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姗:《歧路灯》的吕寸田评点
自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到民国十三年(1924)洛阳清义堂石印本问世,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以钞本形式流传。存世钞本不仅是《歧路灯》版本研究的关键,也是《歧路灯》研究史料的重要载体。
笔者在研究《歧路灯》版本期间,有幸得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歧路灯》钞本二种,其一载有眉批、夹批一百五十余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六则明确题署“吕寸田评”或“寸田评阅”的评点,笔者因此将其命名为“吕寸田评本”。现录此六则评点如下:
第八回夹批:“吕寸田批:误天下苍生,万恶的狠。”
第十一回夹批:“吕寸田评:字字泪血,不忍卒读。”
第三十八回(栾星校注本第三十九回)眉批:“吕寸田评:不认字的理学更难。”第三十八回(栾星校注本第三十九回)夹批:“寸田评:天下古今通病。”
第三十九回(栾星校注本第四十回)眉批:“寸田评阅:此休嫌穷酸,如此方是兄弟
第五十三回眉批:“吕寸田评:是何等识见,何等心肠,想箕子受辱,微子抱器,亦不过尔尔。”
今考吕寸田,即清代河南诗人、剧作家吕公溥,字仁原,号寸田,又号髯痴。吕公溥世居河南新安横山,生于清雍正五年(1727),卒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七十九岁,著有《寸田诗草》八卷、《寸田文稿》八卷、《宗祀祭规》一卷,及《弥勒笑》传奇等。
此外,吕公溥于乾隆年间参与《(乾隆)新安县志》《(乾隆)河南府志》的编纂,清杨淮《中州诗钞》卷十五录其诗三十五首。
吕公溥出身新安吕氏,为豫西著名大族,诗书传家,代有闻人。自吕公溥高祖吕维祺以降,五代人中共有进士七人,举人、贡生、监生数十人。
清杨淮《中州诗钞》称:“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学术之醇、科第之盛甲于全豫,而诗学犹有薪传。一门扬风扢雅,刻羽引商者至数十人,皆有专集行世”、“吕氏昆弟数十人,皆灵运、惠连之选”[2],并非言过其实。
在新安诸吕中,吕公溥被誉为“诸吕后劲”,其为人“生而颖异,卓荦不羁,流观泛览,博通载籍。好为古文,尤工风骚,挥翰数千言立就,高谈雄辩,率常屈其座人。”[3]然“穷与所遇”、“屡荐不售”[4],终身不仕,“辟别墅名曰掌园。……种花木,锄芳草,逍遥其中。”[5]吕公溥精于书法、篆刻,雅好藏书——“寸田以累世书香,缥缃满一楼,日坐其间,披阅吟诵,每卷朱墨灿然。”[6]
但吕公溥殁后,其藏书大多失散,据《中州诗钞》:“寸田没后,家计萧条,……其书半归淮家,每见寸田手迹读之,不胜有今昔之感云。” [7]
在学界已知的《歧路灯》存世钞本中,具体留下姓名的评点者寥寥无几,更难能可贵的是,吕公溥与李海观交游甚密。《中州诗钞》称李海观“与新安吕寸田往来,讲论诗学,故诗有渊源。”[9]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海观至新安马行沟教书,由此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前后李海观南返宝丰,是李、吕二人交往的密切时期。
李、吕交游,也在二人诗作中得到印证。今考河南省图书馆藏李海观《绿园诗钞》残卷,卷首有清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吕公溥撰序,卷中几乎每首作品后都附有吕公溥评点。
乾隆四十三年,李海观作《戊戌春正月坐横山惜阴斋与中牟胡蕖船吕廿二寸田话山水》一诗,称“髯痴(自注:寸田别号髯痴)今逾五十二,何得仍呼我小友。”此外,吕公溥《寸田诗钞》中亦有《赠李孔堂二首》(“吾乡风教至今醇”、“云岭虚悬待叩钟”)。乾隆五十一年,李海观与吕公溥共同参与了吕公溥堂弟吕公滋《硕亭诗草》的修订和评点。
可见李海观虽年长吕公溥二十余岁,二人却是交游甚密的忘年之友。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四十二年前后,也是李海观最后修订完成《歧路灯》的时期。笔者推测,正是在此时的交往中,吕公溥得以接触到《歧路灯》文本。
从吕公溥评点《绿园诗钞》、李海观与吕公溥等人评点吕公滋《硕亭诗草》的事实推测,在李海观与新安诸吕的交游圈内,存在互相评点作品的风气。
吕公溥评点《歧路灯》,很可能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在《歧路灯》历经“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李海观《歧路灯序》)的阶段,吕公溥作为李海观好友,其评点不失为《歧路灯》流传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3吕寸田评本的研究价值吕寸田评本《歧路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校勘价值。
在史料层面,在既有的研究中,学界对吕公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吕公溥本人的诗歌和传奇创作,及其与李海观的交游往来。
但是,吕寸田评本的发现,证明了李、吕交游并不限于“讲论诗学”的层面——吕公溥既是《歧路灯》的早期读者,也是《歧路灯》的早期评点者。
在古代小说评点中,与作品同时代的评点较为难得,而来自作者好友的评点则更为可贵,特别是吕公溥本人在诗文、戏剧领域颇有所成。吕公溥对《歧路灯》的评点,是《歧路灯》流传中的重要现象。
此外,就《歧路灯》的流传史而言,在吕寸田评本发现之前,学界历来承袭栾星《李绿园传》:“吕燕昭即吕中一,是《歧路灯》和绿园诗钞最早的读者之一,今传世钞本《歧路灯》尚保留有他的批语”[10]的看法。此说基于栾星对“乾隆庚子过录题识”中“吕中一评《歧路灯》有曰……”一句之考证。
然而,“吕中一”并非吕燕昭(字仲笃),而是吕公溥侄吕申(字中一),二人同族同辈,却并非同一人。更为重要的是,吕申和吕燕昭都是吕公溥侄子,吕寸田评点的发现,将《歧路灯》的评点史上溯了一代人,吕寸田评点同样是反映乾嘉时期《歧路灯》流传与接受的珍贵史料。
