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翰：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最初读《儒林外史》，应该是初一的时候，很喜欢，看完之后还写了首打油诗。也曾推荐给同学，结果同学大概没听清，去找了本《武林外史》，还跟我说确实很好看。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儒林外史》
上大学后，又重新读了一遍，也只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体会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买了这本书，其实不是为了它是研究《儒林外史》，而是为了“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这个主题。
作者认为，“体制化的欲望和欲望的体制化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对二元礼和苦行礼这两种不同儒礼及其运作机制和后果的呈现是吴敬梓对十八世纪思想文化转折的最大贡献。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全书分四大部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儒林外史》进行解读。
第一部分《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在于指出二元礼与苦行礼作为《儒林外史》的儒家想象，揭示了儒家生活中将实践转化为话语、用言辞替代或伪装行动的隐秘机制，并指出了儒家文化的危机与最终破产。
第二部分《正史之外》指出不同于历史叙述，《儒林外史》引入了处于不断成长、变化中的时间因素，从而暗示出理解过去和现实的一个连贯性的批评视野。
第三部分《叙述创新与文化转折》主要在说明《儒林外史》摆脱了以前白话章回小说说书人或全能叙述者的权威视角，而让人物自我或是通过他者进行叙述，对传统的叙述母题和叙述模式进行了反讽的处理，瓦解了“共同话语”和儒家的“宏大叙事”。
商伟教授
第四部分《泰伯神话及其困境：重新定义文人小说》审视了泰伯神话和《儒林外史》对其进行模仿的退隐行为的内在悖论，揭示《儒林外史》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指出文人章回小说乃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文化和思想学术等领域核心问题进行思考和响应。
据说此书在美国学界评价不高，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研究方式不太符合美国人的胃口吧。
就我粗浅的感觉，此书对于理论并不过分关注，换句话说，此书并不是建立在西方某一种理论基础上来对《儒林外史》进行解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此书完全拒斥理论。
《儒林外史》英译本
此书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同时，更是在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在写法上，可能既不同于思想史，也不完全同于文学史——其实这些界限是可以抛弃的，不须划地为牢。我对书中的解读很多并不满意，比如他所谓的二元礼和苦行礼，在我看来并不符合实际。
但在很多地方，我觉得受到了启发。那么，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本好书。
举几个例子吧。
尽管我不同意他对二元礼和苦行礼的描绘，但是，作者认为小说揭示了这两种礼的运转机制，却有利于我认识传统中国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冲突。
《儒林外史》邮票
士人的政治、文化理想是一回事，但落实到现实层面又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士人的言行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官方会努力将之纳入到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之中，而在这种体制下生活的普通人也可能会用官方的视角来看待合乎仁义的行为。
后一方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有时不知道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士人的实际形象与地位究竟如何，《儒林外史》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审视的角度。
那么，士人的高尚行为，在实际的社会政治中又究竟能否发生影响呢？作者以及作者眼中的吴敬梓的看法是悲观的。世俗太无情，而儒家理想实际上不具备实现的可能。
就是否存在一个儒家理想社会，比如古人心目中的尧舜三代，我个人是相信的。我相信儒家的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与人生。尽管可能很遥远，却不代表不存在，却值得追求，值得孜孜不倦地向那个方向努力。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
这或许是我性格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就如我相信有完美。现实诚然有阻碍的力量，理想的秩序也可能会被歪曲、利用，但不能因此否定理想本身的不切实际。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寻找到这样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理学在明清是社会中已经变形，就需要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实施的方式。
在第二部分，作者分析了史书与《儒林外史》在时间方面的差异。他认为，编年史的基本体例是在一个目的论的序列中呈现个别事件，以证实道德和宇宙机制的意义。这一机制是非时间性的，因而也不受时间因素的影响。
传记写作是以人物的死亡为前提的，盖棺论定意味着把他们锁进绝对的、不可改变的过去，而且其形象已被预先设定，在叙述中就会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展开。
而《儒林外史》则是在一个不断变化、正在进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叙述，人物既然没有被定性，也就有了多重视角的审读。
清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这对我认识中国古代的史书以及学习如何写作是很有启发的。人总是容易为自己的定见所拘束，而现实中的人总是多元的，在不同的人眼中也会有不同的形象。
史书的记载只是一个侧面，代表的是某一种评价机制。在这种目的论制约下，很容易忽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流动的时间中的生长历程，这是很需要警惕的。
此书末尾有一个跋，以“《儒林外史》的诗意场域：乡愁与失落的家园”为题，探讨十八世纪的文人如何寻找、创建一个精神家园，读来很令我生出种种感触：
今天，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何在？我的精神家园何在？我的人生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安顿？诗化的世界与散文化的世界是否不可调和？
清同治间齐省堂刻本《儒林外史》
对我来说，眼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时常以阳明龙场悟道时的反思提撕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这里再说两句可能是体外的话。现在的微博，可以为自己加标签，可以申请加V以让人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加V的人大多都有着比较被人关注的社会地位，比如一个工人或是普通学生可能是不会通过微博管理人员的审核的；也有的人虽被人认出真实的身份但选择不加V。
人在尝试定位自己，却常常是依赖于被认可的社会身份。可脱去了这层外衣，又该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似乎都不那么确定无疑，充满了模糊与虚化，这是否也暗示着人的“物化”和“异化”呢？
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
最后，对于《儒林外史》的主旨，我不敢妄言。
涣斋师极赏此书，特抄录其说于此：
“吴氏生当康、乾高压之世，师道沦亡，扫地以尽；君道挺厉，其势方张。时明季之史，官私作者渐出，于王氏门徒之以道自任，指摘声讨，不遗余力，《明史》、《罪惟录》特其尤著者。
当此之际，作者以嘉、万之世为寄托，以故国南都为侨寓，感余音之绕梁，痛典型之星散，则其兴怀感激，乔木之思，岂偶然哉？且也，不应官府荐召之杜少卿，有类乎泰州之王艮（当然，亦其本人之夫子自道）；应君王宣召而志不果行之庄征君，事迹则一同乎吴康斋。
康斋，有明之儒宗也。南都兴礼，仪文虽未免稍嫌迂阔，其恢弘师道则大旨不殊。以清初时事为之索隐者，何小之也！
”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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