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何谓“京都学派”（狩野直喜与中国俗文学之一）
陈垣
这里所说的“日本西京”即京都，具体说就是指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京都帝国大学始建于1897年，其文科大学更是到了1906年方告成立，比始建于187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晚了二三十年，何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就成为与巴黎并称的世界两大汉学中心？
东京学派是日本汉学界的重镇[3]，其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东京学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与一个强大对手的竞争，
一部东京学派发展史也就是其与这个强大对手的竞争史，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在日本汉学史上与东京学派东西并峙的两鼎之一——京都学派[4]。
《京都学派哲学七讲》
回顾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日本汉学史，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日本汉学的研究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东京、京都两鼎执牛耳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那么，这个强大的对手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与“东京学派”相比，“京都学派”是一个更为多元而复杂的概念。“京都学派”一词，在中国学界比“东京学派”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尤其在文史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
其之所以在该领域广为人知，反过来也正好说明了学界对该词的理解也限于文史研究领域。这与事实有不小的出入，因此，有必要对“京都学派”进行正名。
西田几多郎
“京都学派”最初并非是指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而是指由该校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1870-1945）、田边元（1885-1962）及与他们有师承关系的哲学研究者形成的哲学学派，其主要宗旨是促进西洋哲学与东洋思想的融合。
在西田几多郎等哲学的京都学派影响下，京都帝国大学不同领域的学派纷纷出现。这些学派大多以京都帝国大学初创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者为中心、以他们的弟子为主要成员形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近代经济学学派、宪法学学派、精神医学学派等，他们都被外界同领域称为“京都学派”。
而我们所熟悉的“京都学派”就是这众多学派中的一派，应称之为“东洋学京都学派”。
田边元
“东洋学”也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概念，可以从《京大东洋学百年》（《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一书中看到其学科体系和代表学者的组成结构。
该书表彰了京大东洋学百年史上的11位主要学者，这些学者可以按照年辈和主持讲座的先后分为三个时期[5]：
时期 | 主要学者 | 学科领域 |
明治后期 | 狩野直喜(1868-1947) |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 |
内藤湖南(1866-1934) | 东洋史学 | |
桑原骘藏(1871-1932) | 东洋史学 | |
内田银藏(1872-1919) | 日本史学 | |
三浦周行(1871-1931) | 日本史学 | |
大正至昭和初期 | 铃木虎雄(1878-1963) | 中国文学 |
滨田耕作(1881-1938) | 考古学 | |
羽田亨(1882-1955) | 东洋史学 | |
小岛祐马(1881-1966) | 中国哲学史 | |
战败前后 |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 |
宫崎市定(1901-1995) | 东洋史学 |
由此可知，“东洋学”的主体即是以中国文史哲为主的“中国学”和包括日本史在内的整个“东洋史学”，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叉融合的。
《京都学派の哲学》
仅就其研究侧重点之不同而言，本文所指的“京都学派”，是指以狩野直喜为创始人的“中国学派”，其完整的表述应为“中国学京都学派”或“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学派”。
《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为了照顾到学科的平衡性，在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代表者中仅列了“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的谱系。
青木正儿
事实上，还有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在铃木虎雄之后、吉川幸次郎之前任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第二讲座教授（1938-1947）的青木正儿(1887-1964)和曾兼任东京、京都两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1939-1949）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
仓石武四郎
综上所述，可将各“京都学派”的概念关系图示如下：
京都学派的总阵地是京都帝国大学，作为其分支之一的中国学派阵地当然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离开了文科大学，中国学派就无从谈起。“文科大学的开设，不仅是该分科大学自身的大事，也是京都帝国大学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6]。那么，文科大学究竟为何能在京大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
东京大学
始建于187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逐渐呈现出作为当时唯一的帝国大学的垄断形势，因此，有识之士担心东大会因此沉醉于自我满足中，从而导致其衰退。他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设立第二所帝国大学，与东京帝国大学形成良性竞争，以便于日本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能积极健康地发展。
因此可以说，这第二所帝国大学就是带着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竞争对手的使命而设立的，它就是京都帝国大学。
《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宗教传统：当代新儒学与京都学派》
与东大建校之初大量聘请外国学者为教授不同，京大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中心形成教授集团。这些留学人员虽也出身于当时处于独霸地位的东京帝国大学，但从建校之日起，校长木下广次就明确倡导本校的个性与独立的校风：
即京都帝国大学并非东京帝国大学之分校，而且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既是一所独立之大学，就须有固有之生存方式；为形成固有之生存方式，须有独特之资质。
京都大学
故京都帝国大学的母体虽为东京帝国大学，却产生了不同于东大，而且常常是与东大分庭抗礼的学风，为学术和研究的革新作出了贡献[7]。
