名里，就会出现管理上的不便。因此关于二乡都出现高里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三月，启陵乡啬夫赵向县廷发送了一份调查马匹坠亡的爰书，传递文书的是黔首“高里士五（伍）敞”【32】。陈伟指出，迁陵县内各机构之间的文书往来，“（除）极少数由邮人传递以外，大多是专门派人递送……从隶臣妾到基层官吏，都可担当投递人”【33】。即黔首也会从事文书投递的工作。据简8-157，乡的文书投递人主要由乡长官确定，如邮人由乡啬夫任命本乡下辖里中的黔首充当【34】。其他黔首从事文书投递当是以服徭役的形式征调的，而乡啬夫有权安排乡人徭役的具体事宜，如岳麓秦简《徭律》载：“节（即）发
高里与都乡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见简9-986：
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酉阳守丞又敢告迁陵丞主：高里士五(伍)顺小妾玺余有逮，事已，以丁丑遣归。令史可听书从事,【敢告主】。八月甲午，迁陵拔谓都乡啬夫，以律令从事。朝手。即走印行都乡【37】。
高里士伍顺小妾玺余被酉阳县遣送回迁陵县，迁陵县长官则将此事交给都乡啬夫办理，可见高里与都乡应存在隶属关系。高里明确隶属都乡的最晚记载为“丗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38】。综上可知，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三月至八月间，高里由隶属于启陵乡改为隶属都乡，之后便无改动。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
二
启陵乡及其下辖的里与相关问题研究
1.重识启陵乡
启陵乡应在“迁陵县以东以南一带”【39】，位于酉阳县和迁陵县城之间。三乡境内都有酉水流过，贰春乡处在最上游，之后分别是都乡和启陵乡。鲁家亮还指出：启陵乡境内有不少山地，陆路“艰险难行”；“与贰春乡相比，启陵乡可能更靠近河流、湖泊等，其自然环境的特征与贰春乡存在一定差异”【40】。
由于以往记载启陵乡、贰春乡到县廷的文书传递时间样本有限，经过统计后得出了“贰春乡所在地距离迁陵县城当较启陵乡为近”的结论【41】；或认为“受自然条件、季节变换、交通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尚难据往来文书所记载的时间信息推测贰春乡、启陵乡与县廷的远近”【42】。但是目前样本增多，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条件。在表2中，启陵乡、贰春乡各有一件当天到达县廷的文书，与其他文书相比时间差异较大，应被视作特例，故不纳入统计【43】。当不考虑季节、交通方式（陆路或水路）等因素时，贰春乡文书传递到县廷的平均时间为4.9天，而启陵乡为4.1天。
考虑到启陵乡、贰春乡都是陆路难行，而辖区内都有酉水流过，故他们传递给县廷的文书很可能会走水路。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秦代行船速度的法律规定，推测他们水路距离县廷的远近。据北大秦简《道里书》记载，当时各类河流的行船速度均按季节分为夏季（四、五、六月）、春秋季（一、二、三月和七、八、九月）和冬季（十、十一、十二月）三档【44】。因此，为尽量保证对比的科学性和样本的充足，选取表2中贰春乡、启陵乡在春秋季的文书传递样本。统计发现，贰春乡传递到县廷的文书平均需要5.2天，而启陵乡平均需要4.3天。
表2 贰春乡、启陵乡发往县廷文书时间表
综合以上两种统计结果可知，启陵乡应距离县廷更近，而不是更远。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值仅是这两个乡文书发往县廷的时间，如果加上等待县廷处理的时间和文书传回的时间，那么它们的平均文书处理周期都在10天以上【45】。通过与其他县对比可知，这一速度在当时属于比较慢的水平。如某县枳乡文书传递给县廷仅用两天【46】。一些简文虽不涉及县廷与离乡间的文书往来，但是其中透露的行程时间都很短，如酉阳县至盈夷乡仅需一两天，临沅县至望夷乡耗时两天【47】。综合来看，这三个县与离乡间的文书处理周期都比迁陵县短。其原因主要在于贰春乡、启陵乡不仅距离县廷较远，而且道路难行。较长的文书处理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迁陵县对基层的控制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迁陵县采取了将离乡居民迁徙到都乡等做法，详见后文。
此外，启陵乡还处在迁陵县与东方邻县酉阳之间的文书传递通道上。首先，两县文书传递要经过启陵乡。如简12-1799载：“书一封，酉阳丞印，诣迁陵，以邮行。【廿】八年二月癸酉，水【十一】刻刻下五，起酉阳廷。二月丙子，水下九刻过启陵乡。”【48】其次，启陵乡刑徒所从事的劳役中，与文书传递相关的劳役占据显著位置。如简8-801记载有启陵乡守高派刑徒两人去“治传舍”【49】。所谓“治传舍”就是修治传舍的意思，传舍即传置之舍，是“用于通信、出行的宿舍”【50】，相当于后世的驿站。简9-38记录有启陵乡刑徒“行书”【51】，即传递文书。简8-157中，启陵乡啬夫向县廷请示任命成为里典、匄为邮人，而县廷答复让两人均做邮人，说明启陵乡对于传递文书方面的人员需求较多【52】。
2. 启陵乡下辖的里和民户数量
启陵乡曾经下辖4个里，分别是高里、成里、渚里和贞阳里。关于高里，前文论述表明其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三月至八月间已经改隶都乡。
渚里在里耶秦简中仅出现两次，简9-3319中有“渚里不更涓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
□□迁陵守丞敦狐告都乡主以律令从事。逐手。即
