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毓龙：孟玉楼，你为啥不“晒箱子”？
前不久网上有一则新闻：俩女乘客为争谁行李箱里的东西更贵，在机场当众开箱晒货。其实，一言不合就“晒箱子”，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儿，古典小说里就有，最著名的要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
小人书《杜十娘》封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汪国新绘。
想那杜媺女士在瓜州渡口，一边骂土豪，一边晒箱子，阵仗派势远胜航站楼里的两位代购小姐。况且，两位所晒的大抵不过日本水杯、美国包包、韩国化妆品一类，人家媺姐姐晒的可是“翠羽明珰、瑶簪宝珥”的硬头货。
当然，两件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基调不同：一个可笑，一个可悲。笔者的做法，到底唐突了京师花魁。
但在云泥有别的基调背后，其意指作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商品社会里，以器物为代表的文化符码，对女性经济价值（以至生活、生命意义）的指示。
潘虹饰演杜十娘
这种指示关系，是广泛应用于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呈现的，尤其“箱子”，常作为关键道具出现。
伍迪·艾伦的电影《蓝色茉莉》中有一个场景，破产的中产阶级妇女贾斯敏（凯特·布兰切特饰）寄居到妹妹家，进门时，镜头扫视一圈凌乱逼仄的公寓，最终聚焦到贾斯敏随带的大大小小的LV箱子上。
这种画面的反差感，以及讽刺效果的实现，主要在于“驴牌”箱子的指示性。
《蓝色茉莉》
当然，中国古代的內闱妇女们不可能像老茉莉这样，带着一堆箱笼箧笥满世界转悠。其能够出现在公众视野，并经受价值判断或想象的，主要是陪嫁箱子。
陪嫁，作为古代社会对妇女财产权益最重要的合法保障，对女性社会与家庭地位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作为“新娘带给婆家的钱财和物品的总和”（威廉·J·古德语），陪嫁的物质形式是多样的，包括房产、土地、牲畜、奴隶等，但最关键的还是金银细软。
前者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力，会直接转化为夫家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后者则由女性保管与支配，可谓其财产权益的最终保障。
而金银细软总是收在“随身贮物之器”中的，因此，箱子的多寡厚薄，也就成为衡量女性本人经济实力的主要参考。
说唱鼓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杜媺女士出身教坊，不谙此道，但在內闱妇女的“朋友圈”里，这几乎是常识。
《禅真后史》第10回，瞿家长媳张氏向媒婆抱怨自己的待遇不如弟媳聂氏，媒婆一语道破：人家聂氏“箱笼中厚重，老安人怎得不虚撮脚趋承他一番？”
《儒林外史》第27回，鲍老太太鼓动儿子娶王太太，盘算的正是：“像他有许多箱笼，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这位老太太，真可谓深谙符号学之道。
不过，最精于此道的，莫过《金瓶梅》中的孟玉楼。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回插图“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孟玉楼从改嫁西门庆，到再嫁李衙内，最亮眼的幌子，就是她那“质”与“量”皆颇为可观的箱子。
薛嫂儿向西门庆说媒时，着重强调的就是孟氏陪嫁之厚之多，仅用以装“四季衣服”的，就有“四五只箱子”，至于那上千两现银，三、二百筒布料，以及金镯银钏，当然也不可能几只蛇皮袋兜了走，总要收在大大小小的箱笼里。这就成为孟氏“屡嫁不爽”的王牌。
想玉楼再嫁时已有三十岁，还比西门庆长两岁（虽然有“女大两，黄金长”的说法，好歹也得看看起步价是多少）。
容貌方面，尽管“天然美丽”，如“月画烟描”，却远非“尤物”级别。
戴敦邦绘孟玉楼
至于脸上微微的麻子，其妍媸之别，还是见仁见智，起码西门庆是喜欢的，但也不过是“满心欢喜”，绝没到“心摇意驰”的地步。“会弹一手好月琴”固然加分。
但特长到底只能是加分项，没听说谁靠特长直接参加高考的。说来说去，最打动大官人的，还是在陪嫁方面，来自这位寡妇的满满诚意。
孟氏本人对此自然心知肚明。若论心思城府，西门府中的其他妻妾不是其对手（吴月娘若是甩掉一干屡屡发球出界、扣球打到标志杆的渣队友，应该可以坚持到决胜局）。
但她不仅善于利用丰厚陪嫁赢取和巩固家庭地位，更精于利用“箱子”的指示功能，借助人们对文化符码的程式化、刻板化认知，在这复杂艰险的世道里，活得游刃有余，风光里来去。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回插图“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论陪嫁的质量，孟玉楼其实不能与李瓶儿相比，后者有继承自太监老公公的宝货，是真正的“白富美”。
