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江俊伟：“旧派”刘永济与“新派”叶圣陶等人的交情
20世纪40年代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刘永济，一向被视为“旧派”，其实他与许多“新派”学者交情颇深。
例如曾与刘永济比邻而居的叶圣陶，在教学上颇受学生欢迎，也因此得到了刘永济的尊重。“叶（圣陶）先生尽管在本系教的课在当时看来是最一般的课，但是学生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认真。所以像刘永济先生对叶先生还是蛮好的。”[1]
叶圣陶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刘永济的私交。
1938年8月20日，为躲避空袭，刘永济与叶圣陶两家皆在历史学家贺昌群宅避难寄居。“刘夫人以一被借予我们”[2]。其后，刘永济与叶圣陶在雪地头为邻，两家时有走动。
1939年中秋节，因叶圣陶儿媳住院，刘家前往叶家致慰并赠送了月饼。
1940年1月7日，刘永济与叶圣陶同赴钱歌川所设家宴；同年1月19日，刘永济又与程乃颐出面，合请叶圣陶、钱歌川、李儒勉三家同事，以及房东蓝春芳，“肴馔颇精”，饭后叙谈“一时许才散”[3]。
叶圣陶离开武大时，刘永济下山与之“叙别”[4]，而叶圣陶“又至刘家，晤弘度君”[5]辞行。叶圣陶的日记，为我们还原了刘永济与一位“新派”教授相处的具体细节。
其他被划入“新派”阵营的学者如朱光潜，与刘永济也十分交好。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二人过从甚密。朱光潜“常拄着‘文明杖’从城里他的住处，来到城郊的刘先生家，相互谈论学问、国事”[6]。就连“新派”魁首陈通伯，也有向刘永济索书、索诗的记录[7] 。
程千帆是刘永济的晚辈，终生对刘永济执弟子礼，刘永济则视之如友。
就学术取向而言，程千帆更为接近“新派”，但刘永济并不因此而生芥蒂，倒是为他创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程千帆回忆说：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
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
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8]
”这份讲义，就是后来的《文论十笺》。
如今，在日趋完备的大学教育评估体系下，教师在本科教学阶段的授课中已失去了这样的自由。
[1]张伯伟整理：《劳生志略》，程千帆述，张伯伟编：《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2]叶圣陶：《避地嘉州》，商金林编：《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3]叶圣陶：《避地嘉州》，商金林编：《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4]叶圣陶：《避地嘉州》，商金林编：《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5]叶圣陶：《避地嘉州》，商金林编：《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6]马昌松：《朱光潜教授的两件往事》，原载《长江日报》1986年3月27日，参见胡乔木等著：《朱光潜纪念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7]参见刘永济：《通伯出示双佳楼主所作山水，因以尺纸索小帧，诗以先之》，刘永济：《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1页。
[8]张伯伟整理：《劳生志略》，程千帆述，张伯伟编：《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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