渚里原本属于启陵乡，在17户黔首迁徙到都乡后，里耶秦简中便再未出现渚里。故这17户当是渚里的全部民户，迁徙之后该里就被撤销了。据考证，渚里为水洲上的聚落，“秦或为了统治新地的方便，将地理上相对疏离、不便管理的水中聚落予以整理”【55】。从前文可知，启陵乡距离县廷较远且道路难行，故渚里与县廷之间也存在这些问题。将渚里居民整体迁徙到都乡的做法，虽然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但是也可能会适得其反。首先，迁徙渚里居民时，秦政府统治当地仅一年左右【56】，根基不稳、民心未附。其次，这种迁徙政策势必会破坏楚人看重的血缘、地缘关系【57】，加剧秦政府与楚人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指出：“在秦始皇二十五年、二十六年，迁陵一带发生过战事，并有多支外地‘奔命’即救援部队进驻。”【58】该地动荡的形势应与迁徙政策有一定关系。
里耶秦简载：“廿六年后九月辛酉，启陵乡守枯、佐□、稟人矰出麦四斗以贷贫毋穜（种）者贞阳不更坨。”校释者已指出：“贞阳,当是启陵乡下之里名。”【59】里耶秦简中贞阳里仅此一见，或许该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之后被撤销了。
启陵乡中成里的存续时间最长，最早见上引简16-9，时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五月。最晚见于简8-157：
丗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伍）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为典，何律令
可知成里至少存续了7年。结合前文关于高里的论述可知，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启陵乡有段时间辖有成里和高里。秦《尉卒律》记载：不满30户的里，如果与其他里交通便利，可共设里典、里老；不便则设里典，不设里老【61】。而成里显然单独设有里典，说明成里与高里存在“不便”的情形。这意味着高里远离启陵乡治所（当在成里）而更靠近都乡，为了管理方便于是就被划归都乡。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综上可知，启陵乡曾经有高里、成里、渚里和贞阳4个里，但是高里、渚里、贞阳里或改隶他乡、或被裁撤，因此在秦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启陵乡只有成里1个里。
关于启陵乡的户口，前引简8-157记载，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启陵乡成里有27户，而此时该乡只有1个里，故这27户也是启陵乡的总户口数。简8-518载，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启陵乡有“见户廿八户”【62】，比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增加了1户。前引简8-1519记载，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该乡的户口数为22户。相比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三十四年（前213年），户口数略有减少。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迁陵县在调整基层的里，将部分户口徙往贰春乡。因为贰春乡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76户，而在前一年，贰春乡仅有60户【63】。启陵乡减少的6户，甚至是都乡的部分民户都极有可能迁往贰春乡了。
里耶秦简中还有一处关于户口数的记载也应属于启陵乡。简8-19载：
该简记录户口数为25户，此等规模的户口一般属于里级组织。但是，秦汉时期的户籍资料是以乡为单位进行整理和保存的，相应的户口统计也应如此，如里耶秦简中有“卅四年迁陵乡户计”【65】、“
贰春乡及其下辖的里与相关问题研究
1.重识贰春乡
晏昌贵、郭涛指出贰春乡在迁陵县西部偏北一带，而且由于“位处山区，（路）似乎并不好走”；贰春乡是迁陵县中漆、枝（枳）枸等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同时还有驻军，也是军械物资的储藏地【68】。关于贰春乡的地理位置，鲁家亮进一步指出其界域“向南推进，直至酉水北岸，甚或跨越酉水继续向南延伸”【69】。根据前文的论述可知，贰春乡距离县城较启陵乡更远。另外，贰春乡还是军粮储存点，如简9-50记载该乡有“备盗贼粮”【70】。
细读里耶秦简，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贰春乡。首先，该乡是迁陵县重要的陶器生产区。简8-1143+8-1631载：
丗年八月贰春乡作徒薄（簿）。城旦、鬼薪积九十人。仗城旦积丗人。舂、白粲积六十人。隶妾积百一十二人。·凡积二百九十二人。丗人甄。六人佐甄。廿二人负土。二人□瓦【71】。
“甄”即制作陶器的意思。该简显示，贰春乡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八月累积使用刑徒292人次，其中从事制陶、辅助制陶、运送陶土、制作陶瓦等与制陶业相关的刑徒就达到60人次，占总人次数的20%以上【72】。简9-18、9-22等也都提到贰春乡刑徒从事“甄”或与之相关的劳役【73】。其制陶业的规模显然不小。另外，简8-1146中有刑徒贺“学甄”【74】，似可说明该乡制陶业较为成熟。
其次，贰春乡的土木工程较多。如简8-2014、9-1079+9-1520显示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三十四年（前213年）均有黔首在贰春乡从事“除道通食”的工作。所谓“除道通食”，就是为在贰春乡开辟或修治道路的人送饭【75】。可见该乡修路的时间较长或者较频繁。除了修路外，贰春乡刑徒还在进行“彻城”的劳役，如简8-1280。关于“彻”的解释，校释者云：“有拆毁义··· ···又有治理义··· ···未知孰是。”【76】笔者认为前一种解释较为合适。因为先秦秦汉时期“彻”与建筑连用时，多表此义。如《诗经》有“彻我墙屋”之句，郑玄注云:“彻毁我墙屋。”【77】岳麓秦简中也用“冢巳（已）勶（彻）”表示墓被盗【78】，而且秦统一全国后有“堕名城”的举措【79】。故“彻城”解释为拆毁城墙是合适的。
