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芸：追忆——李伊白老师的笑与哭
清早得知《文学遗产》的李伊白老师于昨日19点去世，很是愕然、伤感，二三往事，不觉就浮现于眼前。
北游期间，我大抵每周二都会去一趟文学所，李伊白老师北京特色的大嗓门，时常回荡在7楼的走廊里，与人寒暄中，夹杂着爽朗的说闹、笑声，我就知道，李老师来了，然后，果然走过一个微胖的身影。
我那时很没有自信，几乎不向先师邓绍基先生之外的任何人谈论读书的想法，第一次与李老师面谈，大约已经到了博三，是在文学所773室，先师那个小小的工作间的门口。
我局促地站着，说一个什么题目或想法，肯定是不得要领，也许还语无伦次，李伊白老师斜倚着门框，微笑地听着，不记得她说了什么，也不记得我后来怎么处理那个题目，应该是放弃了。
毕业初几年，偶尔回文学所去看看，借查书之名，访友、思旧，通常也都是周二，在文学所呆上一天，然而，没有多少印象深刻的回忆了。我想，应该也碰到过那个曾经熟悉的笑声和身影吧。
李老师是《文学遗产》的资深编辑，退休前活跃在很多学术场合，我隐约记得，听某个前辈说过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李伊白的地方，就有笑声”。而我不爱出门开会，印象中，只是在2006年中山大学主办的那次大型戏曲研究会议上又见到了她。
记得去参观某祠堂，或博物馆，几位年长的嘉宾大概是耽于粤剧的表演，迟迟不能上车，我那时年少嘴贫，悠悠地妄议了一句：“毕竟是搞戏曲的啊，都喜欢声色之娱的。”李老师与我同车，回望我一眼，又噗嗤一声笑了。
李伊白老师的笑声，我想，很多人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李伊白老师的哭，我想，见过、听过的人，应该是不多的。
10余年前，她来珞珈山开会，突然找到我，说要去看看刘绪贻老先生。老先生时年90多了，我问得电话、地址后，如约领着李老师去了。他们握手、寒暄、落座，说着往事，刘先生家面积并不大，书房又堆满了书，更是逼仄，我无处可去，又不能先走了，也就静坐一旁，呆呆地听着。
李伊白老师拿出《李慎之文集》，突然就哭了，嚎啕大哭，涕泗横流，语不成句，有时，还夹着愤怒。李慎之先生的往事，《李慎之文集》之波折，我也曾有所耳闻，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默默地坐着，刘绪贻老先生也是默默地坐着，待李老师稍平静下来，才接着她的话，继续聊下去。
他们大概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出来之后，李伊白老师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多说别的，只是不断地感叹刘先生90高龄，论事、议人居然还那样地清晰、准确。印象中，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似乎，刘绪贻先生还说到，他与李慎之先生，也只有文字或电话之间的交往。
李慎之先生自称“孤臣孽子”，弃官之举，耸动士林，崇其德者无数，效其行者似未曾有闻；刘绪贻先生以耄耋之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望之淡泊，宁静、祥和，听其言谈，则满是对社会的关切，对历史的洞察。他们都有一份“赤子之心”啊，而且，都很浓烈。
李伊白老师也是个真率的人，于她的笑声、哭声之中，坦露无遗。我想，他们的遭际境遇、生活事业、待人处事等等，当有很大的差异，但显然，三个人的精神是相通、相知的。
李伊白老师走了，陪着李慎之先生去了。祝您一路走好，那个世界或许不悲凉，不会让您痛哭。刘绪贻老先生早已年过百岁了，也祝您健康，一定要更长寿。春光骀荡，樱花待放，我总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变得更美好的。
201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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