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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马增林等｜教育错配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2期
教育错配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马增林（1968—），男，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于璟婷（1996—），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磊（1981—），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教育适配者为参照点，从工作、教育水平两个视角考察教育错配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比较普遍的教育错配现象；相比相同工作的教育适配者，教育不足者的幸福感显著降低，工资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教育不足通过工资对幸福感的负向效应在低社会公平感下比高社会公平感下更强；相比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教育过度者的幸福感显著降低，工资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同样成立。使用工具变量法及进行稳健性检验，教育错配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依然成立。因此，企业应落实同工同酬政策，政府应优先考虑对社会公平感提升作用更大的公共服务建设，从而构建幸福社会。
关键词
教育错配；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比较理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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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评价，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已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但据全球幸福报告（2012）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幸福感提升速度。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随后，政府陆续推出就业促进、教育助学等“幸福工程”,着力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国民更高程度的幸福感。幸福不仅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如经济、人口社会学特征、政策以及环境因素等，其中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已成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热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否提升幸福感，未充分探讨劳动力市场中，作为供给方面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作为需求层面的用人单位间匹配不合理的互动效应，即教育错配1。教育错配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邓肯和霍夫曼（Duncan & Hoffman，1981）最早界定了该研究的核心概念：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当劳动力实际受教育年限超出工作所需教育年限时，称为教育过度；反之，受教育年限低于工作所需教育年限时，则称为教育不足。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统称为教育错配。那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进一步细分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教育错配现象？如果存在，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如何？教育错配给劳动力幸福感带来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是什么？二、创新之处
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从工作、教育水平两个角度，即分别以相同工作的教育适配者或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为参照点，实证检验教育错配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切实可靠的微观证据，并为缓解人力资源配置不当的负面效应，构建幸福社会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机制创新，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工资、社会公平感在教育错配影响劳动力幸福感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弥补已有研究仅探讨二者关系的不足；（2）视角新颖，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深入认识教育错配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作用的潜在心理过程，使该理论成为探究教育错配后果的新的理论基础；（3）数据有一定代表性，采用最新的微观调查数据，并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补充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采用2017年CGSS数据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育-职业错配现象，发生率为27.16%，且在不同群体中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的背景下，探讨教育错配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自助法，以教育适配者为参照，从工作、教育水平两个角度检验教育错配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引入工资和社会公平感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显示：（1）与同一工作的教育适配者相比，教育不足者的幸福感显著降低，教育过度者的幸福感无显著差异；与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相比，教育过度者的幸福感显著降低，教育不足者的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2）同一工作背景下，工资在教育不足影响幸福感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相同教育背景下，工资在教育过度影响幸福感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同一工作背景下，教育不足通过工资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在低社会公平感下比高社会公平感下更强；相同教育背景下，教育过度通过工资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在低社会公平感下比高社会公平感下更强。本文研究结果较好地解决了学术争议，进一步支持了教育错配负向影响劳动力幸福感的观点，除此之外，还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首先，个人、企业和政府应形成三位一体的互动体系，降低教育错配的发生率。其次，企业应落实同工同酬政策，依法保障教育错配者的劳动报酬权益。最后，政府应优先考虑对劳动力社会公平感提升作用更大的公共服务建设，从而缓解教育错配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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