最后，贰春乡是迁陵县获取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基地。比较重要的是，该乡是获取猿和鸟类的主要地区。如简9-31：
廿八年二月辛未朔庚寅，贰春乡守行敢言之：廿八年岁赋献黄（爰）【80】二、白翰二、黑翰二、眀（明）渠鸟二、鷩鸟四。令令乡求捕，毋出三月。乡毋吏、徒，行独居，莫求捕。捕爰用吏、徒多。谒令官有吏、徒者将求捕，如廿七年捕爰，乃可以得爰。敢言之【81】。
校释者指出“爰”即猿猴【82】。但是“猿猴”其实是猿与猴两种动物的合称，故王勇进一步明确“爰”指的是猿，“猿虽有其它颜色，却以黄、黑两色居多……猴经常下到地面活动，而且喜欢在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诱捕不是很困难。猿的习性则与猴有很大不同，它们居住于原始森林最上层”【83】。由此也可以看出，贰春乡的山林地貌应较其他二乡更为明显，这也符合里耶古城所在龙山县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84】。简文中的“白翰”“黑翰”“明渠鸟”“鷩鸟”是各种鸟类，足见其鸟类资源之丰富。除此之外，涉及贰春乡捕猿、捕羽的简牍还有简9-3311、8-1515等，从这些记载以及上引简9-31中“捕爰用吏、徒多”等字句可知，捕捉这些野生动物并非易事，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
其实不仅猎取野生动物需要大量人力，运输农业资源、军事物资以及制作陶器和进行土木工程也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统计里耶秦简中三乡使用的刑徒数可知，贰春乡的刑徒使用数量最多，累积达到425人次，远高于都乡的196人次和启陵乡的90人次【85】。但即便如此，贰春乡的刑徒数量也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里耶秦简中多次出现贰春乡“毋吏、徒”【86】“毋徒”【87】的记载。
从上文论述可知，贰春乡的经济应具有较强的活力，“除道”“彻城”等事务也显示贰春乡是迁陵县重点建设和经营的地区。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贰春乡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超过都乡成为迁陵县户口最多的乡（76户），户口数更是占全县的50%【88】。
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5卷
2. 贰春乡下辖的里及“一邑二里”所指
关于贰春乡所辖的里，晏昌贵、郭涛、宫宅潔已经指出有南里、东成里和舆里。论者多以简9-15中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贰春乡为南里寡妇慭向县廷上报垦田之事，证明南里属于贰春乡【89】。但南里隶属贰春乡的时间其实很早。据简9-2315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九月，贰春乡守畸派遣“南里不更除鱼”将行政文书送给县廷【90】。根据前文可知，文书传递者可由乡啬夫指定本乡黔首担任，可见在这一年南里就已经属于贰春乡。
东成里最早见简8-1765：“东成户人大夫印小臣遬，廿六□
里耶秦简中有4处关于舆里的记载，其中简9-1112、9-1667记载时间为“廿六年”，简9-1315、9-1707则没有出现纪年【96】。考虑到舆里在里耶秦简中出现较少，且时间主要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那么舆里很可能像启陵乡的贞阳里、渚里一样，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或之后的某个时间被撤销。
综上，贰春乡曾经有3个里，但是其中的舆里后来被撤销，长期属于贰春乡的只有南里和东成里。
关于贰春乡的户口数，简9-661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有“见户六十户”【97】，而根据前引简8-1519的记载，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贰春乡已有76户，比之前有较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之一前文已提及，即有启陵乡的民户迁徙到了贰春乡（最多6户）。另外，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贰春乡“受酉阳盈夷乡户隶计大女子一人”【98】，说明还有1户从酉阳县盈夷乡迁来【99】。剩余民户当是从都乡或外县迁来。
里耶秦简中有“一邑二里”的记载，见简8-1236+8-1791:
今见一邑二里：大夫七户，大夫寡二户，大夫子三户，不更五户，□□四户，上造十二户，公士二户，从廿六户【100】。
关于“一邑二里”的含义，有学者认为：“‘一邑’当指迁陵县城，‘一邑二里’是说迁陵县城内有二里。迁陵县城与都乡同地，已知迁陵都乡有高里，从已有全部里耶资料看，另一里当即阳里。”【101】或曰：“从各乡邑所辖里的数量来看，都乡辖二里符合‘一邑二里’的要求，则这61户百姓很可能就居住在都乡邑的高里、阳里中。当然，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贰春乡用所辖三个里中的某两个里来安置这61户人，但考虑到‘一邑二里’的整体性，则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102】从前文论述可知，都乡确实有高里、阳里两个里，且存续时间都比较久。但笔者认为，“一邑二里”更可能是指贰春乡及其所辖的里。首先，“邑”除了有城邑的意思外，还有多重含义。张金光曾指出：“秦无论县、乡及其治所之地，并城堡、居民点皆习称作‘邑’，此为旧传统。”【103】里耶秦简也确实有“邑”指代乡的实例，简9-450载：
