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鉴赏——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周先慎教授访谈录之二）
您在前面说到，治学方法是因人而异的问题，而您在学界主要以“鉴赏”著称。请谈谈您是怎样确定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的，好吗？
周先慎我的体会是，年轻学者，既要广泛阅读，尽量扩展知识面；又要注意发现和培养自己的治学特点和学术个性，搞清楚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找准自己的学术路子和位置，这样才能扬长避短。
我自己的情况是，以前对文献考证和审美分析都感兴趣，也搞过一点考证。但是后来因为长期失眠，吃了不少安眠药，严重影响记忆力，而文献考证要求积累资料、旁征博引，没有好的记忆力是不行的，于是，我就决定主要走审美分析的路子了。
我的著作《古典小说鉴赏》和《古诗文的艺术世界》都主要是对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具体分析的。新近出版的《古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中心也还是对名著进行具体深入的审美分析。有人瞧不起鉴赏，以为文献考证才是做学问的真功夫，这是不对的，是偏颇的。
文献考证当然是学问，而且对文史研究来说是基础，非常重要，不能忽视；但是，文学研究归根结底应该是审美的研究，离开审美，不可能进入真正文学研究的层面。
因此，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鉴赏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如果没有鉴赏，或者不会鉴赏，只停留在文献考证的层面，那就还没有真正的登堂入室。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最终都要依靠文本来实现，作者、版本、成书年代等等外缘性考辨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作品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提供可靠的基础和前提。
在形式主义批评者看来，作品甚至可以脱离作者、脱离语境存在。这种观点和方法，虽然明显存在偏颇，却的确可以深化对文本本身的认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鉴赏批评的重要性。
不过，我印象深刻的是，您一再告诫我们，自己不一定做考证研究，但是，不能不懂考证，不能不关心考证，在研究中一定要及时了解学术界相关的考证成果，尤其是明清小说，作者、版本、成书年代等问题都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容易落入前提错误的陷阱。
您在“《聊斋志异》专题研究”课上对版本问题的详尽、严谨的介绍，也给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周先慎没错，不做考证研究，并不是可以不重视考证。相反，考证工作在很多学科尤其是古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论文选题，老师们一般都主张考论结合。
在毕业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不一定每个人都搞考证，但是，一定要有考证方面的专业训练，培养考证的意识和功底。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来看，20世纪30、40年代，鲁迅、胡适、孙楷第、郑振铎、阿英、赵景深、谭正璧等一大批前辈学者在小说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考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因为有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才有了此后小说研究的长足发展。
段江丽
的确如此，在具体研究中可以有所选择和偏重，但是，作为基本功，两者不可偏废。那么，能否具体谈谈您的鉴赏性研究的特点？
周先慎我曾说过，我的小说鉴赏要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细、深、广。
“细”，主要是指文本细读以及细致的分析。
“深”，则指深思，以及在细读、深思基础上对文本深层意蕴的挖掘和发现。
“广”，是指视野、眼光要开阔，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则要有广阔丰富的历史知识、生活知识；二则要对作品做整体的把握，要着眼于全书（篇）的人物关系，不论是分析一个人物或是一个情节，都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揭示人物与人物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实际存在的内在联系。
段江丽
我曾多次听您说到吴组缃先生的小说研究对您的影响，是不是也包括鉴赏性研究这一具体方法？
周先慎是的。吴组缃先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专题课中讲《聊斋志异》，前面有一段引言，简要而全面地介绍《聊斋志异》的思想、创作方法、文体、艺术手法、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接下来就是一篇一篇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有些篇章比如说《王桂庵》、《张鸿渐》、《水莽草》等等，几乎是逐字逐句导读，精细警辟、阐幽发微，使听者得到了极大的思想启示和艺术享受。
在具体分析作品时，吴先生从来不做纯艺术的分析或纯思想的分析，而是十分强调用审美的眼光来整体看待。吴先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研究文学就应该从作品的艺术表现去发掘它的思想，从思想如何得到表现去品评它的艺术。
在吴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我在研究古典小说时，也是努力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尽力发掘作品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下所包含的深邃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蕴。
