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周汝昌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五）
2012年5月31日傍晚，频频收到来自师友和学生们的信息：周汝昌先生驾鹤仙逝了！于是，即刻打开电视机，期望听到关于周先生的这一消息。接着，再与胡文彬先生通话，谈及此事以求得印证。笔者的遗憾以及遗憾之外的情绪难以名状。
周汝昌先生
笔者自2010年9月以来，一直专注于撰写《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文章（2013年2月结集《红学学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一系列学术传记式的文章是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连载（该刊一年六期双月刊，该栏目是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此刻，笔者撰写的《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文（三万七千字）正由张燕萍主编审校。笔者的第一反应是：真是太遗憾！周先生再不能“听读”这篇长文了。笔者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第一反应呢？那是因为此前9篇“综论”刊出后，均交寄“传主”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除了冯其庸先生没有反馈其“宝贵意见和建议”（据此后吕启祥先生给笔者的电话来看，冯先生知道了《冯其庸的红学研究综论》这篇文章并把“意见”告知了吕先生），其他8位“传主”均反馈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张燕萍主编的遗憾是与笔者大体相同的，于是，我们一番沟通的结果是：《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综论》这篇文章很长，本期（2012年第4期）“百年红学”栏目就只刊发这一篇吧，并为这一篇特加一则“编者按”。“编者按”道：“本刊《百年红学》栏目连续刊发的‘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 十二篇) 已发表了九篇，正当我们编校本文之际，惊闻周汝昌先生与世长辞，不胜感慨。一代红学大家虽离我们远去，但遗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课题将有不尽的发掘空间。如期刊载本文，以寄《百年红学》栏目对周汝昌先生的缅怀之情。”需要说明的是：《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综论》提出了周汝昌研究“专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笔者此后提出“周氏红学”的初步构想。
作者《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012年6月1日上午9时49分，笔者在前一晚酝酿的腹稿基础上，一挥而就这篇题为《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悼念周汝昌先生》的纪念文字。现摘要如下：
季羡林曾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篇祭文中说过：历史毕竟是动了。不过这“毕竟是动了的历史”仿佛是重复着过去的身影。近读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一书，其中一节谈及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短暂经历，令我回望起周汝昌先生来。
其实，周汝昌先生的“俗世地位”也早已在他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出版以后便已达到了“高峰”。《新证》受到了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的高度嘉许，周汝昌先生生前也一直以为荣耀，并在2005年撰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将这种荣耀广布人世间。他这几十年的人生旅途又的确“随着中国局势的动荡而动荡”，他是如此地“身不由己”。时世的推移把他推到这个“红学泰斗”“红学大师”位置上去，他再也走下不来了，他作为一个“公共人” （public man），自然要为这一显赫的俗世虚名付出极大的代价：他被俗世大众赤裸裸地“消费”着，没完没了，甚至被娱乐至死也不会轻易散场的。看官，不信么？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仰望着西归鹤影，不禁怅然地想啊：没有了周汝昌的当代红学，将来的“家境”又将是什么景象啊？黯然地“告别红学”么？抑或孤独地“自娱自乐”么？
有人曾在胡适之先生仙逝之时撰写一幅挽联道：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生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笔者郑重恭敬地拟仿一联，泣悼周老先生千古：先生去了，黄泉如遇胡适之，问他新红学底事；后辈知道，今生幸有周汝昌，教人脂砚即湘云。
这篇纪念文字公布之后，竟收到一些反响，其中一条意见说：“今生幸有周汝昌，教人脂砚即湘云。”这句话很不妥，“脂砚即湘云”正是周汝昌的唯心主义观点典型代表。显然，提出这意见者并没有读懂笔者的这篇纪念文字，此刻的任何解释其实是多余的。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说起“周氏红学”，笔者在《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综论》中曾有如下述评：“周汝昌积六十年之力精心构筑了一个看似精密的宏富的红学学科体系，至于这一体系的集红学考证派大成之功无人可与匹敌，这一认识已然成为常识。遗憾的是，通观其红学体系则可谓：体大而虑不周备，证悟而辨难精审；摒弃小说学而显门户之见，出入新索隐则又悖乎常理。”当然，这一认识还将有待于深化。为了更充分、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周氏红学”，同时也是为了更充分、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百年红学”，笔者作为“百年红学”栏目特约撰稿人召集筹办一场将于2017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学术座谈会：“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该座谈会的邀请函道：“周汝昌先生积60年之力精心构筑了一个宏富的红学体系，这一体系集红学考证之大成，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红学研究的理路和走向。当然，这一体系同时引来各种非议和批评。该如何在学理上审慎、理性地评价周氏红学在现代红学发展史上的功绩与不足，以及周氏红学对于今后红学研究的启示，这将成为红学学科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鉴于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天津红楼梦研究会联合主办，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特约撰稿人高淮生教授主持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同时也将揭开周汝昌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素仰先生热心于红学事业，且对该专题素有研究，诚邀拨冗莅会，特致谢忱。”参会学者都葆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的成果将为“周氏红学”的研究开出新局，并将为“百年红学”的研究开出新路。
周汝昌先生
当然，对于“周氏红学”的批评和批判一直也没有歇息过，其中尤其以“批周四斗士”的文章更具影响力。“批周四斗士”源自于蔡义江先生写给笔者的《我的红学简况和对红学的展望》一文，该文作为《红学学案》的附录文献，主要交代“传主”的学术简介，是《红学学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蔡义江先生说：“红学的现状却是令人忧虑。越荒谬的东西越走红的怪现象越演越烈，近期也看不出有好转的迹象。我曾经对红学的前途表示过乐观，相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从长远看，必定如此，尤其在今天恶劣的气候下，仍有一批不为名利所惑、坚持走科学发展正道的红学研究者，其中像北京语言大学沈治钧教授、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教授，在我看来，可称得上是与红学歪风邪气作斗争的勇敢斗士，还有清史研究功力极深、只凭证据说话的杨启樵教授等，都对维护红学的健康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以上这段文字交代了三位“红学斗士”，梅节先生同样以批周闻名于红学界，是故有此“批周四斗士”之说。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梅节著）、《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杨启樵著）、《红楼七宗案》（沈治钧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胥惠民著）等。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笔者对于“周氏红学”研究或批评的态度是在2013年的河北廊坊市新绎酒店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上开诚布公地做了一番表达：《学案》究竟该如何写？我在写作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信念：既要有仁厚之德，又要有智慧……学术是我所要的，友情，就是人间情谊，也是我所要的……我们既要学术，又要友情即人间情谊，这就需要智慧。譬如周汝昌的学术观点，可以批评商榷，但是，用大批判的方式不可取。全盘否定，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就可以吗？最起码周汝昌不是阶级敌人，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学术争议就好比夫妻间的矛盾，至少有三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拳脚相加，大打出手。这种办法的结果要么是打一辈子，要么是马上散伙；一种是互揭隐私，互相声讨。这种办法的结果必然是增加互相的不信任；一种办法是谈判。谈判需要智慧，要能把各自的利益降到最低，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程度，这样才能和谐。红学里的打打杀杀，无休止的争吵，摧毁的是读者的阅读信念。
笔者十分赞同胡文彬先生的一句话：《红楼梦新证》哺育了几代人啊！
《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
是啊！这位六十年痴情于《红楼梦》的“解味道人”毕竟哺育了几代人，他矢志不移地“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书海出版社2004出版）
2016年12月25日17时写于槐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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