卅一年二月癸未朔己丑，启陵乡守尚敢言之：尚部启陵乡官及邑中，乡行官事，稟吏卒、徒隶及日食者，毋监令史··· ···敢言之【104】。
根据文意，此处的“邑”显然是指启陵乡。因此，“一邑二里”之“邑”字不能仅理解为“迁陵县城”。其次，迁陵县长期辖有二里的不仅有都乡，还有贰春乡。最后，从迁陵县的户口变化趋势来看，贰春乡也更符合实际情况。表3中，迁陵县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三十三年（前214年），除了第一年户口数较高外，其他五年户口数大致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其平均值为161户。再考虑到启陵乡的户口数极有可能也维持在25-27户的稳定状态以及贰春乡户口出现较大增长要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实，那么都乡、贰春乡的户口数在这一年之前当不会出现较大起伏。据简9-661记载，贰春乡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户口数为60户。那么在此之前，贰春乡的户口数大概率会在60左右。而“一邑二里”的总户数为61户，正合此数。反观都乡，其户口数当长期维持在七十余户的规模，与“一邑二里”的户口数相差较大。
表3 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户数表【105】
迁陵县中属乡不明的里
1.少里
里耶秦简中“少里”仅有一例，见简9-49：“卅四年正月丁卯朔庚午，迁陵守丞巸敢言之：··· ···正月辛未夕，居赀士五(伍)少里□行。”【106】居赀，就是以官作居役来代偿罚款或物【107】。就已公布的里耶秦简而言，居赀者绝大部分是外县人，如简8-1014“居赀士五（伍）巫南就路”【108】等。这一类居赀者的籍贯都标注了县、里。但有两简颇为特殊，其一是上引简9-49，其二是简8-985：“居赀士五（伍）高里恶租。”【109】两简的共同之处便是籍贯只标注里而省略县。在简9-49中少里某承担文书传递的工作。关于文书传递者的表述方式，里耶秦简中一般会写明身份、籍贯和姓名，如简8-197：“居赀枳寿陵左行。”【110】“居赀”是左的身份，枳县寿陵里则是左的籍贯。在写传递者籍贯时，本县之人往往省略县而只写里，如简8-673+8-2002：“【东】成□上造□以来。”【111】简9-1112：“不更舆里戌以来。”【112】东成里、舆里都属于迁陵县，所以他们在传递文书时，都省略了对县的书写【113】简8-985的内容虽然与文书传递无关，但其省略县的原因应与之相同，因为高里也属于迁陵县。
因此，无论是从文书传递者籍贯的书写方式，还是从简9-49与简8-985的类比来看，少里都应属于迁陵县。
2.安成里、武安里
安成里在里耶秦简中出现的次数较多，但内容单一，主要出现在“受令”简中，如简9-170：“安成不更唐頪受令。”【114】等等。武安里在里耶秦简中仅出现一例，见简9-1186：“武安不更周柳受令。”【115】校释者指出，以上各简与简9-1130“东成不更朱发受令”、简9-1623“南里不更公孙黚受令”等“均应是迁陵某里民众某一次‘受令’的记录”【116】。据此可知安成里、武安里属迁陵县。考虑到南里出现的确切纪年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和三十五年（前212年），东成里出现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和三十五年（前212年），那么安成里、武安里很可能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三十五年（前212年）间短暂存在过。
3.尚里
尚里在里耶秦简中也仅有一例，见简9-2051：“高里倚。高里文。高里愔。阳里得。阳里择□。高里隼。阳里吉行。尚里□□
与尚里同时存在的还有高里、阳里，其中高里的可靠存续时间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阳里的可靠存续时间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由此推断，尚里极有可能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间存在过。
4.平里
简9-1905中有“
5.阳成里
简16-5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二月洞庭郡给下辖各县发文，要求按照律令规定征发刑徒、黔首“兴徭”，于是迁陵县便要求下辖乡、仓等机构执行，其文书传递者为“求盗簪褭阳成辰”【121】。与该文书内容类似的还有简16-6，其中文书传递者为“士五（伍）巫下里闻令”【122】。可知阳成里前省略了县级行政区，那么阳成里应属于迁陵县。根据前文可知，此处的“阳成”即“阳城”。阳成里仅此一见，后来应该是撤销了。
6.南阳里
里耶户籍简中屡见“南阳”地名，如K27有“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123】。关于“南阳”是郡名还是里名以及“南阳”存续的时间都曾有过热烈讨论。从讨论结果来看，“南阳”为里名，时间上经历楚、秦的先后统治【124】。
