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中国第一湾区？且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 。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出台利好政策规划建设世界第一大湾区，那么则必加速及加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个方面，其带动出的房产投资机会非常多！

粤港澳大湾区板块范围图

继去年2017年初，《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后，去年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工作报告，成为首个国家定义的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说，专家们更以此疾呼中国进入湾区时代。

湾区仿佛“一夜春风来”，殊不知“春风”早已“润物细无声”。因为早在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就已提出环珠江口湾区重点行动计划，只是经过6年不痛不痒，到2014年才在深圳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湾区经济。

同年4月20日上海首个湾区经济规划也浮出水面，后从宁波成立杭州湾新区到台州等对接湾区经济，地方层面湾区合作才到来。

2015年，“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底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更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2017年拟启动的12个城市群规划中就珠三角从地区变湾区，“一字之差”引得珠三角各地浮想联翩，更牵动沿海各湾区蠢蠢欲动。

于是，从民间走向官方，从地方走向国家，从设想走向实践，中国的湾区春天真的近了？

沿海出富人

沿海城市几乎等于有钱城市

毕竟，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约60 km的范围内，人口在250万以上的城市有2/3位于潮汐河口附近。正是海洋撞击陆地，诞生了湾区, 这里孕育伟大的人类文明，开启通往世界的竞技场。

据世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几乎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若以2010年GDP计算，将湾区视为国家，那么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在全球国家的经济排名分别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

如果说东京湾是莽夫硬汉，以工业制造取胜，3.68万km2盘踞4383万人口制造了1.8万亿美元GDP；那么纽约湾就是财阀姥爷，玩转金融游戏，2340万人在2.15万km2上创造的GDP高达1.4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则是小家碧玉，科技创新见长，仅1.79万km2的面积、760万人却产生0.8万亿美元GDP，湾区经济的能量可见一斑。

虽然相比直线型或外突的弧形滨海地区，湾区三面环陆，并因海岸线长、腹地广而能在小空间内孕育多个港口城市。国际上也多以湾区描绘沿海港口城镇群，却并非所有港口群都能成为湾区；超级大港也只是湾区的基本条件罢了。

事实上，湾区蓬勃的关键，在于创新、开放、国际化与宜居性，以及能否让湾区内置高效的资源配置力——从交通便利到金融发达，既有强大的核心城市牵引力，又有开放的产业集聚辐射力，乃至从城市分工到协调合作，背靠区域创新高地，后拥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群，自能吸引全球人才趋之若鹜，进而焕发国际湾区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经济增长极与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珠三角

独占鳌头

若从以上标准看，环渤海、杭州湾、珠三角都有发展湾区的潜力。

只不过，环渤海港口颓势已现，去年航运重组后的中海运就将总部从天津、大连搬到上海、广州；相较之下，杭州湾尽管有宁波港、上海港这两大货物吞吐量世界排名前二的超级大港，但腹地未能覆盖苏南城市群，加之内部协同不善，以致同质化竞争严重。

反倒是珠三角，科技发展要素更全面，既有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更有强劲的高科技。近几年，仅珠三角9市的研发经费占比GDP就达约2.7%，已与美德同一水平线，深圳更是创造了一天55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

另据学者测算，2015年珠三角湾区（珠三角9市+港澳2区）GDP约1.24万亿美元，已与2015年排名第13位的澳大利亚GDP相当，照人口超6600万、面积约5万km2计算，该湾区以不到全国0.6%土地和不到5%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3%经济总量。

而与同类世界级湾区相比，2015年珠三角湾区GDP已是旧金山湾区的2倍、逼近纽约湾；进出口贸易是东京湾的3倍以上；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5.5倍。

显然，珠三角不管是创新能力还是经济当量都已最有条件建设“湾区经济”，但真正让珠三角以湾区脱颖而出的，是地缘与战略的考量。

要知道，正是这个区域，约500年前在闭关锁国下打开了面向世界的一扇窗，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进程，36年前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单市场化、外向度最高，机制最成熟，而且作为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的要冲，近交东南亚，远及非洲、北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自然背负着国家战略使命。加之，香港是金融贸易、澳门是博彩文娱、深圳是高科技、东莞等是制造业，珠三角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内部均衡，让珠三角成为湾区的东风已至。

