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朔方先生的点点滴滴

2016年6月17日，我打开电子邮箱，顷接同门师兄徐永明教授发来的一份会议邀请函，得知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拟于2016年11月26日至28日（后改为11月25日至27日）举办“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暨徐朔方先生逝世十周年研讨会”。收到邀请函，我不禁思绪万千，业师徐朔方先生已离世近十年了，昔日承蒙徐先生不弃得以忝列其门墙研习元明清文学，师恩深重，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初识徐朔方先生是在1999年10月，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由于自小对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我在南大历史系读研期间经常选修南大中文系的课程，开始阅读到徐朔方先生的一些著述，为徐先生的学问所折服，就立志报考徐先生的博士生。为此我冒昧给徐先生写了一封书信，言及我想报考他的博士生，未及数日便接到徐先生的复函，信件虽短，但已蕴含了他鼓励我好好复习和欢迎我报考的内容。等博士生考试结束后，我一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自己的考试成绩和能否被录取的结果，期间曾电询过徐先生两次：第一次徐先生告知他不了解我的考试成绩，建议我打电话给研究生院询问，等我从研究生院询问到我的考试成绩后，不禁为之担心起来，虽然其他科目的成绩还比较好，但我的专业课成绩仅有60多分，这样的成绩恐怕在许多高校的博士生考试中是比较偏低的，当时我觉得自己落榜的可能性比较大，已做好了继续考博的心理准备。七月初我第二次电询徐朔方先生，徐先生告知我已被录取为他的博士生，我心中的“石头”才渐渐放下，欣喜万分。新生开学报到后，我才知道徐先生的博士生考试专业课试题的难度是很大的，许多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学子就是因为专业课成绩不及格而落榜，不像有些高校的研究生导师那样，导师对不想录取的考生故意将专业课分数打底，将想录取考生的专业课成绩打比较高的分数。浙江大学的博士生考试和录取比较公平，尤其是徐朔方先生对选拔自己的博士生的专业课考试尤为严格和公正，徐先生的专业课考题不像许多高校的考题那样，他出的博士生考题不限于中国文学史教材，而是面广题难，这是许多报考徐先生博士生的考生的一致感觉，所以能被录取为徐朔方先生的博士生还是感到比较自豪的，而且徐先生德高望重，对戏曲小说研究的成就蜚声海内外，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盛誉。

由于2000年我就读徐朔方先生的博士生时，徐先生已是77岁的高龄了，而且师母罹患重病需要徐先生照料，不过徐先生还是坚持按时给我们博士生上课，起先在中文系资料室上课。虽然徐先生的博士生不是很多，但来听课的研究生却不少，多是来选修徐先生的课程或慕名来听课的。徐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博士生教授的专业课分先秦诸子、《史记》《汉书》、戏曲、古代小说等四大块，按此顺序教授，徐先生对课程的教授比较认真，既有讲授，又有讨论。由于师母去世后，徐先生的身体状况日下，行走不便，经常摔倒，后来在师生的劝告下，授课就在徐先生家中进行。徐先生对每一位博士生都认真负责，我记得有一位同门因事请假，缺席了一次课，徐先生在几天后打电话给这位博士生，要他晚上来先生家中补课，这次补课共耗时三个小时。

我和拙荆结婚后，起初在外租房居住，后来徐先生出于同情心邀我夫妻移居其家，我得以与徐朔方先生朝夕相处，对徐先生的饮食起居和治学精神日渐了解。徐先生平时喜欢散步、爬山和游泳，因年事已高和身体状况原因，晚年不再游泳，主要是以爬山和散步为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杭州宝石山离徐先生家比较近，徐朔方先生经常在师友或学生的陪伴下一起爬宝石山，宝石山相对海拔高度虽不高，但相对于徐先生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吃累的，但徐先生常常乐而忘疲。记得有一次我陪徐先生爬宝石山，徐先生不愿走上山的石阶路，非要从小路上山，由于小路陡滑，虽有我的搀扶，但还是不慎摔倒在斜坡上，由于徐先生体形较胖，又处于斜坡，我以一人之力难以把徐先生扶起，后在路人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将徐先生扶了起来，路人和我劝徐先生走比较好走的石阶路，不过徐先生仍坚持从小路上山。爬完宝石山回到返程的平坦的马路上后，我的心才终于放下一块沉重的石头，而徐先生心情很高兴，一路上和我不断地说笑。

