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2期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测度及原因分析
作者简介
闫佳敏（1996—），女，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坤荣（1963—），男，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通过构建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采用基于熵权法修正的优劣解距离法（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19年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北方地区，且南北方的发展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北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市场活力不足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区域协调发展；南北差距；资源配置；创新；经济结构；市场；熵权TOPSIS法
投稿网址：http://journal.cueb.edu.cn（以下为全文推送）
一、问题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不平衡发展在区域层面的重要表现，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性区域政策的实施，中国“东中西”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区域发展格局出现了新的局面，即“南快北慢”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掣肘。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南方地区在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上较北方地区均具有明显优势。从经济规模看，南方地区的GDP规模一直高于北方地区，且南北方之间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7.11%和42.89%。2019年，南方地区GDP比重和北方地区GDP比重分别为64.56%和35.44%。南方占比提高了7.45百分点，年均增加1.06百分点。2012年，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的GDP总量倍差为0.75∶1，2019年为0.55∶1。北方地区的GDP总量相对水平下降了0.20百分点。从增长速度看，2012年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速略高于南方地区，但自2013年以来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速超过北方地区。2012年，南北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43%和10.76%，北方地区的增速比南方地区高0.33百分点。2013年，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速为10.62%，高出北方地区1.40百分点。此后，“南快北慢”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从人均量看，2012年南方地区人均GDP水平为42177.22元，比北方地区低1419.54元。2014年，北方地区的人均GDP首次被南方地区超越，但仅超出约60元。此后，南北方的人均GDP水平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19年，南北方的人均GDP水平分别为77617.61和59766.90元，南北方的人均GDP水平差距扩大至17850.71元。2012年，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的人均GDP倍差为1.03∶1，而2019年为0.77∶1。北方地区的人均GDP相对水平下降了0.26百分点。关于南北方经济差距的成因，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盛来运等（2018）从区域、生产和需求的角度对南北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差距进行了分解，并构建了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资本增速慢、经济体制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人力资本流失是造成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南方地区的主要因素。杜宇和吴传清（2020）将南北经济差距的演变划分为均衡发展、相对均衡发展和差距分化三个阶段，并认为南北方在产业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和市场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新常态以来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邓忠奇等（2020）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的本质原因，并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培育北方地区的创新型要素有利于缓解南北方经济差距。杨明洪和黄平（2020）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即北方地区处在产业结构红利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而南方地区处在上升阶段。杨明洪等（2021）采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增长动能视角考察了南北差距的形成原因，指出政策环境、贸易开放、生态环境、产业载体、投资载体和科技载体是导致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许宪春等（2021）基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构建了地区平衡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算，认为南方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领域均存在显著优势，指出北方地区创新驱动不足、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养老保险失衡和收入水平差距等原因是造成北方地区落后于南方地区的重要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出发分析了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但总体来看，造成南北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仅通过比较单个或几个因素往往无法对南北经济差距的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因此，本文将从资源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发展水平四个方面出发构建南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19年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演变过程，试图探索南北方在各方面的发展差距及背后原因。二、地区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和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现有关于影响南北经济差距因素分析的文献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构建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发展水平四个方面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见表1）来全面地考察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演变。其中，资源配置效率利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能源生产率三个指标来反映。以包含研发（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强度、万人专利拥有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四个变量的指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来衡量创新驱动发展。从产业结构和城镇化两个维度对经济结构优化水平进行刻画。具体地，采用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标衡量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用城镇人口占比衡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利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刻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采用进出口总额占比揭示经济发展的开放程度，采用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占比衡量经济发展主体的多元化。（二）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1. 测度方法参考魏敏和李书昊（2018）的研究，本文采用基于熵权法修正的优劣解距离法（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19年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演变。首先对各测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评价指标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客观赋值，最后利用TOPSIS法对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优劣排序。采用熵权法得到的各指标权重值是利用评价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信息得到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评价的主观性。TOPSIS法通过计算各测度对象与最优水平的相对贴近度进行量化排序，其计算相对简便且得到的结果具有合理性。熵权TOPSIS法结合了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其实施步骤如下。
2. 数据来源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全面地衡量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三）测度结果1.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差距根据式（10）计算得到的2012—2019年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距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提高，但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2012年的0.489增长到2019年的0.745，增幅为0.256。2012—2019年南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差距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2012年的0.274增长到2019年的0.448，其间增加了0.174。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重大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增长。
考察期内，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北方地区且南北方的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2012年的0.214扩大到2019年的0.297，上升了0.083。特别地，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2015—2018年加速上升。从年均水平看，2015—2018年，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速为8.81%，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速为6.31%，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速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北方地区长期依赖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落后于南方地区。总体来看，“南高北低”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由图2可以看出，用基尼系数和σ系数刻画的中国南北方在2012—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变动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2012年以来，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后，用基尼系数和σ系数显示的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但2018—2019年之间，用基尼系数表示的南北方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由2018年的0.847上升至2019年的0.989；与此相反，用σ系数显示的南北方差距呈现的是缩小趋势，由2018年的0.157下降至2019年的0.149。为进一步考察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具体原因，本文下一步详细测算南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4个子系统的具体数值。
