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怀念霍松林先生——对我与先生二十五年平凡交往的追忆

 2017年2月1日，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驾鹤西去，享年97岁。

霍松林先生画像

霍松林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古代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诗人与书法家，并曾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著作等身，声名远扬。

唐人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语，而今人则更“但愿一识霍松林”，这是因为，霍松林先生在品格、气度、识拔、才华、学问等方面，均要较“韩荆州”（朝宗）更胜一筹。而且，韩朝宗因所荐非人，曾被贬豫章，而霍门弟子，则皆为当今各成均之砥柱。

韩朝宗卒后，只有王维为之撰写了一篇墓志铭，而在霍先生的追悼会，省委书记等地方大员都前往参加，二人之孰伯孰仲，仅此便可立马判定。所以，时人称霍先生为一代英才、一代宗师者，绝非阿谀奉承之辞。

作者与霍松林先生合影

我之于霍松林先生，历来是以德高望重的师辈而敬重之，并在先生有生之年，有幸与先生交往了二十五年（1990年5月—2014年10月）之久，现将其形诸文字，以为对先生的缅怀。

又，先生夫人胡主佑先生（1921—2014年）生前见我时多称“老乡”的情景，今思之如在昨日一般，故文中将我与胡先生的交往，也一并言之，以为纪念。

我有幸认识霍松林先生，是在1990年5月的陕西师范大学。当时的情况是：由霍松林先生任总编辑的“《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于是年5月15—18日在陕西师大召开，这是十年“文革”结束后，全国一次规模较大的古籍整理会议，所以应邀与会的专家既多，名家亦众。

霍松林、胡主佑先生合影

在傅璇琮先生（1933—2016年）与韩理洲（1943年— ）兄的推荐下，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当我接到邀请信后，即提前一天到了西安，第二天晚上，在韩理洲兄的引荐下，我前往拜访了霍松林先生，并因此而认识了先生夫人胡主佑先生。

我们与霍先生说话时，胡先生静坐一旁，当听我说话的口音后，胡先生便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北荆州人（我本为天门人，但天门当时为荆州所辖），胡先生听后很高兴，说我们可是“老乡”了。

胡先生告诉我，其祖籍为湖南澧县，因洞庭湖涨大水，上辈人带着全家逃到了江陵（现为荆州市的一个区），而成为了荆州人。所以，自此之后，胡先生只要见到我，便直呼我为“老乡”。

《唐音阁吟稿》

与霍先生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因怕影响先生的休息，我们便起身告辞，霍先生则签名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唐音阁吟稿》。

这一次的拜访，令我终身难忘，因为我既见到了闻名已久的霍松林先生，又有幸结识了胡先生这样一位“老乡”，所以当我回到宾馆后，将此事告知同房间的林继中（1944年— ）兄时，他也为我的幸运而感到高兴。

5月16日的上午，“《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开幕式在陕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除霍松林先生外，陈贻焮（1924—2000年）、傅璇琮等先生，先后均作了精彩的大会主题发言。

下午是分组讨论，我与卞孝萱（1924—2009年）、梁超然（1936年— ）、师长泰（1938年— ）、余恕诚（1939—2014年）等教授分在一组，其中除梁超然先生外，其他诸位我都是这一次才认识的。

作者与霍松林先生合影

晚饭后，理洲兄告诉我，说霍松林先生邀请几个人座谈，其中有我，我当即与理洲兄来到了唐音阁，但里面已有三人先我们而至，即余恕诚、林继中、杨军（1944年— ），这样，参加唐音阁座谈的就有了五人。

霍先生首先送给每人一本签名的《唐音阁吟稿》（因早已准备好，所以我连同前一本，共获赠了两本《唐音阁吟稿》），继之在座谈中，称我们五人为唐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希望大家齐心协力，让“新编全唐五代文”这部大书的整理，能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云云。

在座者听后，都深感负任重大，表示一定会尽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后来为朋友们戏称的“唐代文学五虎将”，即因此次座谈会而始然。

霍松林先生手迹

作为《新编全唐五代文》的总编辑，霍先生不仅对我们五人寄予厚望，并且对全体与会者也关怀备致，故而有一件事特别令大家感动。

会议结束后，会务组安排全体与会者到法门寺考察，中途因车出了问题，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返回，霍先生则一直在餐厅等侯大家回来，并不时与随行的有关工作人员电话联系，直到大家回来后才一起共进晚餐。

要知道，霍先生当时已是“年且七十”的人了。先生这种心系全体与会者的襟怀，在当时即赢得了大家的啧啧称赞。

两年后的1992年8月下旬（26—30日），我与霍先生、胡先生又在四川射洪召开的“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研讨会”相见相晤。

报到的当天晚上，我从宾馆总台得知霍先生的房间号后，便前往看望先生，但房间里的人很多，在我的印象中，除刘扬忠（1946—2015年）兄外，其余似都为川中学者，如谢桃枋（1935年— ）、王定璋（1942年— ）等。