由于我自小在山东老家生活和学习，很少做家务，更谈不上烧菜做饭，即使上大学、读研、工作期间亦是如此。自居住于徐朔方先生家中，因拙荆白天上班，中午只有我和徐先生一起吃午饭，为此我就开始学做买菜烧饭。我以前从未做过这些家务事，我只能想象着并照着以前母亲和拙荆烧菜的模样照葫芦画瓢。徐朔方先生比较喜欢吃鱼，中晚餐饭桌上常常需要有鱼这道菜，我记得我刚学做烧菜时，有几次徐先生对我烧的鱼这道菜吃得很少，为此我疑惑不解，我就问徐先生是不是我烧的菜不好吃，徐先生微笑着摇头。后来我才发现我烧的鱼果然是不过关，表面上看似快糊了，内中还是血淋淋的，并没有熟，于是我就向拙荆请教做鱼的方法，可能是因为拙荆也是浙江人，她和徐朔方先生的口味比较一致，我看到拙荆每次烧的菜，徐先生都是吃的比较多，而对我烧的菜却迥然不同。在拙荆的示范和介绍烧菜的方法后，随着我的不断请教和实践，渐渐地徐朔方先生对我烧的菜开始吃的多了起来，并不时地颔首称许，说我烧的菜大有进步。后来徐先生得知我以前从未烧过菜，说难为我了，并雇佣了一位年长的钟点工来做我们的中午饭菜。尽管如此，徐先生出于长辈对后辈的爱护之情，提醒我说应该学会烧菜，因为等我毕业工作了，拙荆上班比较忙，会需要我分担一些家务，并讲起他和师母成婚后，他经常烧菜做家务，并照料孩子。我听后点头称是，可惜自己积习难改，直至现在，也是很少做家务，更谈不上烧菜做饭了。不过徐先生的话语时刻记在心里并温暖着我的心扉。

徐朔方先生自立性很强，一向不喜烦劳别人，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学生也是如此。徐先生的两个孩子一在国外发展，一在外地工作，虽不时回家探望徐先生，不过多是比较短暂，他在杭州有自己的亲戚，但从不麻烦他们，能自己做的尽量自行解决。我记得我刚居住徐先生家中，因徐先生年事已高，并有前列腺炎和多种老年慢性病，因行动不便，尿湿的裤子不好意思让我洗，后来我发现后才要来洗涤，起初徐先生极力推辞，后来在我和拙荆的劝说下，才满怀感激地将尿湿的裤子交给我。徐先生罹患三高，身体比较胖，经常摔倒，常常会摔得头破血流，但徐先生意志力极为坚强，从未听到他的呻吟之声。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前院摔倒了，头部划破了一道比较深的血口，血流满面，等我和我的同门顾克勇博士送他至医院包扎时，医生说创口过深过大，需要缝针；缝针过程中，徐先生的头部伤口不断流出血液，我和顾克勇博士分别扶着徐先生的左右肩膀，均不敢直视，而徐先生静静地附在桌上一动不动，并一声不吭，实在令人敬佩。过后，我和顾克勇博士谈及此事，无不为徐先生的坚强意志所折服。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多知晓徐朔方先生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造诣极深，徐先生教授我们戏曲课时，常常采取教学和影像演示的方式，先是讲授戏曲，后辅以昆曲名家的演唱，加深博士生对昆曲的理解。尽管如此，徐先生并不排斥其他剧种。我们中的一些来自外省市的博士生，考上徐先生的博士生来到杭州后，多喜欢听越剧，有时和徐先生谈论起越剧，徐先生说越剧虽起源较晚，但它的唱腔丰富多彩，并吸取了其他剧种的一些长处，而且扮相俊美，唱声柔婉。自我居住于徐先生家中，徐先生除了每晚看七点开始的新闻联播外，就是听一段昆曲，常常还会听一会梁祝越剧中的《楼台会》。

由于家族的原因，我也染上了吸烟的劣习，结婚后，经常为此和拙荆发生不快。徐先生了解后，就现身说法地讲起吸烟的害处，徐先生说他以前也曾吸过烟，后因患了哮喘后，就戒掉了，哮喘病也得以缓解许多，可是我一直未能戒掉烟瘾。记得有一次，和拙荆闹得很不愉快，徐先生极力劝和。事情过后，有一次徐先生在家中给我们这些博士生上戏曲课，课间休息时，徐先生半开玩笑地说我夫妻白天“离婚”，晚上“结婚”。逗得我们这些学生开怀大笑，气氛为之活跃了许多。

（《汤显祖集全编》，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临近毕业时，我搬离徐朔方先生家中，居住在校内宿舍忙于博士论文的撰写和找工作，记得有一次门卫告诉我说，有一位老先生和女士来找我，因我不在宿舍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徐朔方先生在他的访问学者孙秋克教授陪同下来的，回去时不幸又摔倒了，为此我很感动，也感到很内疚。其后我到徐先生家中和他说，您想找我时，给我宿舍打个电话就行了，不用亲自跑一趟。虽然徐先生比我们这些博士生年长很多，又是德高望重的名家，但他生一向和蔼可亲，风趣幽默，我们这些博士生和徐先生在一些没感到有什么拘束感，反而经常开开玩笑，说说新闻。后来因房屋拆迁，徐朔方先生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古墩路中兴公寓作为过渡，因下雨天出外散步，让保姆回去拿伞时，一时未能站稳摔伤了，当时我正在浙江大学亚欧旅游规划设计院工作，等我接到保姆的电话而赶到医院时，徐先生当时的神智还比较清醒，我安慰他说很快就会治好的，没料到半小时后，徐先生已陷入昏迷之中。其后虽经医治一度好转，但一直处于卧床之中，直至徐朔方先生离世。

徐朔方先生虽已离开我们近十年了，但我和徐先生一起的点点滴滴尚历历在目，如在眼前。徐先生的人品学问为我辈所敬仰，并一直激励着我在以后的人生方向不断探索和坚持，谨以此短文献给我的恩师徐朔方先生。

徐永斌

201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