我曾在《古典小说鉴赏》一书的“前言”中说：“鉴赏不是对艺术浮光掠影的观赏，鉴赏是一种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作品所概括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发现作品所包含的深厚的思想意蕴，发现作者‘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艺术匠心。”我在研究中，就是通过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分析，去力图有所发现的。
我相信，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对您在鉴赏中的“发现”深有体会，也深受教益。比如说，唐传奇代表作《柳毅传》，通行的文学史和不少论著都认为，其主题思想是通过神话的幻想情节，揭露和批判包办婚姻的不合理，肯定和歌颂青年男女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要求。而您却提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
您从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第一，从人物设置看，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柳毅，而不是包办婚姻的当事人龙女；第二，从作者对人物的态度看，作品对包办婚姻的实施者洞庭君和钱塘君完全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他们不仅在龙女的爱情婚姻问题上通情达理，为龙女的遭遇而自责，而且还具有受恩知报、疾恶如仇的美德；第三，从主人公柳毅的思想性格看，他自觉地追求的是道德的高尚和完美，而非爱情；第四，从小说的情节结构看，龙女与其父辈之间并不构成矛盾，而是以龙女、柳毅、洞庭君、钱塘君为一方，以虐待龙女的泾川龙一家为另一方，构成矛盾冲突。而且，这一矛盾冲突也只是作为柳毅与龙女关系描写的背景来处理的，并没有具体展开。
此外，您还特别指出，从细节来看，小说开头部分即介绍柳毅“应举下第”，这与全篇的主题也是有关联的。科举时代，考生落第是很不幸的遭遇。也就是说，作者特别强调，柳毅是在自己落魄时遇见龙女，他却不顾自己的不幸而慨然答应为龙女传书求救，这就更加难能可贵。经过这种抽丝剥茧的分析，您最后的结论是，《柳毅传》的主题思想，是歌颂性的而非揭露性的，是以包办婚姻所造成的妇女的不幸遭遇为背景，描写和歌颂美好的人，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好的人生。
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是人格美和生活美的理想的光辉。您的分析，既有扎实的文本基础，又能结合相关时代背景、人生体验，有理有据，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启发性。
您对《搜神记》之《干将莫邪》、《世说新语》之《王蓝田性急》、唐传奇之《霍小玉传》、宋话本之《碾玉观音》、拟话本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聊斋志异》之《红玉》、《三国演义》之“赤壁之战”、《水浒传》之“风雪山神庙”、《红楼梦》之“宝玉挨打”、《儒林外史》之“范进中举”等等一大批作品或情节的分析，用的是大致相同的思路和方法，都有独到、精彩的见解。
周先慎你刚才讲到我的研究结合了人生经验，这一点很重要。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与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在《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红楼梦〉的欣赏》一文中，提出要从“映射、细节、语言”三个方面去把握《红楼梦》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中所包含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其中“映射”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强调的就是作家对生活的丰富复杂性的整体认识。
我认为，曹雪芹就是一位最注意完整地把握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作家，他从不孤立地写一个人、一件事，而总是着眼于生活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从生活的内在关联中去把握和表现生活。
比如说，宝玉挨打前向聋老婆子求助，而聋老婆子将“要紧”错听成“跳井”而且对金钏之死表现非常冷漠这一小插曲，既为后文贾母和王夫人的出场做铺垫，又巧妙地将金钏跳井一事映射到贾政、王夫人、宝钗、宝玉等众多人物身上，写出各色人等对金钏之死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就是这样，以敏锐的眼光透过生活表层，从内在的关联揭示出发人深思的底蕴。
所以，作为读者，我们同样应该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培养自己的审美感受力，才能尽量理解、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我看来，您的鉴赏性研究既有对文本的精细研读，关注到不起眼的细节，又能“映射”全篇、整体把握，进而结合作者生平思想、时代背景等具体“语境”，从而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做出实事求是的、有理论高度和穿透力的分析和评价。