在校勘层面,吕寸田评本亦有重要价值。
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吕寸田评本虽不讳“宁”、“淳”等字,但其具体抄写时间不详。根据部分文字错讹、个别早期评点的脱漏等现象,笔者推测,吕寸田评本或非吕公溥评点原本,其传抄所据必有底本。
但是,无论其具体抄写时间早晚,吕寸田评本所体现的一些特点,例如,存有不见于他本的早期文字内容、具体文字优劣、个别评点位置(是否阑入正文),甚至包括对吕寸田评点的保存,诸种优于诸钞本的版本特点,足以证明吕寸田评本的底本,极有可能是一个《歧路灯》的早期传本。
笔者曾在校勘学界已知的《歧路灯》钞本,以及笔者新发现的几种《歧路灯》钞本的基础上,将《歧路灯》的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相对于甲本系统的数种钞本而言,吕寸田评本当推版本最优、校勘价值最大的一种。
此外,吕寸田评本还保留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细节,囿于篇幅,试举一例如下:
在目前存世的《歧路灯》诸钞本中,第四十四回《鼎旅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是较为特殊的一回。本回叙述谭绍闻欠赌债出走后,在亳州经历了银两被盗、行李被偷,最终重返故里的经过。
但是,在已知的《歧路灯》存世钞本中,本回无一例外存在内容上的脱漏,即,回目中“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情节并未在正文中出现。
在吕寸田评本中,本回回末粘有朱签,字迹与吕寸田评本诸眉批、夹批一致,称:“此间漏却高僧指迷途一段奇文,应查原本添出,方得圆畅。”可见,朱签作者不仅曾见“度厄寺高僧指迷途”一段文字,且对此颇为赞赏,誉为“奇文”。
由此推测,这一评点很有可能出自《歧路灯》的某位早期读者,他见过不止一部《歧路灯》钞本,而其中一部有“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情节。这不仅证明了该情节在《歧路灯》早期钞本中的存在,还提供了一部尚不为今人所知的“原本”线索——这一“原本”,极有可能最为接近《歧路灯》的稿本风貌。吕寸田评本(或其所据底本)与“原本”关系之密切,在诸钞本中是独一无二的。
结语
由于文献材料的匮乏,李海观最初于何时、何种契机结交新安吕氏,已很难具体考证(李海观《戊戌春正月坐横山惜阴斋与中牟胡蕖船吕廿二寸田话山水》诗自注“余初至横山,寸田尚幼稚”)。但在清乾隆四十二年、以及此后至少十年时间内,年逾古稀的李海观仍与新安诸吕保持着密切往来。李、吕交游直接产生了吕公溥对《歧路灯》评点。
虽然囿于文献材料,尚不能准确得知吕公溥评点的规模,但目前所见的几则评点,或可为今人勾勒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品评佳话。
吕寸田评本自身的史料价值和校勘价值,也使其成为现今存世的《歧路灯》诸钞本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发现,能够使《歧路灯》的早期成书和评点过程得到更为明晰、准确的呈现。
附记:
文中部分内容,曾以《新发现的吕寸田评本<歧路灯>及其学术价值》为题,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关于《歧路灯》吕寸田评本及相关问题的考证,详见:
1、朱姗《新发现的吕寸田评本<歧路灯>及其学术价值》,《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2、朱姗《“李海观‘诗有渊源’”之成因探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3、朱姗《<歧路灯>的版本与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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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清]吕田撰《诰封奉政大夫江苏通州直隶州知州寸田吕公墓志铭》,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2]、 [清]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337页。
[3]、 [清]吕田撰《诰封奉政大夫江苏通州直隶州知州寸田吕公墓志铭》,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4]、 [清]吕田撰《诰封奉政大夫江苏通州直隶州知州寸田吕公墓志铭》,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5]、 [清]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十五“吕公溥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6]、 [清]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十五“吕公溥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7]、 [清]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十五“吕公溥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9]、 [清]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10]、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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