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军：徐门“问道”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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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见徐朔方先生，他就对我说：“我不赞成青年人报考我的学生，这个专业没有好的出路，我也无法给他们找到好的出路。”可我已经选了这条道，而且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走下去的，也就直爽地表达了意欲投其门下、得其教诲的愿望。先生竟然爽快答应了，并主动与我电话联系已经入站的汪超宏君打听具体申请事宜。我记得那是2000年的11月2日上午。
之所以寻到徐朔方先生，是因为我在博士论文的准备与撰写期间，阅览了徐先生的相关论著，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认识让我很受鼓舞，激发了我去探究这个论题的兴趣和信心。徐先生在《我和小说戏曲》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 (《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又在《论书会才人》一文中强调：“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知其二，要知其一，简直不可能。原因即在于两者本是同根所生的事实。”(《浙江学刊》1999年第4期)正是因为看到了徐先生的这些观点和其它相关论述，我有心拜访，渴望能当面聆听教诲。于是，我怀揣马老师的热情推荐信，南下访学，如杭拜谒。蒙先生不弃，由此得以登其堂，入其室。
徐朔方《我与小说戏曲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暑假后九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徐先生栖身的和睦路老年公寓看望，也算是报到，当时先生正半卧床上，翻阅《长生殿》。见我进来，遂起身让座，闲聊中我指着桌上的一台旧电脑，饶有兴趣地问他是否也在学电脑，他说还不会，然后幽幽地对我说：“你说我当年要是学计算机该多好呵!”我说您读大学那会儿还没有计算机专业吧，不过，当时您学的英语专业也挺不错的，为何要转到中文专业呢？他说那是因为当时学英语的名声不好。看来老先生面对这台电脑确实百感交集过。但我还是禁不住把话题转到专业问题上来，就谈到我的研究计划，先生便送我一书《徐朔方说戏曲》，并让我按他自校本中的勘误作出标注。我在言谈中常会提到他的观点，他非常直爽地命我不要重复他的观点，要谈自己的看法，并鼓励我说：“我们是学术上的同道，谈论学问是平等的。我欢迎批评。”在我离开时，他执意要送我到老年公寓的大门口，并希望我经常过来讨论问题。我担心他行走不便，故意缓行，但他曳杖小步疾趋，反而我要追赶他的节奏。走出大门，我坚请他回到大门内我再走，而他则坚持我先走，我只好走出几步，然后转身看到他进入大门后再挥手告别。之后我便经常骑车去城北过从相谈。
有一天晚上，顾克勇君打电话来说先生要我第二天去见他，说是有篇文章要给我看。我如约前往，他即拿出一篇并未完成的短文，乃谈论南戏《张协状元》开头处的说唱诸宫调，两页的稿纸，手写的字体越来越大，笔划波颤。说本来认为对我有帮助，但写下来却不成立；并无奈地表示，对我的问题帮不上忙，是他的失职，很是遗憾。我即表示得沐春风已是莫大鼓励，况言谈中确受启发。
后来他搬回杭大新村，我看望他就更为方便了。他要求我经常过去谈论自己的读书情况和研究进展，由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去他处聚谈一次，一般在下午。每次去他那儿，看到他在一楼昏暗的房中埋首书册，枯坐默读(他所住的一楼光线实在太差)，就油然而生亲切感。于是，或坐谈，或散步，精神气貌间，自有激发处。而他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什么问题要讨论；我要走了，他总是要说对我的问题没有帮助表示谦意。
我的“激发”之说，并不是客套虚言，而是默念于心的切实体会。比如，我是因为徐先生对于小说与戏曲关系的观点深得我心而追寻到来的，但我后来认识到，他虽然反复地、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关系密切，但从不作表面的异同比较。他在《论汤显祖及其它·前言》中申明了两个观点：其一，小说、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其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小说、戏曲史上共有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后来他又在《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自序》中重申这些观点，并强调：“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所已经做的以及正在进行或有待着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维护、阐发和论证上述看法。”(齐鲁书社1988年版)我领会到他是把小说与戏曲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坐标、一个框架，来思考具体的小说问题、戏曲问题，或者小说戏曲共同的问题，而不是只以戏曲为中心谈戏曲的问题，或只以小说为中心谈小说的问题。
《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徐朔方著，齐鲁书社1988年版。
