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燕：千载之下 复与君说
胡小伟先生2012年在荆州
我和胡小伟先生因关公研究而结缘。十七年前，青葱如我，正准备做《关羽形象演变史论》的博士论文。在大量的前期科研成果中，与单纯从历史角度研究或从单一文体（戏曲、传说、小说等）论述关羽形象的思路不同，胡先生的论文既从史料或文学着手，又总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
那时，通过导师齐裕焜先生我大致了解到胡先生的关公研究，也知道有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争论。
2000年的暑假，我从福州回江西，然后经郑州至洛阳，到解州运城，再到天津、北京，一路实地考察兼寻访资料。很荣幸在北京见到胡先生，那是在稻香园胡先生的住所，一套稍显老旧的单元房。记得推门而入时，便被先生家略微杂乱的满屋子书而吸引。和我所拜访的大多数学者一样，胡先生亦是安贫乐道之人。
那次的短晤，因我学问浅薄而稍觉不够深入，以武林高手来比喻的话，可谓不是对手，无法对话。然而正因为有一面之缘，日后我再读胡先生的论文时，总会有那么一些亲切感，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思路。
《关羽、关公和关圣》
我研究关羽形象演变，是从文学和各体文本的角度切入。当时，胡小伟先生的论文如《〈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州〉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2001年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辑入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再如《“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等，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胡小伟先生认为单从文学角度并不能把关公文化谈透彻。而我仍是要立足于文学，挖掘尽量多的文本去阐释关羽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并继续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深造。我的博士论文《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生成演变史论》2004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而胡小伟先生的五卷本“关公信仰研究系列”2005年在香港出版。
这套书以翔实的资料、开阔的视野，引起较大反响。当我在学术象牙塔中孜孜不倦、竭泽而渔时，胡小伟先生已经走进了文化研究的更广阔的天地。
《关公信仰研究系列》
胡先生也已然成为关公文化的学术代表，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电视上讲中国文化。而我则进入明清小说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关公文化研究只是默默关注的对象。我们之间的交集，往往是在地方召开的关公文化节和研讨会上。
可以说，近十年来胡小伟先生一直引领着民间关公文化活动，一些大型的关公文化研讨，也往往以能邀请到胡小伟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而颇觉有光彩。偶尔，我也会应朋友之邀参加，于是不经意间，就会遇见胡小伟先生。
2009年8月陕西榆林首届关公文化论坛
再见胡小伟先生，是2009年8月陕西榆林首届关公文化论坛，我受厦门大学黄永峰先生邀请参会。三见胡小伟先生，是2012年6月中旬，湖北荆州的国际关公文化学高峰论坛，我受荆州市政协、高峰论坛联络员刘作忠先生邀请参会。每次见到胡先生，他都要打趣我，说我是研究关公的第一个博士生。
此后，与胡先生的再一次联系，是胡先生到福州，齐裕焜先生邀请他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当时我在南京大学访学，记不得是什么机缘得知胡小伟先生要到福州。胡泊先生从胡小伟先生的手机中找到有缺失但留存下来的几条短信：
“抱歉，荆州关公庙也有位刘海燕，最后一段话是说给她的。恍然大悟你是福建师大刘教授。”“胡先生，我人在南京，齐裕焜老师在福州，要不我把齐老师手机号给您？您到福州可和齐老师联系。”“主要怕没时间。告我电话吧！”“……”（号码略）。（时间均为2013年6月21日（周五）18时后）
看着这几条短信，胡先生音容笑貌宛然在目。胡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但他的研究路径似乎与我认识的其他学者不同。他更像是一个江湖独行侠。与其他学者埋头书斋不同，我更多地看到他在做文化推广的工作。
先生嗜酒，就着二两花生亦可下酒，爱喝白酒；关公文化活动有先生在场，必然热闹，人气挺旺。然印象中他与学院派的交流较少，也很少参加高校或科研机构举行的学术会议。而在影视文化圈、在关公研究领域、在各地关公文化组织机构，胡小伟这个名字非常响亮。
曾经有的学者与我交流，说胡先生的书看不太懂。对此，我略有同感。或许是胡先生道行高深，非我辈所及。放眼四顾，很少人能把关公研究做到胡先生这个程度：有文献，有考证，有思想，有文化底蕴。我总是试着去体贴胡先生的关公文化研究。
综而观之，窃以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文史互参，视野开阔。以一己之力，倾半生心血，打造了洋洋洒洒五大本著作，胡先生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关公信仰研究系列”至今尚无人可企及。其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信息，力图完整地勾勒关公信仰源流，借此透视关公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胡先生搜集文献史料，往往独出蹊径，角度新颖；行文论述亦往往有超越他人的新见，吉光片羽，暗藏其间。比如佛教密宗中的战神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对于关公信仰的辐射性影响。明代掣签铨选制度与关公作为科举神以及“关帝灵签”传播的关系等等。中国文化史中有些文化现象很难找到确凿的文献佐证，特别是信仰源流、宗教文化方面，很难有定论。基于此，胡小伟先生做出了大胆的设想，并竭力搜罗相关材料，为关公信仰源流研究填补了不少史料空白，也注入了思想的活力。
胡小伟先生在国际关公文化学高峰论坛致辞
其二，胡先生惯于用文化地理考察作为研究佐证。他是一个天马行空般的人，经常在全国各地调查。
2012年9月7日，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胡小伟先生发起了“关公足迹七省行”。台湾、香港、大陆的关公文化学者、作家、媒体记者近30人参与了这次活动。
他们从河北涿州三义宫“桃园三结义”处出发，“途经山东平原县，凭吊关公首功任职处；旋赴江苏邳州，重访‘土屯约三事’处；西进河南许昌，重温关羽‘秉烛达旦、挂印封金’辞曹旧处；9月13日，转赴湖北襄阳、樊城，寻访北伐荆襄、水淹七军遗址；南下湖南益阳，考据关云长‘单刀赴会’之地；前往湖北当阳关陵关羽‘大义归天’处；9月19日，抵达河南洛阳关公首葬之地关林，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关公金秋大祭、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关庙礼乐首次演示等系列活动；9月21日晚，代表团抵达最后一站——山西运城解州关羽魂归故里之处，22日，祭拜寻访‘解州关帝庙及常平家庙’”。
关公足迹七省行参加者合影
此次活动，历经冀、鲁、苏、豫、湘、鄂、晋七省，历时17天，行程上万里，可以称得上是本世纪关公文化地理考察的壮举。其三是与民间群体的积极互动，致力于关公文化的推广。
胡小伟先生的关公文化研究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他曾撰《关公信仰的现代化诠释》，试图将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注入现代的社会，并不遗余力地开展文化传承的实践活动。
有报导称：“关公足迹七省行”活动，便是旨在“保护文物，开发旅游，双申世遗”，代表团考察沿途各地关公文物和纪念性建筑的保护情况，规划开发相关历史游、信俗游的旅游路线，为申请物质和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做好前期调研准备。
作为高校教师，我没有太多时间参与胡先生召集的类似文化活动。然而，我总是觉得胡先生在引领着一个文化圈。至今，我并没有感觉到先生的远离。如我与先生这般的学术之交，他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仍然会是我不断去思考、更新和超越的一座思想高峰。
山高水长，曲水流觞。以薪传火，薪尽火传。千载之下，复与君说。
刘海燕2017年9月5日中元节作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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