尤其这里连接着两种制度、两个市场，更有强烈融合诉求，仅港澳“一国两制”就已迫切需要经济同化来化解政治问题。

三角洲到湾区

命中注定

1、文明角度：农业文明看三角，工业文明看湾区

显然，中国正从三角洲迈入湾区时代。因为三角洲（这种河口冲积平原适合农业发展）在农耕文明就已存在，而湾区只有高度工业化后才能有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并据此形成发达海港经济区。因此，如果说农业文明的大背景下，三角洲是城市发展的起点，那么湾区，则恰恰是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城市发展的起点。

而且，三角洲往往因为江河与内陆联系而能带来广阔的经济腹地，可湾区不一定是江河入海口，却能凭借天然良港的对外贸易以海外市场弥补腹地不足。由此，不同于三角洲对内辐射，带动腹地发展，湾区强调对外连接，恰恰从陆地走向了海洋。

2、城市角度：绝大部分城市和财富集合在海洋岸线，而湾区正是整合的表现

其实早在1994年的《广东海洋经济地图》就将广东沿海划分“六湾区一半岛”，环珠江口湾区就在其列，只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湾区缘分未到。可如今伴随中国崛起，却呈现出这个状况：

大陆11个沿海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面积只占全国陆地13%，却集中全国50%以上大城市、40%的中小城市、42%的人口和60%以上的GDP，海岸带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黄金带”。加之，中国海洋经济正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2016年总量7万亿元，占比GDP9.5%，“十八大”更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已挡不住拥抱海洋。

3、国家角度：海洋崛起势不可挡，湾区时代强势来袭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亦昭示，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海洋已成一种地缘力量。

国家战略资源争夺

要知道，地球71%被海水覆盖，表面可航行捕捞，仅3500-6000米深的洋底矿产储藏就有3万亿吨，各国嘴上承认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可哪个又不心怀鬼胎，试图分杯羹？毕竟，中国的地缘处于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注定陆地、海洋齐头并进。

国家战略要塞争夺

中国已清楚认识到当下海洋环境有多恶劣，不通过岛链入不了西太平洋，不通过马六甲海峡无法进印度洋，多个咽喉要地控制在别人手上，一旦关闭，贸易停止，能源枯竭，军舰出不去回不来，岂非让泱泱大国成了陆地困兽？中国不但近海半封闭，管理海域仅约300万km2，却有近50%存在海洋争议，更面临美日等海洋强国的围堵，从东海到南海摩擦不断，这也难怪中国避实就虚，以“一带一路”带动海外港口投资，从瓜达尔港到北非吉布提等援建背后无不隐藏着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军事空间的战略意图。

海洋大趋势

势不可挡

如此，中国对外争取海洋空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对内发展海洋经济、着力建设湾区。正所谓落差多大，发展空间就有多大，比如广东历来的“重陆轻海”就将被湾区发展扭转。而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四提海洋，要求2020年推出10-20个海洋经济示范区，诸多也将落于湾区之内。福建更以海洋经济为新增长点，发展六大特色湾区，力争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万亿。

由此，中国将迎来湾区经济的大发展，粤港澳也只是踢了第一脚。毕竟，中国城市化已从点到面，进入融合协调的城市群发展阶段。“十三五”中国将建设19个城市群，相较于内陆的都市圈、中部的城市带，沿海就将以湾区打破行政壁垒，进行资源整合与再分配，倒逼大城市对外疏解部分功能，或将带来中小城市的发展机遇。

仅珠三角湾区看，伴随基建互联互通，要素自由流动更快，不仅粤港澳独立的关税区或将被逐步统一，而且从航空网络到港口群，未来都将各有侧重、分工协作，以求经济高度融合，达到区域一体化之效。照此发展势头，从北部湾到胶州湾，未来沿海或现“大湾小湾落玉盘”之象，湾区经济乘势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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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分”与“合”

“以往可能会觉得‘你发展好了，我就受影响了’，我们应该把这种竞争的心态转变为合作心态，我们向海外、全球要人才和市场”

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颇显“另类”：在大湾区内部，不仅有“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自贸区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片区。

不同的地区特质与制度环境，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特色凸显。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也给湾区带来挑战。