张荣强指出：“这批户版中无一人标明年龄、身高等信息。”【125】迁陵县民户的“年籍”本应在秦占领后就开始制作，但其进展似乎较慢。如上引简16-9记载，渚里民户的“年籍”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五月尚没有建好，此时距迁陵设县已有一年左右。故从秦占领此地后，到建立较为完备的“年籍”当有一较长的时段。结合简16-9的记载，这个时段恐怕至少包括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这也提示我们，秦在此处设县后，用乡里制度替代楚国遗留的基层制度可能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126】。如都乡、启陵乡和贰春乡在里耶秦简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但是仅贰春乡的最早记载可以确定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见简9-127；都乡、启陵乡最早出现的时间则均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见简16-9、8-1516；迁陵县下辖的里中，仅成里（简16-9）、贞阳里（简9-533+9-886+9-1927）、渚里（简16-9）、舆里（简9-1112）、东成里（简8-1765）、平里（简9-2287）可以确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已经出现；其他有纪年的里，最早出现时间均晚于这一年。据此可以推测：楚、秦基层组织的更替有一过渡阶段，而且新的乡里组织建设可能经历两年左右才初具规模。
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由此可知，南阳里应该不是在秦占领此地后便废弃了，而是在迁陵设县后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关于“南阳里”的命名，似不必与南阳郡联系起来，更不一定与南阳郡移民有关。秦汉时期以“南阳”命名的乡里有很多，如里耶秦简9-2345有“南阳乡”，隶属于充县【127】。秦封泥中也有“南阳乡印”6品【128】，考虑到秦汉行政文书中“乡作为县的下级组织，不能对外部直接发送作成的文书”【129】，那么封泥中的南阳乡当隶属于发现地所在的秦县。在东汉零陵郡湘乡县也有南阳乡【130】。以“南阳”为名的里见于成阳【131】、父城【132】等县。可见，“南阳”是秦汉时期常用的地名。这一名称其实更可能是反映了当时以地理方位命名地名的常见做法【133】。
迁陵县的南阳里仅在户籍简中出现，故有学者推测南阳里后来被“一分为二，即属于贰春乡的‘南里’和属于都乡的‘阳里’”【134】。但是这种推测并没有可靠的史料作为证据。另外，如果按照这种根据名称中的文字来推测里之间关系的逻辑，那么启陵乡的成里与贰春乡的东成里是否存在分割关系，都乡的阳里、启陵乡的成里与阳成里是否存在合并关系呢？这种推测显然是有很大风险的。笔者认为，南阳里的消失有以下两种原因：第一，考虑到南阳里很可能晚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后消失，那就与当时设县后乡里基层组织的建设与调整有关，因为这个时间段撤销的里并不在少数；第二种原因则是改名，前文已论及迁陵县基层组织存在改名的现象，因此这一可能性不能排除。
结 语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4个。但是平邑乡在简文中仅出现一次，且时间刚好与都乡缺失的年份吻合，故平邑乡应是都乡更名的结果，而且该名称使用时间很短暂。实际上，迁陵县仍然下辖3乡。
都乡下辖泉中里、高里、阳里3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贞阳里和渚里3里，贰春乡下辖南里、舆里和东成里3里。其中高里原本属于启陵乡，但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改隶都乡；都乡的泉中里，启陵乡的贞阳里、渚里，贰春乡的舆里都只是短暂出现过，故3乡下辖且稳定存在的里共有5个。
除此之外，迁陵县还曾有少里、安成里、武安里、尚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7里，但他们属于哪些乡已经不可考。这些里在里耶秦简中都出现的比较少，应该只是短暂存在过。而且迁陵县的户口数大致维持在161户左右，也不大可能同时出现16个里，同时有些里名可能是某些里更名后短暂使用过的名称。
总之，秦迁陵县下辖的乡里中，曾出现了4个乡名、16个里名。但是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
该县的乡里组织并不稳定，尤其是里的变化较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迁陵县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设县后，不仅在当地推行秦的乡里制度，而且还在不断调整这些乡里组织。例如前文提到的乡里改名、改隶和撤销等现象。第二，迁陵县在设县之初，局势较为动荡。这自然也会导致人民逃亡，而迁陵县为了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也会出台各种管理措施。
秦朝统一天下仅十余年，期间大力推行秦制以改造六国故地。六国人民面对如此“急政”也多有抗争，其中又以楚地反抗最为激烈，如秦朝法令中就曾明确指出“荆新地多群盗”【135】。因此，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1】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第78页。
【2】表中“？”表示作者对其归属持不确定态度。相关研究见凡国栋：《里耶秦简所见秦基层地方行政体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页；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54页；宫宅潔著，刘欣宁译：《秦代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5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22页；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159页。
