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作为小辈的宝玉（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之八）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在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宝玉在外人面前从来不差礼数，在长辈面前同样如此，他虽然娇生惯养，尤其得祖母与母亲万般疼爱，可是，在长辈面前却从无骄纵不敬的表现，相反，在进退应对之间可谓恪守礼法、毫无差池，不说日常在祖母和父母面前的晨昏定省，小说还特意描写了宝玉“行孝”的典型细节。
如，第37回，秋纹介绍说，宝玉折了两枝大观园的桂花，原本自己要插瓶摆放，忽然想，这是自己园里才开的新鲜花儿，不敢自己先玩，于是亲自取了一对瓶子，灌好水、插好花，然后又让秋纹拿着，亲自送一瓶给祖母，又送一瓶给母亲。所以，秋纹说宝玉“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
这“二十分”的孝心让贾母“喜的无可不可”，见人就说宝玉孝顺；王夫人亦喜欢得不得了。
再如，第88回，宝玉暗中帮贾环对对子，贾环买了几个蝈蝈儿送给宝玉，宝玉则拿了来孝敬贾母：“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宝玉在长辈面前的懂事与贴心。第46回，贾母因贾赦夫妇谋娶鸳鸯而迁怒于王夫人，经探春辩解才释怀，转而嗔怪宝玉不提醒，宝玉回答：“我偏着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要不认，却推谁去？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
这一段说辞，既表明了对大爷大娘不敢犯上的态度，又维护了母亲，还向老祖母撒了娇、讨了欢喜，使得贾母连说“有理”。
事实上，宝玉对大家庭小辈在长辈面前的进退规矩可以说是了然于心。
第28回，宝玉、黛玉、宝钗等人与王夫人一起讨论丸药名称，宝玉以“金刚”“菩萨”之名打趣王夫人，王夫人嗔怪道：“又欠你老子揍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
虽是写母子亲昵之情，亦透露出父子伦理，即宝玉深知在父亲面前，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换句话说，他也知道，如果父亲“捶”他，肯定有该“捶”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在宝玉心中，严厉的父亲与祖母、母亲一样有着封建礼法所规定的、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28回，为了打消黛玉对金玉之说的疑惑，宝玉剖白心迹：“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我也说个誓。”
也就是说，在宝玉的世界里，祖母、父亲、母亲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对黛玉情有独钟，也只能把她排在“这三个人”后面，可见他所遵循的是尊卑有序、百善孝为先的儒家伦理，孝道优先于儿女私情。
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宝玉与他的父亲贾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视野之下，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1]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逆子”，[2]是“在‘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末世出现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贵族青年叛逆者的典型形象”，[3]总而言之，宝玉与他父亲贾政之间的矛盾是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
这一观点曾一度成为宝玉形象乃至《红楼梦》主题的经典阐释之一而被广泛接受。也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比如说，王蒙先生说：“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4]
梁晓声先生甚至说：“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误导。”[5]
我们认为，将宝玉当做叛逆者典型的观点，说是文人们“故意误导”或许言重了，不过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或者“过度阐释”的问题。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政贾宝玉剧照
贾政出于对宝玉“抓周”表现的偏见以及传统父亲的角色要求，对宝玉自幼严有余而慈不足，使宝玉产生了严重的“惧父”心理，并且“把经常性的‘惧父’的紧张转移到对全体男性的憎恶”。[6]
因此，宝玉的贪玩，爱读杂书而讨厌读“四书五经”等正经书，反感仕途经济之论，等等，种种“离经叛道”的表现，固然有因为“惧父”而导致的逆反心理，更大程度上恐怕源自人类普遍存在的快乐原则，正如当下社会众多少年沉迷网络而厌弃学业一样。
因此，宝玉的种种行为，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小孩子的任性；说宝玉的行为客观上揭示了封建文化的某些不合理性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将其提升到反封建的高度则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