2. 南北方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及差距根据上文构建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分别测算2012—2019年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4个子系统的得分及差距，结果如表2所示。
南北方的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上是逐年提升的，南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水平高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由2012年的0.453上升至2019年的0.714，增加了0.261；北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由2012年的0.216上升至2019年的0.382，增加了0.166。南北方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差距由2012年的0.236扩大至2019年的0.331，其间扩大了0.095。相比于北方地区，2012—2019年南方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提升较大。考察期内，南方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得分增加0.554，北方地区增加0.417，南方比北方高0.137。2012—2018年，南北方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差距不断上升。南北方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差距由2012年的0.038扩大到了2018年的0.252，其间增加了0.214。北方地区的经济结构优化水平增速快于南方，南北方之间的经济结构优化水平差距略有缩小。2012—2019年，北方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水平年均增速为34.38%，南方地区的经济结构优化水平年均增速为8.17%。南北方的经济结构优化水平的差距由2012年的0.417下降到2019年的0.337。总体来看，南方地区的市场发展水平得分高于北方地区。南北方的市场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由2012年的0.417降低到2015年的0.305，2018年又扩大到0.530。具体而言，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表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优化水平和市场发展水平四个方面。资源合理配置对推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分配劳动、资本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例，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水平。创新驱动发展是新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发展战略，北方地区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加快推进市场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释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三、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一）传统生产要素对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换挡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压力，但资本积累仍然是南北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明显快于北方地区，且南北差距不断拉大。2012年，南北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19.31万亿元和17.55万亿元，两者相差1.75万亿元。2019年，南北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45.24万亿元和25.89万亿元，南方地区是北方地区的1.75倍。南北方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差距在2019年为19.35万亿元，比2012年扩大了17.60万亿元。从年均增速看，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年均增速为12.94%，远高于北方地区的5.71%。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和集中于重化工行业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占比较高的北方地区处于产能过剩阶段的产业较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长期依赖投资和能源型产业的北方地区面临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收益降低的现状，导致了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放缓。分省份看，2012—2019年南方地区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在6.61%以上；而北方地区的辽宁、内蒙古和山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值，分别为-15.10%、-1.45%和-3.36%。过度依赖能源型产业的北方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容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在2012年的快速下跌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陆续从能源型产业中撤出，这也是造成南北方投资增速迅速分化的重要原因。北方地区人口增长率低、劳动力外流趋势明显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造成南北方经济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南北方的人口规模差距逐步扩大。2012年南方地区人口规模为7.81亿人，超出北方地区2.14亿人；2019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35亿人。位于北方地区的部分省份存在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2012—2019年东北三省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负值，即辽宁（-0.12%）、吉林（-0.31%）和黑龙江（-0.31%）。经济增速放缓造成了人口流失，而人口的严重流失又会加剧地方经济的增速放缓。东北地区的人口外流导致劳动力短缺，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增加了社会保障负担，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从劳动力人口规模看，2019年南方地区15~64岁年龄人口为5.90亿人，比2012年增加了0.08亿人；而北方地区在2019年的劳动人口规模为4.05亿人，比2012年降低了0.20亿人。人力资本存量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是造成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以总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来表征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南北方的人力资本存量差距由2012年的1903.62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3058.19万人，差距扩大了约1 000万人。南方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明显优先于北方地区。南北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北方地区想要实现对南方地区追赶超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南北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必将扩大。高等教育对于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南方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508所，比北方地区多出328所。2012年南方地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为1334.50万人，高出北方地区277.69万人；到2019年这一差距扩大至392.68万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级化能推动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有利于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在人口外流严重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背景下，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教育投资水平能促进北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有助于优化南北经济发展格局。（二）北方地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落后于南方地区且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加剧了南北方经济分化的局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对于实现新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创新要素在南北方协调配置是推动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北方地区的研发投入增长速度远落后于南方地区，导致南北方的研发投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从创新投入看，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57%，比北方地区高出5.24百分点。2012年，南方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为5598.50亿元，比北方地区高出1 698.60亿元；到2019年，南北方的研发经费支出差距扩大到7088.62亿元。考察期内，南北方的研发人员数量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45%和2.40%，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高出5.05百分点。南北方的研发人员数量差距由2012年的84.14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196.16万人，差距扩大了112.02万人。具体地，2012—2019年研发经费支出增加最多的前5个省份分别为广东（1862.34亿元）、江苏（1491.66亿元）、北京（1 170.22亿元）、浙江（947.21亿元）和上海（845.09亿元），除北京外，其余4个省份均位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创新环境较差且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在此背景下，北方地区创新投入不足将加大南北创新能力的差距，并强化“南快北慢”的区域发展模式。创新驱动能力深刻地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创新驱动能力缺失将导致地区经济发展陷入动力失灵，经济增长面临低速冲击的困局。专利产出是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容易受到专利促进政策的激励效应，造成专利的“创新假象”，专利申请数未必能反映地区创新能力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南北方创新能力的差异。