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逊：我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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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思潮涌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时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大潮，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学术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学术研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古代小说研究虽是相对比较边缘的学科，但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呈现了全面复苏和繁荣的局面。当时，自己已到了从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过渡的年龄，但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学界断层，自己还属于年青的一辈。

一 、 我的古代小说研究正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因为偶然的机缘，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参加了《红楼梦》校勘注释工作，这期间有幸接触到了大量《红楼梦》珍贵的版本，更从冯其庸、李希凡和小组成员文雷（胡文彬和周雷）等先生处学到了做学问的门径，开始对《红楼梦》早期评本中的脂砚斋评语产生了兴趣，从而萌发了对脂评进行专题研究的想法。回到上海以后，随即开始了资料准备工作：当时已买全了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等重要脂本的影印本，于是每天抄录卡片资料，凡觉得有价值的，统统抄录下来；然后，对卡片资料进行同类项归并，分门别类，反复排比，从中筛选出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接着，再把筛选好的每一类资料按照逻辑层次，细分为若干部分，这样，章、节、目三部分所用的资料大致齐全。于是根据这些资料，设计章、节、目三级标题，通过细细研读评语，理顺其间的逻辑关系，开始着手写作。

参加红楼梦校勘小组，1975年摄于北京东陵。自左至右：周雷、孙逊、应必成、冯其庸、李希凡、沈天佑、胡文彬、林冠夫、曾扬华、刘梦溪。 

写作过程是一个艰难选择和逐步深化的过程：其间遇有资料过多的部分，就尽可能好中挑优，挑选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舍去掉那些相对不太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而遇到资料不够的部分，则只能再翻检原书，继续补充新的资料，或是把其他地方有多的同样能说明此一问题的资料挪过来用。有时候，似乎山穷水尽疑无路，实在写不下去了，或是写好后觉得太过单薄了，则不妨先搁一搁，重新搜寻和研读资料，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或是增加逻辑层次，或是深化理论阐述，终至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又豁然开朗起来。当时一个人住在教工集体宿舍，经常晚上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天已亮了，于是赶快关掉电灯，又继续埋头写下去。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终于于1978年12月完成了《红楼梦脂评初探》初稿，并于1979年12月改毕。书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后，又排队等了一年多（当时刚拨乱反正，许多老先生的书等着要出），再加上编辑审稿的程序，正式出版已到了1981年11月。当自己拿到那散发着油墨香、由郭绍虞先生题签的样书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因为这是自己两年多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是自己第一本处女作，而其时正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红楼梦脂评初探》，孙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承蒙学界厚爱，拙稿出版后受到了一定的好评。周汝昌、冯其庸两位前辈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周先生称其为“红学史上第一部‘脂学’专著”，在具体论列了其价值之后，表示“衷心祝贺这第一部‘脂学’专著的问世，它对红学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冯先生也称赞此书“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脂评的第一部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红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是对红学研究作出的一个令人注目的贡献”。此书于1984年和1986年先后获首届上海市高校文科科研二等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并成为1986年自己破格晋升教授的主要支撑材料。

向周汝昌先生请教，1982年摄于上师大。

可以说，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从《红楼梦》脂评研究开始的。就在上述《红楼梦脂评初探》出版前后，自己还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脂评的研究文章。如1979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3期上的《从脂评看胡适唯心论的谬误》、1980年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第3期上的《脂评思想艺术价值浅探》，可以说都是该书出版前的阶段性成果。而1983年发表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上的《脂评所涉及的时间概念及价值》，则可视作书稿出版以后的后续成果。

二 、“脂评”之后我的古代小说研究线路图

此后，自己的研究循着两个方向向前推进。一是从《红楼梦》出发，向其它明清小说拓展；一是从脂评出发，向古典小说评点派拓展。此可谓我个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线路图。

除去以上所罗列的有关《红楼梦》脂评的文章，个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论文主要还有：1980年发表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的《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1982年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第4期上的《试论<红楼梦>的形式美》、同年发表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读红楼梦》上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及后人妄改举隅》、1988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上的《简论<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以及1989年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上的《用数学方法解决不了<红楼梦>的作者和成书问题》等。

与美国何谷理教授交流，1986年摄于上海师大。 

而该时期撰写的其它明清小说论文则主要有：1980年发表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是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同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11期上的《论<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及其严重缺陷》、1981年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7辑上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1984年发表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上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结构简论》、1985年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的《<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与陈诏合作）、同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的《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同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第7期上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再评价》、1986年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上的《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的《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三言”“二拍”和<十日谈>》，以及1986年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的《论<歧路灯>的思想价值及其局限》等。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共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成为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与<金瓶梅>》（与陈诏合作）和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小说论稿》的基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内，其中《名家解读<红楼梦>》、《名家解读<金瓶梅>》、《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各收了我于该时期写的一篇文章，它们分别是：《脂评思想艺术价值浅探》、《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和《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可见学界在很多年后并没有忘记这些文章的曾经存在。

另一条线路是从脂评出发，向古典小说评点派拓展。因为对《红楼梦》脂砚斋评语有了一点心得体会，因而连带想到了其它的古典小说评点派。还早在1981年，自己应《文学遗产》之约，写了一篇有关《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的文章，发表在当年《文学遗产》第4期上。这是国内较早一篇对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从美学思想上予以观照和论述的文章，也是自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第一篇文章。循着这条路前行，1986年在《文史知识》第2期发表了《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1987年在《文学遗产》第1期发表了《古代小说理论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论述》，1989年在《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发表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体系及理论贡献》。其中后一篇文章尝试对我国古代小说评点作一宏观的把握和论述，是较早进行这方面探索的论文。这方面研究也成为后来编纂《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的动力和基础，后者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前言”就用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体系及理论贡献》一文作替代，资料编纂的节目安排也基本按照这篇论文的逻辑思路分类和演绎。

