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人：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序言
文学不仅因时而异，亦因地而异，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前人多有论述。如唐初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其中《文学传序》就谈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
《隋书》
历代学人论文学，强调知人论事，也多有从地域文化角度着眼的。20世纪初，先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就曾具体谈到春秋战国时人文学术、文学创作与地域的关系，以为不仅当时产生的种种思想学说因地域而不同，即就文学创作而言，“形式文彩之所以异者”，亦“因二因缘，曰时与地”[2]。
西方的学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文艺创作、文艺风格与地域的关系。19世纪法国艺术史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就曾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风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其中更详细论述了欧洲各种文学艺术的产生与地域的关系[3]。
丹纳的思想还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而近世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甚至提出了“地域文化场”的理论[4]。
丹纳《艺术哲学》
20世纪初，受西方社会思想和学术理论的影响，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比如强调“进化”的思想，带有“泛科学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强调“史料即史学”的德国历史语文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前苏联的某些文艺理论，包括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西方流行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等“现代文学理论”，都对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过影响。
不过，大体而言，近百年来走在“现代学术”道路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重点：一是作家作品研究，一是“文学史”研究。前者是对历史上文学现象“点”的研究，后者则重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线性”研究。
这种点、线结合的研究，强调了古代文学的时间性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古代文学的空间流变，强调了对名家名作的诠释，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文学现象的整体观照，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缺憾的。
其实，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也是在“时空”范围内发生的现象，因此不仅是一种时间现象，也应该是一种空间现象。
古代文学研究中，只有既注意时间，又注意空间的多维研究，才能真正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立体的、流动的图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研究和对历史动态的揭示，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并因此得到一些更符合实际而不是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结论。
假若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从“地域”角度出发的考察和研究，理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者说，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想将研究推向深入，我们理应加强或重视从“地域”角度对古代文学的研究。
李时人先生
几年前，在为一位青年学者著述所写的序言中，我已经谈过以上的看法[5]。不过，我虽然在学理上关注过这一问题，却没有机会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尝试过，而学术研究的问题向来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1998年8月，我接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任务，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根据当时明代文学研究的情况，我必须从收集文献资料，对作家进行“海选”开始，为此，我编纂了《明人著述总目(稿)》、《明人诗文别集叙录(稿)》、《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稿)》等，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先期的准备。
但因个人的力量有限，总感觉到有关的考察研究需要再全面、再深入一些，为此，我请我的一些研究生帮忙，请他们按“地域”划分来考察研究明代的作家，几年来，与此有关涉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的已经有二十多篇：
《明代京畿作家研究》(程莉萍，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江苏明代作家研究》(刘廷乾，博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安徽明代作家研究》(郭永锐，博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明代山东作家研究》(周潇，博士论文，2006年通过答辩)
《明代山西作家研究》(刘慧，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河南作家研究》(汪如润，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杨梃，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明代四川作家研究》(乐万里，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明代江西作家研究》(李精耕，博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明代湖广作家研究》(刘方，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明代浙江作家研究》(孙良同，博士论文，2007年通过答辩)
《明代福建作家研究》(沈云迪，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广东作家和广东文学研究》(高建旺，博士论文，2006年通过答辩)
《明代滇、黔、桂作家研究》(钱方，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松江府作家研究》(秦凤，硕士论文，2006年通过答辩)
《明代吉安府作家研究》(刘沉鱼，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绍兴府作家研究》(金玉，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常州府作家研究》(谈新艳，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郁步生，硕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明代抚州府作家研究》(王钦华，硕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明代女作家研究》(张清华，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答辩)
《明代文人结社丛考》(李玉拴，博士论文，2009年通过答辩)。