但让我更有感触的是他维护、阐发和论证自己观点时的谦逊态度。比如他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早期小说、戏曲作品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特点，但在此基础上他并没有口吐舍我其谁的豪气，也不自居为问题的开创者或终结者，而是感觉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到个人能力极其有限”，因为“在我们亿万人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文学只是无数分工中的一个分支，而研究工作又只是创作所派生的一个专业。文学研究包括古今中外，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只占其中一个小小的地位。个人所能做的更是恒河沙数中小而又小的一点。就是这么一点一滴认识上的提高，既不始于现在，又未必现在所能完成。至少在五四后不久，一些早期学者就提出了大体相同的看法。虽然他们的论证有待大大地修正和补充。我和当代同行的毕生努力，不过为上述说法增加一些例证，并由此作出若干必要的引申而已。”(《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自序》)这种谦逊态度，在他三十多岁即开始准备明代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他原本打算看遍明代所有的文字记述的文献之后，才可动笔撰写明代文学史的，但最后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徐先生这种“认识到个人能力极其有限”的研究态度，我的理解，乃因为他是在一个关系框架中以及相关学术史上来看待自己的学术问题探究。比如对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涉及到小说、戏曲各自繁多、芜杂的作品文献和研究文献，还有二者关系方面的丰富资料。即以《金瓶梅》研究为例，当要讨论它的个体性问题时，需要注意它周围的文学及其反映出的问题(时间上的、空间上的、文体上的)，“旁及前后左右是为了更好地替它定位”；而当要讨论相关小说戏曲的共同性问题时，又可取用《金瓶梅》为重要关节点，并以它为依归汇集材料与问题，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于对它的研究而加以解决”(《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自序》)。
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了研究专题的学术史的梳理与承续，在注意以这个研究专题为依归汇集文献和问题时，看到了学术史上缠绕纠结的疑惑与争论，感受到了自己观点能被接受的不易，明白学术史上一点一滴认识上的提高，既不始于现在，又未必现在所能完成。所以，他才会感觉到自己问题的渺小、能力的有限，以及研究工作的艰辛。
徐先生的这种研究态度提醒我，思考问题要注重学术史的梳理与关联，谈论问题要落实在具体作品、经典作品、有证明力的作品上，分析问题则要避免个人问题中心主义，不要自我标举而不注意前后左右，不要谈小说就以小说为中心，谈戏曲就以戏曲为中心，因为小说存在的问题或现象可能是来自其他文体甚至其他学科而波及于此的。
《徐朔方集》，徐朔方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当然，我在与徐先生谈论这些专业问题时，总想拐个弯谈些风花雪月、逸闻趣事，以稍微显示一下文人聚谈的“言不及义”，但好像老先生不乐意，还是谈论学问多些。由此我就想到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徐朔方集》的“自序”中说：“我承认所有我的著作都是身外之物，而创作是我的自传，是我本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所谓的创作是指他早年所写的一些作品，有剧本，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当然，很多人一般不知道这些。联想到他曾表示过对中文专业的失望，对计算机专业的向往，我就疑惑这句话是不是表示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的看轻呢？所以，在一次陪他去理发的路上，我就问他是否真心这么认为的，他稍做沉思，回答说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倒是在我出站前夕的两次聚谈中，他主动“拐弯”，向我谈及了自己的父母兄弟，自己小时候的生活，语气幽幽，神志清远。只是在小区散步时，他已不能如两年前那样小步疾趋了，而且不但要“依杖”，还要“依人”了。
《论汤显祖及其他》，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003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将要离站时，我特到中兴公寓向徐先生告别。在送我离开的小区道路上，我表示自己将要出站离开，向他请求，希望能就我以后的研究指一条明路，先生即扶杖停步，突然朗声高言：“问道于盲!”然后仰面大笑，然后，轻轻地说：“你可多写信，我会每信必复的。”随后，我和他一时都沉默不语了，只是安静地在小区道路上慢慢地走着。……不料他后来突遭意外，于7月份摔倒在地，此后便卧床不醒。我再见到他时已是眼不见，口不言，自然也就音书难达了。
但我还是可以“问道”于先生那些考信精严的著述的，比如上面就有我后来从中领会出来的道道。
2016.11.3草稿，11.8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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