总体来看，南方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明显高于北方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南方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为21.85件，大约为北方地区的2倍。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三种专利的授权数增加了105.78万件，而北方地区仅增加了43.52万件。考察期内，南方地区的授权专利增加数约是北方地区的2.4倍。发明专利是高技术水平的实质性创新，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是策略性创新，是迎合政府政策的低技术水平创新。从创新质量看，2019年南北方发明专利的授权数倍差为1.91∶1；2012年这一比值为1.65∶1。南方地区的实质性创新产出水平相对上升了0.26百分点。从创新效率看，2019年南方地区每亿元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数超过120件，高出北方地区约35件。2019年南方地区每万名研发人员拥有的专利数约为5296件，约是北方地区的1.14倍。南方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在考察期内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6.39%，而北方地区为16.86%，南北方相差约9.54百分点。南北方的创新能力差距依然突出，创新能力较高的南方地区更容易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将加剧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走势。北方地区亟待实现由要素和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三）北方地区传统产业占比过高，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不足，城镇化水平过低导致了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产业结构变迁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数据，从工业结构看，2016年北方地区的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高达70.91%，比南方地区高约41.82百分点。而2016年北方地区的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37.76%，低于南方地区约24.48百分点。北方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占比过高，工业转型升级的难度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冲击下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南北经济分化主要是由于北方地区的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对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其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旧动能转换艰难。大力发展新经济是推动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南方地区的新经济发展在规模和增速上较北方地区均具有显著优势。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为例，2019年北方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8.79%，比南方地区低11.35百分点。从增长速度来看，考察期内南方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均增速为7.59%，比北方地区高出4.90百分点。从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看，2019年南方地区集中了全国约67.67%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约27.12%的高新技术企业又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北方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为32.39%，低于南方地区35.21百分点。从高技术产业的就业规模看，2019年南方地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国比重为73.70%，超出北方地区47.40百分点。南方地区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其减缓传统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更快地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显著下降，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高技术制造业等新经济新动能逆势增长，对抑制经济增速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的北方地区，其传统产业的动能逐渐减弱，因此北方地区有必要大力推动新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主导力量。相比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超过8600万人，高出北方地区约3000万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增强地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南方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优于北方地区的京津冀地区。2019年，南方地区的长三角城镇化水平为68.20%，珠三角城镇化水平为86.28%，分别比京津冀的城镇化水平高出1.49和19.58百分点。长期以来，位于北方地区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位于南方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北方其他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北方地区应当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优化调整空间布局，重点培育北京、天津、西安、雄安新区等中心城市，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四）北方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过高、经济开放程度低和市场活力不足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要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有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可通过财政支出的结构和规模变化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考察政府干预水平在南北方的差距。整体来看，北方地区的财政支出占比持续高于南方地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水平相对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北方地区的财政集中度为19.14%，高于南方地区0.96百分点；到2019年超出南方地区4.77百分点。从发展走势看，2012—2015年南北方的财政集中度差距缩小了0.39百分点；2015—2019年，南北方的政府干预水平差距呈现加速上升状态，由2015年的0.58%上升至2019年的4.77%。财政集中度处于过高水平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2019年北方地区的财政集中度为23.76%，而经济却呈现下滑趋势。同年，南方地区的财政支出占比为18.99%，其经济呈上升态势。“南快北慢”的经济增速格局进一步加大了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地，为了考察财政集中度在南北方内部的差异，本文将北方地区划分为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将南方地区划分为西南、中南和东南地区。201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比为27.29%。2019年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财政集中度分别为29.23%和33.36%，分别高于全国水平1.95和6.07百分点。2019年北方仅有华北地区的财政集中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20.47%。2019年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财政支出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6.90%、19.38%和15.48%。北方地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加快培育北方经济增长新动能、缩小南北差距的关键。相比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在地理位置、贸易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变动的重要原因。从地理区位看，南方地区的沿海省份更靠近南海航道且世界前五大港口中的上海港、舟山港和深圳港均位于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天然的运输成本优势。地区与主要海港的距离也是导致南北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从贸易环境看，改革开放初设立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均位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具有陆上贸易开放的优势，但自贸区、中欧班列等开放平台对北方地区省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经济圈的支撑作用不强，其经济开放度还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2019年，南方地区的进出口总额持续高于北方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处于较高水平。考察期内，北方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24%左右，约为南方地区的三分之一。2012年，南方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为18.44万亿元，高出北方12.47万亿元；到2019年，南北地区之间的进出口额差距扩大到16.30万亿元。从区域内部看，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增长缓慢，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活力不够。2019年东北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到3.89%，而2012年为4.42%，降低了0.53百分点。西北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在2019年仅为2.11%。京津冀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处于下滑趋势，其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2012年的8.63%下滑至2019的7.50%，其间下滑了1.13百分点。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南方地区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开放发展新格局。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6.43%和21.62%。总体来看，南方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低，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会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北方地区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经济圈，加快利用外资，扩大贸易出口，加强与俄日韩等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内陆开放的经济新高地。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和经济活力不足是造成北方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次经济板块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其国有企业占比过高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较大阻碍，影响区域发展。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占比来衡量地区国有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考察期内，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持续高于南方地区，且在2018年南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的差值高达13.57百分点。