您的《论〈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结合作者的艺术构思分析《水浒传》的矛盾性内容以及产生矛盾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内容；《论潘金莲悲剧》强调《金瓶梅》中女人世界的出现不能简单地看成作家个人意志和艺术追求的产物，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导致小说题材转变的结果，并且指出潘金莲的悲剧是追求者的悲剧，潘金莲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结出的恶果，她是施害的恶者，更是罪恶社会的受害者；《〈王桂庵〉的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也是紧扣作者的艺术构思，从人物的出身和家庭环境分析王桂庵与芸娘的艺术形象及恋爱心理，等等。
时过境迁，在新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重读您这些发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文，结论也许已为大家熟知，让人印象深刻、欲罢不能的是材料扎实、说理透彻的论证过程。
周先慎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即通过对大量材料进行理论的概括与分析，水到渠成地推出结论。
说到小说鉴赏，不得不想到传统小说评点。能否请您谈谈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周先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传统评点派细读文本的方法是鉴赏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传统评点有个大家都公认的不足，它基本属于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虽然也包含有社会批评、道德批评以及审美批评的内容，但是基本上是点到即止、直观随意，没有系统性和实证性可言。
以王国维等人开启的现代学术则具有智性的、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特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把理论眼光、理论体系和传统的考证精神综合起来引入古代小说研究，从而从根本上与传统评点派划清了界限。
有人说，王国维借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解读《红楼梦》，是其优长同时也是其缺陷。请问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周先慎这正是我接下来准备谈的问题。王国维其实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甚至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之说，但是，在文学研究中他却有意识地突破考证，体现了独特的现代精神。他的《红楼梦评论》即是用个人的生命体验去领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美学，再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以及个人的审美感受去解读《红楼梦》，从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对传统的评点批评是一种超越。问题是，这种方法的确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而有些学者只是简单袭用王国维的批评方法，却缺少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这样与王国维的研究相比，未能发扬他的优长反而放大了他的缺陷和不足。
因此，我们才强调，既要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做指导，又要深入细致地阅读文本，并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文本的深层内涵进行系统的、逻辑的、实证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才站得住脚，才有说服力。
您说的传统评点与理论分析的差别，我深有体会。比如“武松打虎”一节，金圣叹评点中多有“骇人之景。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神妙之笔，灯下读之，火光如豆，变成绿色”等等之语，生动、逼真地道出了评点者本人的阅读感受，但是却根本谈不上对“所以然”的分析。
您的《〈武松打虎〉鉴赏》一文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武松打虎”这一经典情节中所蕴涵的人物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人物性格和精神的艺术手法，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小说作者写了什么、怎样写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就超越感性的阅读感受而进入了理性的、逻辑分析的学术研究层面。
周先慎的确如此。尽管古代小说评点也具有理论探索的价值，是古代小说接受过程中重要环节之一，与传播学、读者接受美学理论都有相通之处，但是，现代意义的古代小说研究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一定要有理论的分析和论证，才能具有更高的学术品格和价值。
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本来不同于考证，很难实证，所以见仁见智是一种必然。但是，有理有据的理论分析可以使见仁见智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科学的论证，从而成为“观点”、“学说”，进入学术话语圈供学术共同体分享、讨论，使相关研究得到实质性的推进。这正是您所从事的文学审美分析与传统小说评点的本质区别所在。
您的《古典小说鉴赏》自1992年初版以来，多次重印，广受关注和好评，您的《明清小说》和《明清小说导读》不仅广受读者的喜爱，而且还被多所大学用作教材。由此可见小说鉴赏的价值和影响力之一斑。
周先慎我一直很感谢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支持。正是这些鼓励使我更加坚信鉴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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