因此，京大在学风、学制等各方面都尝试探索一条与东大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反拨与革新，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文科大学。
在京大分科大学的设立顺序中，文科大学被置于最后[8]，毕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科的确是产生社会效益最慢、实用性最低的学科，甚至颇有一些与社会脱离的意味，然而日后能与东大抗衡、使京大闻名于世的，竟然正是这个文科大学。
《京都学派哲学》
早在文科大学尚未开设之时，就有人曾预言：
活动的、世俗的东京与静止的脱俗的西京，影响着东西两大学，东大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其特长，京大则倾向于培养学者型人才。将来京大在各分科大学设置齐全时，最放异彩的会是文科大学，东大以法科著称，而京大则将以文科名世[9]。
《东京帝国大学一览》
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言。京大的理、工、医等分科大学，在短期内无法与东大相提并论已成事实。两校在1909年的格局对比如下10[10]：
东京帝国大学 | 京都帝国大学 | |||
分科大学 | 学科数 | 讲座数 | 学科数 | 讲座数 |
文科 | 3 | 24 | 3 | 23 |
法科 | 4 | 37 | 2 | 30 |
理科 | 9 | 26 | 理科、工科合为理工科大学 | |
工科 | 10 | 32 | 8 | 33 |
医科 | 2 | 32 | 1 | 22 |
农科 | 5 | 33 | - | - |
合计 | 32 | 182 | 14 | 108 |
此时，京大文科大学下属哲学科（1906年）、史学科（1907年）、文学科（1908年）三学科的设置刚刚完成，在京大总体实力远逊于东大的基本格局下，其文科大学就达到了与东大文科大学相当的实力。
《京都帝国大学一览》
可以说，京大文科大学从开设之初就比肩东大为目标，而文科大学这种在京大内部一枝独秀的格局在此后数年内继续得以保持。
到1915年，日本的帝国大学共有4所，其开设的分科大学数目为：东京帝国大学6个（文、法、理、医、工、农），京都帝国大学5个（文、法、理、医、工），东北帝国大学3个（理、医、农），九州帝国大学2个（医、工）。其中只有东京、京都两所开设文科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简介
以下再就这两大学在1915年时的格局对比如下[11]：
东京帝国大学 | 京都帝国大学 | |||
分科大学 | 学科数 | 讲座数 | 学科数 | 讲座数 |
文科 | 3 | 28 | 3 | 24 |
法科 | 4 | 41 | 2 | 35 |
理科 | 9 | 27 | - | 11 |
工科 | 10 | 34 | 5 | 26 |
医科 | 2 | 32 | 1 | 23 |
农科 | 5 | 33 | - | - |
合计 | 33 | 195 | 11 | 119 |
由此可知，从1909年到1915年的六、七年间，两大学的总体情况变化不大，但东大发展仍快于京大，京大的学科总数未增反减，只有文科大学仍维持了与东大相抗衡的实力。
东京帝国大学图书印
因此，“京大能够与东大相抗衡的非学术研究莫属，而不在于培养以官僚为主的实用型人才的教育方面。事实上，京大此后将自己定位成以文科大学为中心的学问之府，以此来对抗东大”[12]。
而京大文科大学与东大文科大学相抗衡的招牌学科当然就是东洋学。从第一任学长狩野亨吉开始，京大文科大学就重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研究。
《狩野亨吉的哲学思想》译文手稿
狩野亨吉（1865-1942）为文科大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勇于打破学历等硬性条件的束缚，破格聘用了只有秋田师范学校学历的内藤湖南等学者。近一个世纪以后，京大东洋学传人、《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的编者砺波护在总结这百年以来的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说：
京大文科大学在创设之际，就为了创造有别于既存的东大文科大学的特色而颇费苦心。作为其特色之一，在文科大学的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中分设同属于“中国学”的“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讲座。这三个讲座的设立，也是京大建校之初的方针之一。
早在1892年10月，后来制定《京都帝国大学条例》的帝国博物馆馆长九鬼隆一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区教育家大集会上，就曾发表了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的构想，这所大学应不逊于欧洲诸大学，以参与世界文化为己任，此外，还应有一种特色，即扮演东洋学主盟者的角色。[13]
《京大東洋學の百年》
京大东洋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回顾这段百年史，不能不注意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和内藤湖南等人一起成为京大东洋学创始人的狩野直喜。
注释
[1] 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2] 郑天挺：《五十自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3] “东京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京学派”，指活跃于东京地区、从事中国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及其师承谱系，从学术史的事实来看，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系（曾在早大任教、就学者，通称“稻门系”）和东京帝国大学系（曾在东大任教、就学者，通称“赤门系”）；狭义的“东京学派”，则专指“赤门系”。本文主要指狭义的东京学派。
[4] “东西两鼎”的用法，主要借用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的用法，前者将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总称为日本汉学界的“东西两鼎”，而后者则仅将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称为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西两鼎”。本文则取两者之间的概念，即两大学中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总称。
[5] 资料来源：礪波護：《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据其书内容综合而成。
[6]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史》，京都：京都帝國大學出版部，1935年，第17-20页。按，本文所引日文资料，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
[7] 天野郁夫著、黄丹青等译：《大学的诞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386页。
[8] 京都帝国大学按照整体规模为东京帝国大学三分之二的设想和当时社会升学意向者多少的顺序，从理工科（1897年）开始，法科(1899年）、医科（1899年）、文科（1906年）逐步设立。
[9] 斬馬劍禪：《東西兩京の大學：東京帝大と京都帝大》，東京：講談社1988年版，第15-16页。
[10] 资料来源：《大学的诞生》，第272-273页，有改动。
[11] 资料来源：《大学的诞生》，第384页，有改动。
[12] 《大学的诞生》，第270页。
[13] 《京大東洋學の百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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