2019年全国的国有经济占比为23.04%。2019年，南方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为21.4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56百分点；而北方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为25.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2百分点。从区域内部看，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在2019年分别为54.76%和50.28%，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1.72和27.23百分点。北方仅有华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7.71%。南方内部的各个次经济板块的国有经济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分别为33.83%、19.78%和19.68%。北方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造成体制机制僵化，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根据《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北方地区仅有北京、天津和西安三座城市排名前十。在“技术创新环境”“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等分项评价指标中北方地区均处于落后地位。北方地区的营商环境水平和创新创业环境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造成北方地区新增企业数量较少、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不利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2012年，南方地区每万人企业法人单位数为66.94个，约比北方多13个，到2019年这一差距扩大至26.64个。从各地区新增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全国的比重来看，2019年超过62%的新增企业集中在对外开放水平高、营商环境较好的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的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在2019年的新增企业个数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39%和4.03%。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2019年的新增企业个数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5.38%和27.94%。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市场活力不足，不利于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北方地区应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通过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快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新兴产业，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速的提升。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近年来，随着中国“东中西”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南北差距正成为学者关注的新问题。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构建了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从资源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发展水平四个方面全面刻画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演变特征并深入探讨其背后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北方地区在资源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发展水平四个方面的表现均不如南方地区。南北方资源配置水平差距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呈扩大趋势；南北方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差距逐年扩大，但在2019年有所回落；经济结构优化方面，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市场发展水平方面，南北方的差距先缩小后加速扩大。可见，南北经济差距及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掣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投资效率低下、人口外流严重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等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北方地区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不够和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导致创新驱动对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不强，加剧了南北方经济分化的趋势。传统产业占比过高、产业结构调整较慢和新经济增长乏力，极大阻碍了北方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是导致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国有经济比重高造成北方地区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市场活力不足是导致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分化的关键因素。（二）政策建议根据对南北差距的测度和原因分析，为促进南北方的协调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北方地区应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聚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北方地区应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住房和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强城市的吸引力，防止人口过多流失。高等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汇集了众多的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要充分利用北方地区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加强人才培养，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态匹配。北方地区应加大人才激励制度、人才分配制度和加强地区文化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加快培育北方地区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环境，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方地区应摒弃以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提高地区创新能力，推动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增长。充分利用北方地区现有的工业基础优势，引进南方地区先进的技术经验，加快布局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国家创新型制造业示范基地。优化创新环境，通过加强政府财政支持、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和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引入，吸引创新型企业在北方地区集聚，促进创新型要素在北方地区的高效利用。发掘北方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创新资源优势，构建产学研相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引导科研资源向企业集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北方地区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应增强其创新驱动的牵头作用，带动北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北方地区应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筑新型产业体系，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北方地区资源型省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摆脱过度依赖能源型产业和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局面，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北方地区应利用雄厚的工业基础优势，积极学习借鉴南方地区先进经验，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北方地区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培育新能源、物联网和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对初创时期的新经济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政务工作的数字化建设为企业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搭建企业和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的平台为新经济的发展培养专业性人才。
第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加快北方地区发展、缩小与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关键。全面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改革力度，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取消不合理的管制，推动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打造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提升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在确立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破解机制体制障碍，扩大国有企业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完善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制度壁垒，清理废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规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提升经济活力。
第五，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北方地区应依托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经济圈，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新高地。北方地区具有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应依托重要交通枢纽加强与南方地区的经济合作。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加强南北方在自贸区建设中的合作，提升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南方地区的差距。北方地区具有陆地开放的区位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经济圈建设，加强与俄日韩等国家的合作，扩大商品和服务的输出，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完善跨国物流网建设，打造经济新增长点。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