但“白富美”与“傻白甜”之间，往往只隔了一层糯米纸。李瓶儿的“傻白甜”，即使不能被归入24k纯度的，起码也是925级别的。她习惯性地“显富”，动辄“晒箱子”，拿东西送人（如第14、35回），又好口头列单子，把自家老底儿露给人（如第16、20回），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任性”。
孟玉楼则从不“显富”。请注意：孟玉楼从来没有老实交代过自己的陪嫁箱笼里到底有什么。我们对孟氏箱笼的质量，其实是从薛嫂儿口中得知的。所谓“媒人口，无量斗”，里面总要掺不少水分。
明明三十岁，偏说二十五、六，照这个比例计算，孟氏的陪嫁，起码也得打个85折。当然，夸饰仍需有所附丽。
孟超《金瓶梅人物》
薛嫂儿自然不可能盘点过孟氏的箱子，却对其首饰、现银、衣服、布匹的质与量，说得有鼻子有眼，其数据源在哪里，值得怀疑。或许是孟氏于“不经意间”透露的；或许是坊间流传的，但坊间之风的来源，最终还是三姐儿这只“空穴”。孟超先生称其改嫁是“插标自售”（《金瓶梅人物论》），可谓点破心机。
不过，孟氏自己从没露过家底。玉楼再嫁时，张四舅拦夺箱笼，要求当众开箱验看，是否卷了银子出门（又一个一言不合就要“晒箱子”的），而孟氏则咬定箱子里只是“奴的鞋脚”。
这无疑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按说张四舅的要求，尽管无耻，却非无理。
《大明会典》
据《大明会典》：“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只不过，杨家没有真正可主事者：小叔子杨宗保年幼，“娃娃菜”一颗，上不了大席面。
张龙身为母舅，尽管“娘亲舅大”，到底“山核桃差着一槅儿”，其话语权，跟嫁了人却还顶着“正头香主”名分说话的杨姑娘比，算是半斤八两——都能发表重要意见，可惜拍不了板儿。
一个要讨便宜，一个已然占了便宜，各怀鬼胎，于是对骂嚷打起来。而趁着这股乱劲，孟氏的箱笼，就由一二十名军牢“搬的搬，抬的抬，一阵风都搬去了。”
照正常体能判断，最多俩老爷们搬抬一只箱子，则孟氏箱笼，少说也有五七八只。而这五七八只箱子，自从进入西门大宅，就再没动过。
当然，根据日常经验，箱子没动过是不可能的（咱们三姐又不是属貔貅的）。准确地说，是叙事者从来没有“再现”过孟氏开箱子的行为，或者说，聚焦者一直没有“看到”孟氏翻检箱笼的动作。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噢，对了！孟玉楼开过一次箱子！可惜开的不是她自己的箱子，而是李瓶儿的箱子：李瓶儿死后，吴月娘指派玉楼“拿钥匙，走到那边屋里，开了箱子”，取李氏的衣衫裙袄。
至于她自己的箱子，则始终静静地趸立在房中，仿佛被焊死了一般。直到再嫁李衙内，这些箱子又被县中拨给的快手闲汉们，风风光光地抬出了西门府。至于在李府中，这些箱子是否依旧“铁将军把门”，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应该对这位“玉楼人”有充分的信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李瓶儿的箱子：入府时就是偷偷摸摸的，入府后又几乎总是四敞八开的，箱子里的东西不断输出，转化成西门庆或其他妻妾的财产，直到李氏输尽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大官人那偶尔一点真情流露的回忆（此处请自行脑补邓丽君或“好妹妹”版的《往事只能回味》为背景音乐）。
戴敦邦绘西门庆
可以说，孟玉楼是谙于世故的，她清楚攥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玉楼又是谙于符号学原理的，她明白箱子的几何与代数表现，本身就可以指示经济背景与社会地位的信息。
三姐的富足，自始至终，靠的都是周围人基于日常经验的判断或想象。包括读者在内，没人亲眼见过那五七八只箱子里到底有什么，但从来没人怀疑孟氏的经济段位。
还是鲍老太太那话儿说得明白：“像他有许多箱笼，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箱子里有什么，固然重要；但箱子本身，已然很重要了。山样儿的LV码在那里，本身就是“娱目醒心”的。
当然，笔者并非一个阴谋论者。孟玉楼不是破产的贾斯敏，不会借“囊中羞涩”的LV箱子招摇过市，她在西门大宅中十足的底气，来自她真实的经济背景，这从吴神仙“威命兼全财禄有”的判词，也可得到印证。
《金瓶梅词话》
但她明白：“晒箱子”是多余的、愚蠢的，甚至是洒狗血的。与其时不时地开箱子、露家底，不如让几何与代数表现都颇为可观的箱子，始终静默在那里，周身散发着铜臭与光晕，引人去猜测，去判断，去想象，效果反而更好。
聪明的女人是不用通过“晒箱子”来表示其经济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杜老媺是不够聪明的，她起初不“晒箱子”，因为轻信小鲜肉，最终“晒箱子”，则因为对人世的绝望；至于航站楼里的两位当代女士是否聪明，笔者不敢判断，而其之所以争“晒箱子”，据笔者揣度，大概俩原因：箱子太少，牌子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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