比如，宝玉挨打一节，常常被当做描写“封建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的典型情节来解读，而如果从父子关系的角度看，则可以说是对失败父教的描写，[7]典型地反映了传统中国式父教的粗暴以及礼法与人情之间的无奈。
宝玉在父亲面前的表现，除了有目共睹的畏惧之外，其实还有封建家庭文化中父子伦理所规定的孝敬，不过，后者很少有人关注。宝玉对父亲的孝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被动顺从以敬亲。宝玉即使一听到父亲叫就“好似打了个焦雷”（第23回），“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避猫鼠儿一样”（第25回），可是，每次只要父亲一叫都是即刻前往，连正在哄黛玉开心之时亦不例外（第26回）；即使心中嫌贾雨村庸俗，可是，奉父亲之命还是“回回”前去会见（第32回）；即使“愚顽怕读文章”，可是，为了应付父亲的“盘考”，也有半夜三更挑灯温习的时候（第73回）。
总之，宝玉即使有祖母的百般宠爱、袒护，即使心中再不乐意，对父亲也从无半点正面的违拗和冒犯，而是无条件的服从。
其次是主动逞才以悦亲。在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大观园竣工，贾政正准备率众清客一起游逛并草拟匾额对联，偶遇宝玉，因为“近代闻得代儒称赞他专能对对，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所以，此时便命他跟入园中，意欲试他一试。”
结果，一到山口留题处，贾政问“题以何名方妙”时，众清客“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才能，故此只将些俗套敷衍，宝玉也知此意。”
台湾邮票《宝玉题额》
叙述者特意点出宝玉知父亲之意，可见下文的出色表现是他有意表现的结果。正因为明白父亲的心意，不愿意让父亲失望，所以，宝玉一反“惧父”的常态，在父亲与众清客面前侃侃而谈、挥洒才情，不止直抒胸臆，拟了“曲径通幽”、“杏帘在望”、“稻香村”等许多好的题额，还大胆否定了父亲的意见，改“泻玉”为“沁芳”；大胆否定清客们的意见，改“淇水遗风”、“睢园遗迹”为“有凤来仪”。
宝玉的表现惹得政老爷一再“笑道”、“点头微笑”，即使对宝玉当众否定自己的说法，贾政也是“拈须点头不语”、喜形于色；对宝玉否定众说，贾政的反应最为有趣，“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
“点头”是真欣赏，“点头”之后的斥责之语则是在众人面前的谦虚与假客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允许严父当众称赞自己的儿子，更何况是在儿子否定众人之说的情况之下更无夸赞之理。
宝玉揣摩父意、投父所好的更典型的情节见于第75回。贾府中秋夜家宴，贾母命玩击鼓传花游戏，花到谁手中罚饮酒、说笑话。花枝可巧由贾政传到宝玉手上：
宝玉因贾政在坐，踧踖不安，花偏又在他手内，因想：“说笑话，倘或说不好了，又说没口才；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贫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说。”乃起身辞道：“我不能说，求限别的罢。”
于是，贾政限宝玉以“秋”字为题即景作诗一首，并禁止使用一些常用字，“宝玉听了，碰在心坎儿上”，挥笔而成四句，贾政为了让贾母喜欢，特别给于奖励。
在这场中秋家宴中，贾政为了让贾母高兴，先则勉为其难讲笑话，后则奉命奖励宝玉，是悦亲；宝玉不讲笑话，固然是为了不让自己挨说，也是为了不让父亲不高兴，同样有悦亲的成分。
至于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一节，宝玉虽然与父亲合演了一场“你念我写”的风雅剧，不过由于他正沉浸在晴雯之死的哀伤之中，因此，显得有几分消极、被动，远没有“大观园试才”和中秋夜作诗时的主动与才思敏捷。
总之，宝玉作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公子，由于天赋异禀以及后天锦衣玉食的环境，再加上老祖宗及母亲的溺爱，整天在女儿堆里厮混，他不通世务、懒读文章、喜聚不喜散的个性，对黛玉的专情，对众女儿的泛爱，对人生各种梦幻般的奇思遐想，等等，在在提醒读者，他只不过是青埂峰下的顽石与警幻仙宫的神瑛侍者投射在尘世的幻影。
可是，回到形而下的生活层面，从家庭的视角来看，宝玉这一形象同样具有生活的质感。作为小辈，他对长辈勤谨恭敬，不但没有忤逆之举反而有孝敬之心。
[1]金果《杂谈红楼梦》，原刊桂林《野草》第5卷第2期，1943年1月。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2002年2月第2次印刷，第862页。
[2]李希凡、蓝翎《如何理解贾宝玉的典型意义》，见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26页。
[3]李希凡《〈红楼梦〉人物论·贾宝玉论》，见《李希凡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65页。
[4]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2005年9月第3次印刷，第16页。
[5]梁晓声《〈红楼梦〉里的女人们》，《交际与口才》，1998年第4期。
[6]何炳棣《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第10期。
[7]《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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