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魁伟：怀念张永言先生
张永言先生
我与张先生神交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张先生有两本书先后面世：一是《词汇学简论》，二是《训诂学简论》，都是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的。
两书为“姊妹篇”，虽说篇幅都不大，是所谓“简论”，但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却不小,先生著述少而精，都是精品，足以传世。我就是通过以上两书知道张先生大名的。
《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
1984年我考上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郭在贻先生主讲“训诂学”和“《说文段注》研究”等课程，张永言先生时在四川大学任教。
在此期间，两位先生同时获“国批博士生导师”，这在当时是很难的。两位都属于学术界的精英才俊，获此殊荣，实至名归，一时传为佳话。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先生见面。
2001年10月，我应邀到四川大学参加第二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张先生曾是川大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汉语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满以为在会上能见到先生，不知为何先生却没有到会。
此时先生虽已退休，但此次我是慕名而来，见不到先生，还是深以为憾，有此同感的恐还不止我一个。于是我和时在杭州师大的汪少华君，不约而同，在会议第一天晚上便到张先生家登门拜访。
先生平易近人，温文尔雅，他虽没有到会，却知道我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可见他虽已退休但对学术活动还是很关心的。
弟子董志翘、朱庆之、汪维辉在张永言先生墓前
记得那天先生说了很多话，显得很兴奋，我们希望跟先生合个影，没想到被拒绝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位，记得有浙大的王云路，复旦的吴金华等，大家都表示想要和先生留个影，但同样被先生所拒绝。
这在与老一辈学者的交往中，绝无仅有，不免让人感到深深的失望。至于其中的原因，在多年后张先生给我的信中他是这样解释的，“昔年过访，至今记忆犹新，独惜未曾合影留念。我怕照相，只因自惭形陋，与人合影，辙有蒹葭倚玉树之感。却之不恭，实为罪过。”
先生是有操守的人，且独具一格，于此可见一斑。我与先生只见过这一面，尽管当年未能与先生合影留念，已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张先生曾给我寄过两封信。此前我曾给先生写过一信，其中曾谈到关于《列子》一书的真伪问题，这与张先生的一篇文章“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为祝贺季羡林先生八十华诞作”有关。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
此文最初发表在《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后收入其《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多年后先生又“将旧稿重加釐订”发表在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六辑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我在信中谈了对《列子》一书真伪问题的看法，还涉及《列子书录》等问题，先生在回信中说，“尊作所论极是。关于《列子书录》的真伪，我说不清楚，小文中可以回避，于是就回避了。”
先生在信中还说：“旧作重发，意在芟除错谬，乃刊出之后发现仍有错误，除了自叹学殖荒落，无可辩解，惟有伫候同道‘再政’，如小文题注所言。”由此可见先生对学术研究是多么精益求精且虚怀若谷，令后学敬佩不已。
《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
张先生寄给我的另一封信，是发表在《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原文题目是：“《列子》考辨述评与《列子》伪书新证”，作者是程水金和冯一鸣，全文13000余字。
文章认为“今传《列子书录》与《列子》一书皆为伪书，遂成铁案。因此，主伪者先前的一切论据与论证，在本文所论的前提之下，不仅均能生效，且皆可成为本文旁证，而尤以汉语史的论证材料最为有力！”
这里所说的“汉语史的论证材料”即指张先生的大作《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乃不易之论”。
老实说，如果不是张先生将这篇文章复印给我，我是不会关心《中国哲学史》上的有关论述的。张先生当时已八十高龄，对学术动态仍如此关心和了解，真令晚辈不胜汗颜。
《吕叔湘全集》
记得那一次在先生家中，先生曾谈及当年吕叔湘先生对他有知遇之恩，对此晚年的先生仍念念不忘。
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十九卷本《吕叔湘全集》，我有学生在出版社工作，买书可以优惠，我自己买了一部，我把这一信息写信告诉了张先生，先生回信说，“《吕叔湘全集》今已无需，谢谢。”
张永言先生致作者信函
据说张先生退休后已将自己的藏书陆续捐赠了，这也是先生独具一格的操守的又一明证。如今先生已驾鹤西游，但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将永垂不朽！
2017/10/28
【相关阅读】
本文经作者授权独家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苹果手机用户可长按
并“识别图中二维码”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