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胡适日记的“空白”
2015年11月出席台北“全球视野下的汉学新蓝海国际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听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说，“应学会从史料的空白处进行思考”，让我联想到1990年远流出版公司《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印行说明：“从1911年的美国留学生时代，直到1962年发病去世为止，胡先生一共不间断地写了50年的日记。”而吴大猷《〈胡适的日记〉序》则谓日记尚有“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两类，指的便是日记的“空白”。
据胡适自己说，他写日记的要点有三：1、时事的观察，2、感情的生活，3、学术的著作，为的是“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笔者以下就感情生活及学术研究两方面，臆测胡适日记何以空白的原因。
隐藏感情生活
徐志摩之死带来的日记纠纷，曾给胡适强烈刺激。1931年到11月22日日记：“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便想到自己也有类似问题，这就是与江冬秀婚礼的伴娘曹诚英(佩声)1923年的烟霞洞之恋，遂急忙加以处置，造成日记6月9日起三个月的“空白”。然所欲隐去的感情经历，在未删日记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循。此前的有：5月24日“得信”中有佩声，5月25日“作书与佩声”，6月2日“收信佩声二”，6月5日“收信”中有佩声，6月6日“发信”中有佩声；此后的有：9月12日“晚上和佩声下棋”，9月13日“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梅花”，9月14日“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闲坐”，9月16日“与佩声同下山”……
与曹诚英的婚外恋，引来许多遐想与发挥，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却是无限烦恼的由头：江冬秀要自杀，胡适要“面子”，只好让曹诚英堕胎。忠于日记的胡适，忍痛毁去了三个月的珍贵记录，将对曹诚英的深情埋藏心底，可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南港胡适纪念馆的橱窗里，陈列着一枚徐志摩的信封：“杭州西湖烟霞洞 胡适之先生 硖石志摩”，为这一段“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的历史做了旁证。
关于红学研究
再说学术著作。胡适的红学研究，只有“大胆的假设”，却缺了“小心的求证”，因为“甲戌本”这个“证据”，是别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按胡适1924年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对“证据的态度”，来追究“甲戌本”的来历，得到的答案应该是：
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在上海，是卖书人主动送上门的；
二、什么时候寻出的？——1927年，离曹雪芹去世已173年；
三、什么人寻出的？——胡适1928年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说：“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1961年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下简称“甲戌本”)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历史档案》杂志1995年第2期，则刊载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的信：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16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5月22日
信纸为32开红竖格8行，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390号胡缄”，邮戳为“16年5月23日，上海”。据小注，此信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
四、依地方和时间来看，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胡星垣自言曾读过《红楼梦考证》，深谙胡适的“需求”，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他，所以胡星垣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胡适看，料定他一定会买。胡星垣没有讲清这本书的来历，他与曹雪芹的关系，与脂砚斋的关系，看起来没有做证人的资格；
五、这个人就算有证人资格，而他信中所言的真伪难以确定。我注意到首页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书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藏品讲究的是传承有序，收藏人的印章如果能给藏品增添价值的，是不会随意撕掉的。只有印章的存在影响藏品的价值，藏主才会决心撕掉，因而有作伪的可能。
胡适事后多次表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但“甲戌本”说：“如果报纸上没有注销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则是胡适回信的铁证。胡适既认定“甲戌本”是珍贵的古籍，不与近在咫尺的卖书人直接商洽，完全不合情理；且双方见面的邀请，须由胡适发出，要点是约好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胡星垣其人的真姓实名、籍贯、住址、经历，胡适岂能不认真仔细了解？信封的马霍路德福里390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是确实存在的地名；信笺的新新公司，是1926年由华侨刘锡基、李敏周创建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可见胡星垣决非满街叫卖的货郎。胡适5月17日方到上海，不出五天就打听到下榻于沧州饭店，情报之神速，更证明胡星垣不是凡人。《胡适日记全集》编有人名索引，这个叫胡星垣的“藏书家”，在新月书店冒了一下头，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岂非咄咄怪事？
谚曰：“买卖全凭眼力，真假各安天命。”胡适也许已经感觉买到了赝品，但“甲戌本”又确实提供了需要的信息，不舍得轻言抛弃，只好将1927年2月5日至1928年3月22日的日记删除，隐瞒了卖书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断了寻访“甲戌本”流传的线索，造成日记13个月的空白。
台湾《观察》杂志2016年第10期。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