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我们需要与学校名声匹配的校史
为了探讨高等教育制度与现代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曾经翻阅了一些高校的校史。如果就笔者所关心的内容本身而言，可以说是基本上劳而无功。原因很简单，因为各个高校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的校史里都基本上不记载与此相关的内容。
虽然如今各类校史就数量来讲已很不少——几乎每所高校，不管是百年老校，还是新建的学校，都有一本印刷相当精美、字数也很不少的校史。
但老实说，这些校史除了校名、校徽、校歌、历史沿革以及教职员工名录之类外在的不同外，其他内容似乎没什么明显的区别，用千篇一律或千人一面来形容并不为过。
思路、写法的单一不说，校史本身的特性也没有体现出来，更谈不上各个学校具体风格特色的描述和总结了。并不夸张地说，不少校史往往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校分史外加学校沿革变化的一些流水帐。
当然，每一部校史也都会提到该校的科研治学情况，但多是那种表功行赏、表扬稿似的简略描述。至于那些在该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之类，肯定会有记载，不管他们任教的时间长短，著名的政治人物更是不在话下，还要大写特写。
但是平心而论，不少著名学者名号在校史中的功能不过是一种增加学校荣誉的光环和招牌。倘要详细了解他们的学术建树以及他们对该校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所做的贡献，则只能是一种奢想。
失望之余，不禁要想到校史的写法这类基本问题来。
记得笔者当初刚进大学时，校方专门安排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校史，那位老师所绘声绘色描述的本校校友在五四运动时痛打卖国贼的悲壮事迹至今还记忆犹新，但遗憾的是，那位老师虽不厌其烦地讲到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各个方面，但就是忽略了对这所学校人文传统、治学风格及办学特点的介绍，而这恰恰是一所著名学府与其它学校区别的重要特点和标志，是不能被忽略的。
校史，顾名思义，是讲一部学校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国家、一条街道或一个党派、一个人物的历史。它要记载和凸现的是一所学校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及明显特点，但记载哪些，不记载哪些，突出哪些，忽略哪些，却反映了撰史者对学校性质、功能的体认。
作为一部校史，记载一所学校的参政传统和政治人物自然是应该的，这也是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一页，特别是由于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许多高等学校与政治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高等学府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教师和学生往往又具有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这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色。自然，这是校史所必须涉及的部分。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并不是校史的全部，一所高校介入政治的程度即使再深，培养的政治人物再多，但它还是一所高等学校，毕竟不是兵营，也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其当初的创办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其目的并不在此，正像蔡元培先生当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讲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高校是培养人才、研究学术的基地，这是那些现代高等教育先驱者对高等学府的基本定位，也是多数高校发展的方向，为一般公众所认可。
当然学生中也会有不少从政者，但更多的则是各类建设人才。过于强调或淡化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色彩都是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是，不少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近现代高等学校的文化学术色彩，淡化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在文化学术上的巨大成就。
当下就校史编撰的现状来看，校史的写作更需要强调每所学校的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突出每所学校的学风和个性，不管这所学校是综合性院校，是师范类院校，还是理工科院校。
一部没有记载该校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校史注定是残缺的，没有深度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所学校安身立命的精髓所在。
究其根源，这种僵化的校史写作一方面与编撰者狭隘的校史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前校史的写作机制有关。几乎在每所高等学府里，都设有专门的校史办公室，但这一机构更像是个与学生处、科研处一样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学术研究机构。
编撰校史者多是这个机构的专门人员，他们专职于此，积累的资料较多，对这所学校各方面的情况了解较多，这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具备学者的身份和经历，因而对该校治学科研方面的了解就不如各个系所的老师，这也是个必须正视的事实。
而在笔者看来，校史的写作更应当是一项学术行为，编撰者本身应该具备相当的学养和功力，不是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写的。否则，校史的撰写往往会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不能让人满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至少在目前，对校史的专门研究还很不够，学校一般也很少会设立这样的科研项目，更不会去开设校史之类的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即使是从事教育史研究者涉足这个领域的也不太多，通常的高等教育史也多是着眼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甚少关注一个学校校史的具体内容，当然少数几家特别有名的学府除外。
只有临到学校比较隆重的校庆时，才会有人注意到校史问题，去做点锦上添花的工作。
这样，既缺少对校史的深刻认识，又没有体制上的保证，校史的写作水准也就难以保证。而在笔者看来，校史特别是那些建校较早的著名学府的校史是应当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的，它应该成为科研成果而不是作为宣传品来看待。
其实，这种撰史的情况并不是只存在于各高校，当下，各个地区地方志的编撰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面世的成品也已有不少，由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本本都是篇幅巨大、装祯精良。但与前代所编撰的地方志相比，其水准和价值到底如何，凡拜读过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答案。
不过，话再说回来，就连专门研究学问、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都编不出一本象样的校史，我们还能希望那些地方志办公室能写出多出色的史志来？
当然，追述和总结一所学校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对该所学校各个方面的全面深入了解，需要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见识。
依笔者之见，最起码写作者应该是一群学有专长的不同学科的学者，而且应该进行集体合作，仅依个人之力，很难完成，质量也难以保证。
因此，校史应作为一个专门的科研课题来做，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不能采用像现在这种写文件似的编撰方式。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较为理想的校史似乎还没有出现，至少笔者没有读到，这一方面可能是学校领导层没有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1998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因这所学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受到媒体和公众特别的关注，至于其意义轮不到笔者去进行总结。
但是，笔者要特别提及的是，正是北京大学的校庆引起了社会对高校校史的关注，最起码是引起了不少出版社的兴趣，从陈平原所编《老北大的故事》一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时因为要配合校庆的关系，一批研究北京大学校史类的著作如《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等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版，这些著作将北京大学的发展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高等教育的发展演进这一大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既为近现代文化学术、教育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校史研究的学术空间。
其后，那些专收著名高校趣闻、典故的书籍，如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学故事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等陆续面世，并有不俗的销售实绩。
这些书籍所述虽都是关于校史的，但只是有关文章的辑集，着眼点在满足怀旧的心理和阅读的趣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史，但是通过对这些高等学府逸闻掌故的搜集整理，使我们看到了校史的另一种写法，看到了编撰新型校史的可能性，相信这类书籍的读者并不仅仅限于爱怀旧的校友，还是有较为大的读者面的。
至于具体的编撰原则、体例、写法之类的问题，笔者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想法，这还需要有志之士认真的探讨和不断的探索，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校史的编撰这件事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应有人专门下工夫去做。
当下，有不少著名学府正积极筹备百年大庆之类的庆典，而且往往从几年前就开始着手，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都相当可观，但不知道那些筹办者是否将校史的编撰纳入校庆的项目中，但愿有人想到这一点。
否则，没有一本和这所学校名声匹配的校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史还是透视一所学校的窗口或名片。
附记：
这篇小文刊于《粤海风》2001年第3期。转眼十七年过去了，中国的大学已经成群结队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遍地都是世界一流学科，喜报频传，凯歌高奏。其间校庆越来越隆重，也出版了一大堆印刷精美的校史，但到底有多少能够立得住、能够传世甚至可以说是像样的校史呢？天机不可泄露，明眼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写不出来像样的校史本身就是在以一种特殊的尴尬方式集体书写着一个学校的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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