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芸:追忆——李伊白老师的笑与哭
清早得知《文学遗产》的李伊白老师于昨日19点去世,很是愕然、伤感,二三往事,不觉就浮现于眼前。
北游期间,我大抵每周二都会去一趟文学所,李伊白老师北京特色的大嗓门,时常回荡在7楼的走廊里,与人寒暄中,夹杂着爽朗的说闹、笑声,我就知道,李老师来了,然后,果然走过一个微胖的身影。
我那时很没有自信,几乎不向先师邓绍基先生之外的任何人谈论读书的想法,第一次与李老师面谈,大约已经到了博三,是在文学所773室,先师那个小小的工作间的门口。
我局促地站着,说一个什么题目或想法,肯定是不得要领,也许还语无伦次,李伊白老师斜倚着门框,微笑地听着,不记得她说了什么,也不记得我后来怎么处理那个题目,应该是放弃了。
毕业初几年,偶尔回文学所去看看,借查书之名,访友、思旧,通常也都是周二,在文学所呆上一天,然而,没有多少印象深刻的回忆了。我想,应该也碰到过那个曾经熟悉的笑声和身影吧。
李老师是《文学遗产》的资深编辑,退休前活跃在很多学术场合,我隐约记得,听某个前辈说过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李伊白的地方,就有笑声”。而我不爱出门开会,印象中,只是在2006年中山大学主办的那次大型戏曲研究会议上又见到了她。
记得去参观某祠堂,或博物馆,几位年长的嘉宾大概是耽于粤剧的表演,迟迟不能上车,我那时年少嘴贫,悠悠地妄议了一句:“毕竟是搞戏曲的啊,都喜欢声色之娱的。”李老师与我同车,回望我一眼,又噗嗤一声笑了。
李伊白老师的笑声,我想,很多人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李伊白老师的哭,我想,见过、听过的人,应该是不多的。
10余年前,她来珞珈山开会,突然找到我,说要去看看刘绪贻老先生。老先生时年90多了,我问得电话、地址后,如约领着李老师去了。他们握手、寒暄、落座,说着往事,刘先生家面积并不大,书房又堆满了书,更是逼仄,我无处可去,又不能先走了,也就静坐一旁,呆呆地听着。
李伊白老师拿出《李慎之文集》,突然就哭了,嚎啕大哭,涕泗横流,语不成句,有时,还夹着愤怒。李慎之先生的往事,《李慎之文集》之波折,我也曾有所耳闻,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默默地坐着,刘绪贻老先生也是默默地坐着,待李老师稍平静下来,才接着她的话,继续聊下去。
他们大概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出来之后,李伊白老师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多说别的,只是不断地感叹刘先生90高龄,论事、议人居然还那样地清晰、准确。印象中,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似乎,刘绪贻先生还说到,他与李慎之先生,也只有文字或电话之间的交往。
李慎之先生自称“孤臣孽子”,弃官之举,耸动士林,崇其德者无数,效其行者似未曾有闻;刘绪贻先生以耄耋之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望之淡泊,宁静、祥和,听其言谈,则满是对社会的关切,对历史的洞察。他们都有一份“赤子之心”啊,而且,都很浓烈。
李伊白老师也是个真率的人,于她的笑声、哭声之中,坦露无遗。我想,他们的遭际境遇、生活事业、待人处事等等,当有很大的差异,但显然,三个人的精神是相通、相知的。
李伊白老师走了,陪着李慎之先生去了。祝您一路走好,那个世界或许不悲凉,不会让您痛哭。刘绪贻老先生早已年过百岁了,也祝您健康,一定要更长寿。春光骀荡,樱花待放,我总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变得更美好的。
201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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