【3】《里耶秦简（贰）》出版于2017年，前表介绍的五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仅鲁西奇书出版于2017年后。但他指出：“撰写此节时，《里耶秦简》贰尚未出版，故所用材料限于《里耶秦简》壹。《里耶秦简》贰出版后，我们亦曾详检相关材料，然有关认识并未改变，故本节亦未作补充，但作了部分调整。”（氏著：《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第143页）
【4】【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1～97、6~7页。
【5】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46页；沈刚：《秦简所见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6】【8】【11】【15】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82、417，345~346，457页。
【7】马建章等编：《虎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45页。
【10】【13】【14】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253~254、448页。
【12】陈直：《汉书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6页。
【16】【17】【22】【23】【27】【29】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23、392、52、48、166、229页。
【18】【19】【21】【3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466、443、440、23页。
【20】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208页。
【24】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25页。
【25】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三）》，简帛网：http://www.bsm.org.cn/?qinjian/6449.html，2015—08—07/2022—05—20。
【26】钟炜：《里耶秦简牍所见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第20页。
【28】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165页。
【31】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第156页。
【32】【37】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479、236页。
【33】陈伟：《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6～77页。
【34】【3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94、356页。
【3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49页。
【36】小林文治指出岳麓秦简《徭律》所载“邑中事”是指在乡内实行的徭役，由乡部主管；按照律令规定，“邑中事”应先征发官府所属的车牛和“徒”，然后才能征发本乡黔首（氏著：《从劳动看秦的律令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文史》2021年第1辑，第47～62页）。黔首在乡中从事传递文书的徭役，其规定当与“邑中事”类似，由此也可以推断高里属于启陵乡。除了这种可能性较大的推测外，也存在高里属于其他乡，但是黔首被派往启陵乡从事传递文书徭役的可能。不过这种概率很小，因为按照征发顺序，其他乡的黔首应排在最后。
【39】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48页。鲁西奇指出：“酉阳在迁陵西南、酉水上游，则启陵乡当在迁陵县西南境。”（氏著：《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第157页）按：酉阳县在迁陵县东，故本文采纳晏、郭的观点。
【40】【42】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第39、37，35页。
【41】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49页。
【43】宫宅潔推测文书当天到达县廷的原因是“乡啬夫自身带着书记官到县城出差，在城内的传舍等处处理事务”（氏著：《秦代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第21页）。此说也可证明启陵、贰春当天到达县廷的文书不应纳入统计。
【44】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875页。
【45】唐俊峰指出：“迁陵县廷对廷外机构文书的平均处理日数为2.03日。”（氏著：《秦代迁陵县行政信息传递效率初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页）那么贰春乡与县廷间的平均文书处理周期至少为11.83日，启陵乡则至少为10.23日。
【46】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14~215页；何有祖：《读里耶秦简札记（三）》，简帛网：http://www.bsm.org.cn/?qinjian/6437.html，2015—07—01/2023—12—21。