霍松林先生

当我进去后，胡先生很热情地招呼我，并以“老乡”相称，弄得在场者以为我真的是湖南人了。由于人太多，我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一年，霍先生与胡先生均已七十二岁，但二人的精神面貌比起两年前却要好得多，特别是霍松林先生，红光满面，说话时中气很足，令我印象甚为深刻。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就是凡提交论文者，均由霍先生颁发一本论文证书，且颁发仪式相当隆重。会议期间，东道主组织游金华山，我又与霍先生、胡先生分在了同一车，并在陈子昂读书台合影留念。

《唐音阁诗词选集》

记得有一天晚餐后，我陪两位先生外出散步，碰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刘国盈（1925— ）先生，双方寒喧后，霍先生对刘先生说：“你的书写得好，我都看了。”刘国盈先生连忙说“您是大家，请多批评”！

霍先生所说的“书”，是刘先生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与《韩愈评传》，前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者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我当时深感惊讶，霍先生对学术信息的涉猎，竟然比年轻人还要及时，这是何等的可贵！

会议结束后，霍先生应南充师范学院佘正松（1947—2013年）院长的邀请，与胡先生前往该校讲学，我则与刘国盈先生、韩理洲兄到成都玩了两天。

1996年9月9—12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暨杜甫与陇右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天水召开。

天水即唐代的秦州，既为杜甫“飘泊西南”的首站，又是霍松林先生的家乡，当我接到邀请书后，想到霍先生一定会参加此会的，于是，便提前到了西安。

霍松林先生

第二天上午，我到唐音阁看望了霍先生与胡先生，并于晚上与霍先生、天水的一位同志一道乘车至天水（胡先生因身体不适而未去）。

在火车上，我向霍先生请教了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中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者，是对第七首“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的理解。

针对这两句诗之所指，霍先生为我作了很详细的解释。并说，这一联写的是一种很有趣的地理现象，只有到了天水后，身临其境，才可收豁然开朗之效，至于有人将“云出塞”、“月临关”理解为两个地名，那已是后来宋人的事了。我听后，不仅深受启发，而且对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深感佩服。

接着，我便将提交大会的论文《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打印稿，送了一份霍先生，请先生看后多加批评。

霍松林先生手书对联

大约凌晨四点左右，车到天水站（当时叫秦州站），会务组负责接车的两位工作人员，在接到霍先生和我后，就直接将我们送到了天水宾馆。

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考察南郭寺等地时，霍先生于途中还专就“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进行了讲解，赢得在场者掌声一片。

会议最后一天的晚上，会务组特地在宾馆四楼安排了“留宝处”，即请霍先生等书法家为天水留下墨宝，霍先生也欣然命笔，写了一幅又一幅。

这时，我趁机请先生为我将出版的《杜甫研究丛稿》题写书名，先生说没有带小型印章，回西安后给我写了寄去，我怕先生回西安后事多忘了，就请先生当场写下了“杜甫研究丛稿”六字。

《杜甫研究丛稿》

后来，《杜甫研究丛稿》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当我收到样书后，便于第一时间给先生寄去了两本，以表示对先生题写书名的感谢。

1999年10月10—14日，由我组织并主持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湖北襄阳隆重召开。

在此之前，我曾打电话给霍先生，请先生届时携夫人一同到襄阳来开会、讲学，并说到时侯我亲自去西安接先生，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说不要我去接。

在临近报到的10月9日上午，霍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身体有点不适，不能前来参加会议了，托我向全体与会者致意，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霍松林先生手迹

霍先生未能参加这次“杜甫会”，既使得与会者失去了一次聆听先生高见的机会，也使得我失去了一次向先生请益的机会。

虽然如此，为先生所题写书名的《杜甫研究丛稿》，在大会开幕式结束后，即分发到了每位与会者手中，大家多少也能从中品味到先生对于杜甫研究的支持与关怀。

在此想附带说明一下的是，襄阳的“杜甫会议”，对于中国杜甫研究会而言，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原因是这次会议由于我的出面邀请，而使得中国杜甫研究会与四川省杜甫学会首次“互为融合”。

在中国杜甫研究会方面，作为会长的霍先生虽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但副会长林从龙（1928年— ）等人，则均已与会，而四川省杜甫学会方面，来的是会长张志烈（1937年— ）、副会长祁和晖（1939年— ），以及对杜甫深有研究的徐希平（1958年— ）教授等人，这种情况在此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唐宋诗文鉴赏举隅》

两个杜甫学术团体首次在襄阳的结合，不仅为当代的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好的平台，而且也为各自的会员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绝好机会。

所以，自此之后，无论是中国杜甫研究召开年会，抑或四川省杜甫学会举办有关活动，双方都有学者参加，且均合作的非常愉快。

一年后的2000年10月下旬（23—27日），中国杜甫研究会与山东大学文学院联合在济南舜耕山庄隆重召开了“世纪之交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第四次年会”。

 这是一次规格甚高、与会者众多的学术盛会，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1916—2009年）、原河南省委书记韩劲草（1918—2012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1933—2016年）等先生，都应邀与会。

《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

而且，这次会议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唐诗大辞典》首发式等等，但其中最重要者则为两项：一是霍松林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的职务，由张忠纲（1940年— ）教授接任；二是全体与会者以酒会的形式，敬贺霍先生八十寿辰。