“最强大脑”和“最强工匠”

“港澳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别于京津冀、沪杭甬城市群的最大特征，也是最大优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谭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港澳是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对珠三角有多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港澳是广东省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有数据表明，广东吸纳的外商直接投资，有76%来自香港。港澳资本已经渗透到珠三角的各类产业中，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

事实上，过去近40年时间里，经港澳入广东，向内地输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被视作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港澳有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具备条件。

港澳已经形成了成熟社会治理体系，如公务员制度、公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等。“这些经验正是珠三角地区提高软实力所亟需的。”谭锐说。

放眼世界，粤港澳的多元化亦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优势。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认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可为区域合作提供优势。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可扩大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

香港与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深圳强大的科创能力可以点燃香港的经济发展势头，香港则可以补齐深圳的高等教育、医疗短板。

在科研、人才、对外平台等方面颇具优势的广州，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佛山，堪称“最强大脑”和“最强工匠”组合。

东莞的制造业基础，加上香港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广深的创新能力，三者互补整合将迸发出巨大能量。

“两者相互配合，就可以形成体制和生产要素的更优组合。”陈广汉说。

港珠澳大桥的价值

不过，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一特点，也对湾区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要对标世界上的高水平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能否自由高效地流动，是重点和难点所在。”陈广汉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在同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首先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存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内地和澳门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则属于英美法系，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再次是行政体系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新的探索，不能照搬既有的三大湾区建设的经验。”

当前，大湾区各地正掀起一阵涵盖要素流动、基础设施连通、贸易投资自由、文化融合等领域的建设热潮，旨在改善大区域的软硬发展环境，加速形成利益共同体。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

协议发布的六大重点工作中，“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位列第一。交通网络是湾区资源融合集聚的重要基础。

在此之前，2017年7月7日，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贯通，标志着先后经历13年论证、设计、施工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港珠澳大桥之难，不仅在于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

据参与港珠澳大桥工程调研与论证的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盛昭瀚介绍，港珠澳大桥在整体上面临两大方面的复杂性挑战：港珠澳大桥是典型的“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重大跨境工程。粤港澳三地在工程建设领域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程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导致工程前期诸多重要决策呈现复杂局面；另一方面，港澳两地拥有充分的自治权，中央政府无法对其直接干预和命令。三地政府则倾向于从各自社会经济利益出发，进行工程方案、融资方式、管理模式等选择，使协调难度剧增，且缺乏可借鉴经验。

因此，这一联通香港、澳门、内地的超级工程的顺利竣工，为不同制度下的深度合作探索了宝贵经验。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南沙港汽车码头

竞合未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过去也有港深、港粤合作，但目前合作之所以仍然存在瓶颈，关键是合作“仅仅限于或者主要限于经济和贸易层面，而社会层面的整合做得不够，行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整合也不够”。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日益深入，三地合作将从经济领域延展至社会、民生等诸多领域，多部门、多地区将面对更复杂、更多样的挑战，而其关键，就是要解决融合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开放，但也有评论认为‘大门开了，小门没开’。比如，港澳与广东在具体政策、法规、标准上存在差异，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问题。”陈广汉以人才引进为例说，目前，大量高端人才进入珠三角后，还会面对一系列就业、就学、医疗、养老问题，这需要政策创新予以解决。

融合面临的挑战，甚至不仅是在港澳和内地之间。

郑永年认为，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制度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有时候，在内部，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十一制’，珠三角包括港澳这些城市各自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郑永年说。

“目前，粤港澳内部的合作分工层次还相对较低，9市之间各自为政、招商引资竞争激烈。”谭锐说。

2017年7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以“双转型”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城市单打独斗、各自发展的时代业已结束，都市群发展不仅是单一城市发展的依托，也是国家、区域、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及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

“粤港澳三地政府应该建立常态的协调机制。”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此前曾提出建议，“以往可能会觉得‘你发展好了，我就受影响了’，我们应该把这种竞争的心态转变为合作心态，我们向海外、全球要人才和市场。”

“要实现突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深化合作，消除不同制度下的边界屏蔽效应，最大程度地发挥整个大湾区的聚集效应、分工效应、协作效应、规模效应，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尽快打造成国际一流大湾区。”陈广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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