刘廷乾君的博士学位论文《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便是这一系列论文中的一篇。不过，这篇论文的题目与多数论文有所不同，那就是其它论文大都是以明代的行政区划为地域范围的，而这篇论文限定的范围却是今天的行政区划。
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这是因为如果按照明代永乐以后的行政区划，现江苏地方是属于“南直隶”的，但当时的“南直”地域广大，实际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6]，其中各地区之间差异也较大，特别是其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即传统所谓的“江南”地区，又是全国经济文化以及文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作家众多，如果以“南直”作为考察研究的范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而自从清康熙六年（1667）将原明代“南直”地区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亦已经三百多年，下属各级行政区划也相对稳定，以之作为一个“地域”范围，并非随意牵连，或许还有联系古今的作用。
廷乾的这篇《江苏明代作家研究》，结构宏伟，篇幅巨大，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按照课题要求，对清代以来属于“江苏”，而在明代隶于“南直”的应天、淮安、扬州、镇江、苏州、常州六府和直隶徐州等“六府一州”的“作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包括通过搜罗第一手资料，对各地区大小作家人数的全面调查考虑；按“科举魁首与仕宦重臣作家”、“文人群体与流派作家”、“文化家族中的作家”、“才子与狂士、怪杰作家”、“布衣、山人作家”、“散曲与词作家”、“戏曲、小说作家”、“才媛、名妓作家”、“佛、道作家”的分类对一大批作家的生平著述进行探讨——还在此基础上，将江苏明代作家按“吴中文化区域”、“金陵文化区域”、“广陵文化区域”进行了划分，对不同地区作家的文化生态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对江苏明代作家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论述。文末另有《江苏明代作家文集叙录》、《江苏明代作家一览表》两个附录。
《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
廷乾的这篇学位论文资料收罗广泛，多取第一手资料，以“求实”为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江苏明代作家的“地域文化特质”和作家“文化人格”的探讨。
江苏明代作家主要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一带，而数量最多、创作成就最高的又出现于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一带。
从作家队伍的构成来看，明代吴中作家，从台阁文人到布衣山人作家，从独立发展的才子、怪杰等个性作家到设坛坫、创流派的领袖人物，从诗文词曲作家到戏剧小说作家，不管哪一类，都不是个别出现的现象。而且，在每一个文学发展阶段、每一个文学领域，都有在全国文坛上占据一定地位的作家出现。
虽然每个作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从事创作，但在吴中共同地域背景下产生的吴中作家和吴中文学，确实呈现出较为普遍的“地域文化特征”，并因此透露出吴中作家不同于其它地区作家独特的“文化人格”，对此，论文有过这样的概括：
吴中山水秀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教育普及程度高，文化鼎盛。特别是中晚明以后，由于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文人以文艺手段谋生普遍，加之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促使文人的思想性格发生变化。当时吴中文人普遍追求一种将精神提升与物质享乐结合起来的人生道路。他们生活于凡庸中，却不妨以高雅的生活情调调和世俗生活的凡庸；他们生活于物欲中，却不妨以清雅自持的生活方式来消减人的过高欲望，从而追求一种调和世俗与风雅的人生道路，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而在这背后，则是一种普遍的市隐心态和乡愿哲学。
我以为，能深入探讨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并能从“文化人格”的角度论述作家，正是廷乾这篇论文最为出类的地方，这篇论文也因此得到答辩委员会各位专家的很高评价。
廷乾在到上海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已经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多年，不仅在《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论文，还早已取得副教授的职称，从这篇论文也可以看出其基本功扎实，积累丰厚，学术视野开阔，善于思考，而且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倒是我自己对他这篇学位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了解的不多，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很有限。
我之所以对廷乾的论文得到出版的机会特别高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论文中在所难免的疏误可以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多少可以减轻我的欠疚。只是廷乾打电话告诉我，因为篇幅的限制，这次出版，不仅删落了文末的两篇附录，还不得不删去了一些章节，确实是有些令人遗憾的。
2010年10月26日于上海寓所
注释：
[1]、《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排印本6册1730页。又见于李延寿《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序》，中华书局排印本第9册2781页。《隋书》帝纪、列传完成于贞观十年（636），早于《北史》成书，但《北史》撰写实始于延寿之父李大师（卒于唐贞观二年），另外，延寿也曾参加过《隋书》撰写的工作。未详此段话原出于谁手。
[2]、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 1991年版第九卷372页。
[3]、［法国］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版5－9页。
[4]、欧洲人从“地域”的角度谈文艺，与我们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欧洲分布着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各个国家和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学传统，因而欧洲文学的“地域性”，往往表现为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在很多时候与国别文学、民族文学概念相重迭。中国幅员辽阔，但自古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融，不同区域的人，甚至中国境内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多使用统一的汉语文字从事文学创作。这种情况一脉相传几千年，使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大文化背景下的“地区性”。
[5]、见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卷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明初定鼎金陵，永乐北迁，改金陵为南京，所辖地区称“南直隶”，与称为“京师”的“北直隶”对应，计十四府(应天、扬州、淮安、镇江、苏州、常州、松江、风阳、庐州、太平、安庆、池洲、宁国、徽州)和三个直隶州(徐州、滁州、广德)，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之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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