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文献与文本——突破红学研究瓶颈
在各类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中，红学文献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最大、最多的；就其内容和形态而言，也是最为丰富和复杂的。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已经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文献体系。笔者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一书中设专章进行梳理和总结。
《风起红楼》，苗怀明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
在肯定红学文献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间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红学文献乃至整个红学的发展。其中有如下一些问题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首先，红学文献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其文献自然属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范畴，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学术常识，但就红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强调这一学术常识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和现实性的。
尽管红学文献有自己独到的内容，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仍遵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一般规律，红学文献的产生、形态、流传及保存等与其他小说文献存在许多共性，毕竟《红楼梦》也是一部小说，与其他作品在作者、成书、版本、流传等方面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相似的。
《红楼二十讲》，苗怀明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事实上，不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的文献也都有自己的独到内容和特殊性，因此，不能片面强调红学文献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它与其他小说文献的共性，将其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中机械地分离出去。
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不少红学研究者片面强调红学的特殊性，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它与其他小说存在的共性。比如周汝昌在确认红学的概念和内涵时，不愿将红学等同于一般的小说研究，“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这一看法影响较大，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认同，但它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红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难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研究就没有自身的独特性？按照这种思路，既然红学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小说研究，同样也可以将《三国演义》、《水浒传》、《水浒传》、《金瓶梅》等作品的研究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分割出去。
别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经典作品，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小说作品都多多少少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果都像红学这样，一个一个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分离出去，走到极致，会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没有作品可研究的荒诞景象。红学文献自身的独特性当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当然需要专门进行研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任何一部小说作品的独特之处都需要专门研究，这不是红学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分割出去的理由。
将红学文献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人为分割开来，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此举显然会造成红学文献研究的狭隘，这已经成为阻碍红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障碍。事实上，文献层面的研究之外，红学研究也有逐渐脱离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趋势，形成红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人为分割，两支研究队伍之间缺少必要的往来和交流，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学术现象。
这种分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到目前也未有大的改变。这对红学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是不利的。消除专业壁垒，破除门户之见，将红学文献放在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将会有助于红学文献研究乃至整个红学研究的深入。这对专门从事红学研究的学人来说，尤其重要。
其次，受时代文化及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红学文献不够系统完整，存在诸多空白。也就是说，《红楼梦》自开始流传之日起，因一些文献的缺乏，人们对该书作者、成书等问题的认识就不是很清楚，以至于出现不少误传。
从现已掌握的红学文献来看，内容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关版本、评点、改编及传播方面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多，而有关作者、修订者、评点者及成书、刊印等方面的资料较为缺乏。
红学文献在时间上的分布同样不均衡，早期的文献特别是曹雪芹生前的文献较少，晚清以降的文献数量众多。无论研究者如何努力，红学文献的这一基本格局是难以改变的。而文献的先天缺失与内容、时间分布的不均衡决定了红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像刘梦溪先生所说的红学研究的三个死结即“脂斋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这三个死结“作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结下去，谁都休想解开”（刘梦溪《红学》第33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刘梦溪是1990年提出这个观点的，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三个死结仍然是死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在红学研究中成为死结的问题远不止这三个，其他如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程伟元为何在短时间内刊印两个差异甚大的版本、高鹗到底做了哪些修订工作，等等，依据现有的文献，同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
鉴于红学文献的上述特点与局限，如果没有新的文献资料被发现，没有对已有文献资料做出新的合理的解说，可以考虑将一些红学研究的疑难问题在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之后暂时悬置，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研究者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红学的其他问题。
再次，就现已掌握的红学文献来说，如何正确解读与有效利用也是一个大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者对现存红学文献的解读存在太大的差异，对一些重要的基础文献的判断完全相反，加上学术之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扰，往往形成严重的对立，在争论过程中人身攻击、相互谩骂的现象并不少见。就以现存十多种脂本来说，有的研究者将其作为红学的基本文献进行研究、利用，有的研究者则将其一概视为伪作，弃而不用。其他红学文献如《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都存在这一问题，或认作真，或认作假，观点截然对立，势同冰炭。
学术讨论固然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但这种交锋必须建立在一些共识的基础上，如果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比如对基础红学文献真假的认知完全相反，彼此缺少交流的前提，争论看起来很热闹，结果是各说各话，鸡同鸭讲，问题得不到解决，对学术也产生不了良性的推动。而当下的红学研究恰恰就是陷入这种怪圈中。
有些学人动不动就将以往的文献基础推翻，将其认定为伪作。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基础问题做起，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交流。但是就目前喧闹混杂的红学研究现状来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红学研究者之间之所以缺少必要的共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学术规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遵守。中国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有着悠久、良好的传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红学文献的研究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同样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没有学术规范，就会对文献资料进行肆意否定，就会对文献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在此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形成共识，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最后，红学文献研究者需要提高自身的学养，完善知识结构。文献研究是一门专学，应当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对红学文献、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红学文献进行正确的解读与有效的利用，才能推动红学研究的发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少研究红楼梦成书、版本等实证问题的学人并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素养，因此发表的不少成果有违文献学的基本常识，显然无法得到文献学专业学人的认可，只能是自说自话。
对红学文献的解读总是存在太大的分歧乃至完全对立，这在其他小说文献、通俗文学文献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红学研究的队伍过于庞大，不少缺少专业素养的业余爱好者偏偏喜欢研究红学文献问题，结果出现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等问题。
即便是专业研究者，有不少人在文献方面存在短板。近些年来，红学研究在整个学术界中声誉不佳，显然与此有关。因此提高自身的学养特别是文献学方面的学养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想突破目前红学文献研究的瓶颈状态，不再做重复劳动，研究者就必须具备更高的学术素养，要下更大的工夫，精耕细作，否则红学研究将原地踏步，继续走原先的老路，不断有人颠覆整个学科的文献基础，不断有人动摇红学研究的根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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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目为《对红学文献研究的几点思考》，2017年3月6日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现题目为编辑所改，内容有删节，现经作者授权全文刊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