《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孙逊、孙菊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以上是我继《红楼梦》“脂评”研究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的大致线路图，其后的古代小说研究，大体也没有离开这条线路太远。只是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因为机缘凑合，自己又投身到都市文化（我本人主要从城市研究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领域。这已是后话，兹不赘述。    

三 、 那些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一共十年，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一些人和事却让人难以忘怀。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是那年头大家对于学术的进取和献身精神。由于“文革”被耽搁了十年，当时无论是老先生还是年轻人，都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因而学术研究呈现了一片火热的景象。大量学术刊物的创办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热况。比如当时北京已创办了《红楼梦学刊》，这个刊物起点高、影响大，一年四期，容量已足够大，但大家似乎还不满足于仅一家刊物，于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办了以书代刊的《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市红楼梦学会也想办一家刊物。后来，上海红学会只出了一期《我读红楼梦》，《红楼梦研究集刊》办了一段时间也停了下来，只有《红楼梦学刊》一直坚持至今。它们共同对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楼梦》研究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加台湾甲戌年红楼梦讨论会，1994年摄于台湾。自左至右：冯其庸、孙逊、陈毓羆、刘世德。

与《红楼梦》研究刊物大量创办相呼应的是，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在这期间创办了《明清小说研究》，开始也是不定期的，后来慢慢成为季刊，一直坚持至今，非常的不易。这个刊物为推动明清小说研究、培养古代小说学术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中核心人物还同心协力，一起编纂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此书至今仍是古代小说方向研究生重要的参考书，可谓嘉惠后人多多。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刊物和著作的主要骨干，有相当一部分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活跃在古代小说研究的年轻人，他们以自己的进取和献身精神，共同见证了那个时代。

其次，让我难忘的是那年头一些老编辑对年轻人的提携和扶持。上面提到我发表在《文学遗产》的第一篇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编辑部卢兴基老师亲自上门来约的稿。我当时才三十多岁，一个小讲师，一家四口蜗居在“筒子楼”的一间屋子里，卢兴基老师来，连个像样的说话地方都没有。加上当时上师大离市区较远，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事先也没有电话可以联系，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找到我这间在学校角落的“筒子楼”的！我至今忘不了他踏进我宿舍门的样子。

和卢兴基老师年龄相仿佛的，还有《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陈祖美老师。我和她素昧平生，完全是通过投稿认识的。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篇文章时，也是个小讲师，我把为本科生上课的一些独特体悟写成了一篇文章，试着投给了《文学评论》。她从来稿中发现了我文章的长处和不足，耐心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我遵照她的意见修改了多次，最终得以发表，这就是1985年刊登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的《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以后在她的鼓励和指点下，1987年又在《文学评论》第四期上发表了《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三言”、“二拍”和<十日谈>》。可以说，没有上述两位老师的提携和鼓励，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在这两家高水平刊物上发文章。

再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一些学术会议的气氛和盛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主办和参加学术会议的热情都很高，会议的学术气氛也很浓；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为了以文会友，了解学术前沿信息，以充实提高自己。十年里参加的学术会议很多，难以一一列数，但其中有一次会，令我印象深刻，这就是1982年10月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全国第三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1982年全国第三届红学会会场，1982年摄于上海师大。右起：杜守华、应必成、孙逊。

之所以印象深刻，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次会议在我所在的学校召开，而是因为会议的层次之高、规模之盛、气氛之浓、内容之丰，在历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可圈可点，堪称是那个年代学术会议的一个缩影。所谓层次之高，是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家非常集中，周汝昌、吴晓铃、冯其庸、李希凡、端木蕻良、张毕来等平时很少赴会的老一辈学者与会，俞平伯先生专门发来了贺信，周汝昌先生会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红学的盛会》专文，为本次会议造势；开幕当日，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到会祝贺。所谓规模之盛，是说全国共有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赴会，会议开了三天，场场座无虚席，不仅吸引了该校师生，而且吸引了周边的居民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会议期间组织了与会专家和著名《红楼梦》越剧表演艺术家赴正在建设中的上海青浦大观园参观考察，沿途经过一小镇休息，镇上万人空巷，观者如潮，场面壮观，显示了越剧《红楼梦》在普通百姓中的巨大影响力，后动用了警察力量，才将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保护出镇。所谓气氛之浓，是说会议的学术气氛浓郁：吴晓铃先生带来了他珍藏的《考磐室诗钞》，当场展示，证实了一度流传甚广的曹雪芹佚诗“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并非雪芹所作；河南省博物馆负责人带来了备受争议的陆厚信所绘“曹雪芹小像”原件，以及该馆新近调查的结果，并在大会上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会议开到晚上欲罢不能，代表们宁愿晚用餐，也不愿结束讨论，其情绪之热烈，为我一生所仅见。所谓内容之丰，是说会议安排的活动丰富：为了配合会议的召开，上海师范学院精心布置了《红楼梦》展览，展览内容丰富，包括各种《红楼梦》版本、作者家世和红楼梦艺术品，展览吸引了大量学校师生和社会上的参观者；同时为了祝贺会议的召开，还举办了红楼梦演唱晚会，徐玉兰、王文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当场登台演唱，台上台下气氛热烈。总之，会议期间，天天有精彩内容，天天有媒体报道，呈现了一片学术繁荣景象。很多年以后，还不时有与会代表相遇时翘起大拇指，称赞这次会议开得出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是一个充满了进取和献身、希望与憧憬的时代。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学术界，有太多太多让人难忘的人和事。作为一位个中人，能亲身参与其间，不仅是自己的幸运，而且命运注定它将成为我们这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

2015年8月9日写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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