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秀虹：建阳刊刻小说：浸润闽学精神 彰显风骨刚健
福建建阳为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中国古代小说繁荣于明代，而现存明代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刊本出于建阳书坊。
因此，建阳书坊刻书对于明代小说的繁荣乃至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建阳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独特的地域文化决定了建阳刊刻小说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地域特征充分体现在建阳刊刻小说的题材选择上。现存建阳小说刊本在130种以上，以讲史、神魔、公案三种类型为主，而少有人情小说。
讲史小说以《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为典范，是中国古代最早成熟的长篇小说类型。建阳刊刻的讲史小说以《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版本为最多，现存《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明刊本数十种，绝大多数出于建阳。
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影响下，建阳文人熊大木于嘉靖年间编撰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讲史小说。
其中《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邹元标删改编订为《岳武穆精忠传》，于华玉删改为《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后来钱采、金丰再创作而为《说岳全传》。
熊大木的小说编撰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今人称之为“熊大木模式”， 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万历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熊大木模式”影响下，出现了大批讲史小说，其中建阳书坊现存刊本如《盘古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列国前编十二朝》《列国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东西晋演义》《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承运传》《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等，几乎构成完整的全史演义。
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典范，建阳书坊明代刊刻的《西游记》版本在七种以上。
在《西游记》影响下明代出现了大批神魔小说，现存建阳刻本如《封神演义》《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八仙出处东游记》《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达摩出身传灯录》《天妃济世出身传》《钟馗全传》《牛郎织女传》《五鼠闹东京》等。
明代公案小说比较集中地出现于万历至崇祯年间，刊刻地点基本集中于建阳，现存刊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皇明诸司公案》《新民公案》《详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详情公案》《杜骗新书》等。
当时建阳书坊还刊刻了不少普及法律知识的通俗读物，其中有的以上下栏形式附刊公案小说，如萃庆堂刊本《宋提刑洗冤录》、闽建书林高阳生刊本《名公案断法林灼见》等。
建阳刊刻之小说多为书坊自编自刊，与闽地之史学积累、清官文化、民间信仰关系极为密切。以现存小说刊本在题材类型上的比例，可以推断建阳书坊有着明显的题材取向。
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典范的讲史小说无不以纲常义理为旨归，宣扬忠孝节义、惩恶扬善。
建阳书坊组织编撰和刊刻的神魔小说皆因于《西游记》之影响，同时融合了讲史小说的影响，是讲史小说发展的一个支流。与传统志怪小说表现鬼神、追求怪异的叙事趣味不同，建阳刊刻神魔小说通过神仙佛道的修行故事，达到教人向善的目的，与讲史小说实为异途同归，为儒教之补。
而公案小说向来被视为广义的讲史类小说，建阳书坊刊刻的公案小说还与法律文书上下栏刊刻，可见是普及司法知识的一种手段，也是法律文书的派生物，当然既有益于教化，又符合理学精神。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通过讲述故事通俗演绎儒家义理，令人自然想到被称为“考亭学派”的朱子理学。理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所谓“义理之学”。
朱子理学代表了宋代儒学的最高成就，因为朱熹生长、师承、讲学基本都在闽地，所以，又被称为闽学。
朱子理学与建阳刻书是闽地文化两大瑰宝，建阳刻书深受朱子理学影响。朱熹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必要的途径就是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其中“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明确要求以天理节制私欲邪念，要求君臣上下讲求道德，重民生，安社稷，鼓励每个普通人以圣贤自任。
朱子学说反映了人的理性自觉，表达的是理学家崇高的人生理想：追求理想人格和完善道德原则，在“天地人”“三才”之中努力与天地并立、实现“以道自任”的理想境界，“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诗性哲学所具有的超脱尘俗的人性光辉，是闽学成为官学并为文人士大夫普遍认同的重要原因。在建阳刊刻小说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朱子精神的深刻影响。
尽管建阳刊刻小说题材类型上的特点有着文学发展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最主要的生成动力是建阳地域文化形成的道德基准和书坊主的道德自觉。
在福建乃至全国，闽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它分布于武夷山脉建溪一线，包括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三州府，建阳则处于这一地域网络的中心。这一地区被称为“道南理窟”确实非常形象，因为理学家在这里扎堆出现。
至少从南唐时代开始，建安江文蔚、朱弼都是名重天下的儒学名家。宋代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从“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以下，武夷“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以及游酢、刘勉之、刘子翚，到朱熹，其生活地域基本上集中于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走廊。
由于理学家如此密集，所以，闽学在闽北的影响非常深入。尤其在建阳，由于政府的扶持与嘉奖，从宋末到明清，大量立祠堂、建书院、修复闽学学者创办的书院，弘扬闽学精神。
根据嘉靖《建阳县志》记载，小小一个建阳建有48座坊表，这些坊表以弘扬理学道统为主，题名多如“南州阙里”“道学渊源”“世家先哲，力扶道统”“道学传心，斯文缵绪”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书坊所在崇化里的“书坊”坊表，“内八坊，曰崇孝，曰崇弟，曰崇忠，曰崇信，曰崇礼，曰崇义，曰崇廉，曰崇耻”，由此可见建阳刻书所处的浓厚的理学氛围。
元代虞集谓“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宋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得天时地利，大量印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家著作。同时，建州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唐以来世族汇集之地，早期移民从中原地区带来崇儒重教的传统，教育极为普及。
所以，建阳很多刻书家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元明不少书坊主都能亲自编书，其中多为幼读诗书、科举不第而重操父辈祖业的文人，如明代余象斗即如此。理学对建阳的影响至为深远，教育的普及更使理学深入普通民众。
理学成为建阳书坊主自觉的思想意识，由他们编撰和刊刻的小说必然受到理学强调社会政治功用的影响，故建阳刊刻小说在内容上重视社会性，在风格上则骨力刚健，以“天理”为旨归，着力于教化人心。即使到了明末，建阳书坊已逐渐衰落，对市场极为敏感的建阳书坊也未因此改变道德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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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于《福建日报》2015年11月6日，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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