【47】杨智宇：《里耶秦简牍所见洞庭郡交通路线相关问题补正》，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九（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152页。
【48】【54】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第203、208页。
【49】【5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29、94页。
【50】富谷至著，刘恒武、孔李波译：《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51】【5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48、569页。
【55】郭涛：《新出简牍与江汉聚落景观体系的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43页。
【56】迁陵县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设立[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前言》，第5页]。
【57】尚如春指出：“东周时期楚国社会基层组织虽然以血缘关系为主，但同时亦带有一定的地缘色彩，这种复杂的组织形态或可理解为血族组织的地缘化。”[氏著：《东周时期楚国社会变迁研究——以江汉淮地区墓葬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第200页]
【5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前言》，第4页。
【59】【6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50～151、173页。
【60】【62】【64】【6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94、172、32~33、211页。
【61】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5页。
【65】张春龙：《里耶秦简中户籍和人口管理记录》，简帛网：http://www.bsm.org.cn/?qinjian/5373.html,2009—11—16/2022—05—22。
【67】“都乡”二字据校释增补，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289页。
【68】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49～150页。
【69】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第36页。
【70】【73】【81】【86】【87】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54，23、34，43，43，369页。
【71】【74】【76】【8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83、284、305、113页。
【72】小林文治指出简9-22中“‘负土’与‘佐甄’并列，‘负土’可以理解作为制造陶器的材料弄土的某种作业。”（氏著：《从劳动看秦的律令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文史》2021年第1辑，第59页）本文关于“负土”“□瓦”的解释，受其启发。
【75】“除道”是指“开辟、修治道路”，“通食”则是“送饭”的意思。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87、418页。
【77】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二《小雅·十月之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46页。
【78】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79】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页。
【80】“爰”字据《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增补，见第44页。
【83】王勇：《对里耶秦简中捕猿进献的探讨》，《中国农史》2021年第4期，第4页。
【8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1页。
【85】仅统计《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二卷中明确记载各乡使用刑徒数量的简牍。
【88】宫宅潔曾指出：“贰春乡的耕地面积和户数皆超过其他二乡，应与当地的军事重要性合并考察。”（氏著：《秦代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5卷，第22页）其实不仅仅是军事因素促使贰春乡户口增加，本文提到的经济和政策因素也不应忽视。
【89】【90】【93】【96】【97】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21，470，369，260、345、289、350，173页。
【91】【92】【95】【98】【10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388、238、305、362、297页。