我因是第三次年会的组织者与举办方代表，且又为学会理事，理所当然地应邀参加了此次盛会。利用“杜甫会”召开的机会，全体与会者敬贺会长八十华诞，这是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当时的场面相当热闹、壮观。

记得敬贺会后的一天晚上，霍先生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会”。在整个会议期间，我除参加了敬贺会、理事会、分组讨论等会外，还随先生同游了大明湖、李清照纪念馆、曲阜“三孔”等人文胜迹，并多次合影留念。

霍松林先生

但遗憾的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即10月27日上午，我因受兖州市文化局的邀请，与西南民族大学的徐希平教授一道，前往该市考察李白与杜甫在古石门一带的遗迹，而未能与霍先生辞行。

自济南“杜甫会”之后，霍先生因年事已高，基本上不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了，我与先生在各地会议期间的交往，也就因此而结束。

虽然如此，但我后来又两次与先生相晤，一次是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一次是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2010国际词学研讨会”期间。

这两次会议，均由霍先生的高足刘锋焘（1964年— ）教授组织与主持，时间分别为 2004年5月15—19日，2010年10月15—19日。

霍松林先生手迹

参加第一次会议时，我去看望霍先生，是在开幕式后的当天还是第二天晚上，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因为这次会议的报到地点与开幕式，都是在坐落于华山脚下的金融宾馆（属华阴市）进行的，在登游了华山后，全体与会者才转到了陕西师范大学。

霍松林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去看望先生时，就是在先生所住宾馆的房间，当时人也是很多，所以我一会儿就出来了。

开幕式结束后的小组讨论，我与霍先生同在第一组，因此，我与这一组的同仁们，均近距离地聆听了霍先生一次关于“唐宋诗词”方面的精彩发言。

这一年，霍先生的精神很好，身体也很硬朗，走起路来稳健有力，所以很多人都说霍先生不像八十四岁的一位老人。

程千帆先生题写唐音阁 

大约是在2010年5月上旬，我收到了刘锋焘教授的一信，说该校10月中旬将举办“2010年国际词学研讨会”，邀请我参加，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与会者敬贺霍松林先生九十大寿。

如上所述，霍先生八十大寿的敬贺会是在济南举行的，我曾有幸参加，因此，这次的九十大寿敬贺会，我自然也是乐意参加的，所以，很快就给刘锋焘教授去了回信，并同时寄去了《论周邦彥“清真雅词”》的论文。

十月中旬，当我如期赶到陕西师大后，始知原计划的一个会变成了两个会，即霍先生的“九十华诞敬贺会”单独开，且除少许高人外，全为霍门弟子（有些未参加“词学会”的霍门弟子，也在当天从各地赶到了陕西师大）。

霍松林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暨九十华诞纪念会

这实际上是一场霍门弟子的“祝师寿辰会”，且举行于“词学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地点也安排在另一处宾馆（陕西师大校内）。凡此，均可表明，陕西师范大学暨文学院的领导们，对于霍先生九十华诞的祝寿会，乃是相当重视的。

所以，在“词学会”结束的当天晚上，我除了向先生九十大寿当面表示祝贺外，并向先生辞行。

先生当时正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书写条幅，围观者甚多，我待人渐渐少后，才向先生说明来意，先生则希望我留下，我考虑到我一非高人，二非霍门弟子，留下来将会很尴尬的，所以最终还是握手以别。

讵知这一别，却成为了我与霍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霍松林先生

今年的2月2日，当我获知霍先生辞世的消息后，即于第一时间在微信中予以哀悼，形式则是用先生题签的《杜甫研究丛稿》书影，再配上简短的追忆文字，以表达我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霍松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而就在当天，我还曾将此哀悼文字，发给了沈文凡（1967年— ）、范子烨（1964年— ）等先生之高足，以期与诸人同悼之。

此后，我便想写一篇缅怀先生的文章，但因琐事与杂务之种种，而一直未能如愿。在自斯迄今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我想到先生的音容笑貌，想到二十五年来与先生的淡水之交时，就将先生的《唐音阁吟稿》打开来读，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习惯。

程千帆先生所题唐音阁

所以，在师友们送给我的数十种诗词之作中，《唐音阁吟稿》是唯一放在我案头的一本诗词集。

《吟稿》成书于霍先生六十七岁之时，翌年梓行。全书内容丰富，境界深遂，格调健康，共记述了从1937年到1988年51年间所发生的各种情事，综之则可视为先生对此前生活与经历的一份自我总结，而先生忧时感事之思想，如梅似兰之品格，横溢杰出之才华，亦皆寓其中。

《西厢记简说》

而此，也是先生仙逝后，我于念想之际，每每以之释怀念之情的原因所在。先生在世时，既高风亮节，又光明磊落；既虚怀苦谷，又平易见人，因而获得了无数学人的景仰与爱戴。

《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

而先生之辞世，不仅令学界失去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引路人，而且也是当代人文学术建设中的一大损失，且将永远地无法替代！

2017年9月14日夜于古隆中求是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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