【94】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99】该简文的关键是对“隶”的理解。关于“隶”的解释主要有“奴隶”“罪隶”和“一种依附的身份”三种观点，目前学界主要认同第三种观点；这种依附身份其实就是“民”，或高于奴隶而略低于“民”[吴方基：《里耶“户隶”简与秦及汉初附籍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54页；孙玉荣：《也论秦及汉初简牍中的“隶”》，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页]。关于“户隶”，吴方基指出：“‘户隶’指民不‘为户’者，将户籍依附于他户主名下，是为附籍。”（氏著：《里耶“户隶”简与秦及汉初附籍问题》，第54页）但是“隶”的身份既然是“民”或接近于“民”，其单独立户的资格便不能排除。如司寇的身份低于“民”而高于奴隶就可以单独立户。
【101】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48页。
【102】袁延胜、时军军：《里耶秦“邑里”户籍简探微》，《郑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80～81页。
【103】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22页。
【104】【106】【11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26、53、260页。
【105】同时满足启陵乡只有一里且户口数接近25户的年份，只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的27户。秦始皇三十（前217年）、三十一年（前216年）迁陵县总户口数少于三十二年（前215年），说明这两年中迁陵县下辖乡中的户口有减少，那么启陵乡25户之数应属于其中一年。但为了表格展示方便，暂将此数置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中。
【107】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108】【109】【110】【111】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62、256、109、199页。
【113】凡国栋也曾指出：“在里的上属县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人物籍贯中有关县的信息可以省略不书。”（氏著：《里耶秦简所见秦基层地方行政体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1集，第297页）。
【114】【115】【116】【117】【119】【12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81、274、81、411、392、453页。
【11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444页。
【121】【122】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第207、208页。
【12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203页。
【124】相关论述甚多，如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5～305页；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4～75页；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6～27页。
【125】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7页。
【126】战国时期，楚国基层组织与秦国有别。陈伟、鲁西奇指出：楚国的县下设有邑、里等基层组织，但它们大致属于同一层级，县与它们之间没有中间层级的乡。参见陈伟：《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94～95页；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第105～106页。
【127】杨智宇：《里耶秦简牍所见洞庭郡交通路线相关问题补正》，第149页。
【128】周晓陆、路东之编：《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62页。
【129】藤田胜久：《里耶秦简的交通资料与县社会》，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
【130】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223页。
【13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3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5页。
【133】参看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第二章《秦汉时期：地名学的奠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1页。
【134】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第154页；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第168页。
【135】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65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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