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郑铁生：《三国论稿》
谈《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之虚实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
神秘文化在《三国演义》中的流贯及探源
“杨修之死”的细节设置艺术
《三国演义》回目的创立及其演进
《三国演义》艺术结构形式的转换与组合
叙事结构史体化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创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以三为法”的文化意识
《三国演义》叙事形态的时空关系
孙吴在《三国演义》中的叙事形态
“天子都许”形成《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的势能
《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对中国叙事学的贡献
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定位及其文化内涵
《三国演义》诗词的功能、意蕴和价值
周静轩诗在《三国演义》版本中的演变和意义
毛本论赞诗是《三国演义》叙事批评的审美形式
《七步诗》为何能流芳千古
历代咏诸葛亮诗词的文化意蕴
韩文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序言
“夷陵”与“彝陵”
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战争中历史情绪的渲染是审美价值的独特贡献
两帅对阵心理世界的透视
——“空城计”赏析
《罗贯中全集》版本辨析和体系特征
明清小说评点对中国叙事学的意义
中国叙事学创建述略
——兼评杨义《中国叙事学》
《三国演义》（校注本）导论
从章回小说回目谈修辞学与语用学的重合面
功在当代 泽被后世
——评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
三国文化大观 文献学术并重
——评《三国演义大辞典》
中国有个说不完的《三国演义》
——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辽先生
《三国演义》研究史的拓荒人
——《三国演义》专家关四平访谈录
记李厚基先生晚年二三事
我所知道的晚年丘振声先生
《罗贯中全集暨第二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后语
拓展和提升历史名城镇江的三国文化
在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第一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致富阳市“三国文化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的信
《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序言 沈伯俊
填补空缺的新作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第一版序言 鲁德才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修订版序言 陈辽
新华社2000年7月5日电：国内第一部《三国演义》叙事学专著出版发行 要力石
《三国》叙事学研究的开拓之作
——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沈伯俊
独用新法解《三国》 陈辽
建构中国小说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
——读郑铁生教授《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李灵年
《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研究 》序 王学泰
编完这部《三国论稿》集子，感触颇深。一部名著伴随我走过30多年，写了40多篇文章，30多万字。它不仅记录我在《三国演义》研究一路向前的脚印，细数年轮还折射我的研究方法、科研意识和学术追求。
一、研究要在“细读”上下功夫
《三国演义》是一部80多万字的巨著，它所描绘的历史时空跨越宏大、小说人物众多、战争情节繁杂，别说把握其艺术生命的叙事脉络和叙事肌理，即使是一个小人物、一个细节、一首诗词，也必须全牛在胸，透视经络，了然肌理。要做到这一步，只有“细读”原著。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下功夫，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要对路。
我对《三国演义》的细读是从诗词开始的。有的学者说“三国”诗词水平不高，有的读者跳过诗词读“三国”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重新校点四大名著，周汝昌回忆编辑《三国演义》时，当初把《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全部删掉了。上面传达毛泽东主席不同意，才恢复原貌。（周汝昌：《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47页）
至今《三国演义》诗词也不像《红楼梦》诗词那样为人们所熟悉，且别说普通读者，即使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学者对这些诗词也熟视无睹。那么到底《三国演义》诗词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就把《三国演义》诗词的赏析和词语注释作为“细读”的一个突破口，条分缕析，并且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一本著作。
当年写作《三国演义诗词鉴赏》时，我在天津住房条件很差。房子终年不见阳光。《三国演义诗词鉴赏》有上千词条注释，有时在家为找书查出处，把那一箱箱挤在屋角、堆在床底的书都得翻腾出来，弄得满头大汗，两手灰尘。冬天里冷得只好围着炉子写作，常常忘记添煤，直到感觉腿脚冻得发麻，才知道火熄了。
最让人头痛的是，来来回回点炉子特别费劈柴。可那时偌大一个都市，我却不知上哪儿去买劈柴。一次，下楼倒炉灰，看见一堆装修下脚料，那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木条、木块都扔在了垃圾箱旁边，我眼睛一亮，心想：这碎木块生火多好啊！可到垃圾堆上捡东西，还是犹豫了，回到家里，心里总是放不下。
等天黑了，我实在按捺不住，就提着空桶下了楼，就在我俯身拾着那一块块碎木头的时候，突然一个长长的铁钩子从身后伸向垃圾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捡废品的人，左手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编织袋，右手拿着一个带铁钩长长的木棍，既不用弯腰，又很麻利地勾出塑料瓶子、易拉罐什么的。
昏暗的灯光下，一个虚荣的教授，一个拾荒的人，同时为了生活而走到了一起。苏东坡说过“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而这事还是深深触动了我的自尊，过去多年却总忘不了。
《三国演义》诗词是学术界过去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地。只有把它放在《三国演义》整体叙事之中研究，才能知道诗词的叙事功能，给以准确的定位和评价。
（一）《三国演义》诗词与成书的关系。《三国演义》不同版本所含的诗词的数量不一样。嘉靖本《三国演义》诗词有344首，李卓吾本《三国演义》诗词有409首，比嘉靖本多出65首诗。清代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时，增删诗词后还有206首。
从诗词的增删这一角度也反映了成书的过程。毛宗岗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进行修订，砍掉了穿插在情节中单纯的史评和叠屋垒架的重复诗词，其总的走向是在提高诗词与小说情节的有机结构，删减非情节的议论文字，增强叙事情节的整合性。
（二）《三国演义》诗词叙事功能。基本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情节因素。诗歌是人物言语的表达，以咏诗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像人物剪影融于整个小说的叙事情节之中。
二是非情节因素的诗词。小说家以全知全能的外视角的身份讲故事，对小说中的全部情节、事件、人物都了如指掌，必要时插入诗词，运用诗词意象的鲜明、意境的深远、意蕴的丰厚，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来提升叙事蕴意的高度。
（三）《三国演义》诗词的内涵。在206首诗词中，仅历史人物之死就设置了40多首诗词。每首诗虽数语，却涵盖了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业绩和功过。因此，读懂一首人物诗词，就得把一个人物在全书情节中的描写都要理清。
每一个历史人物自身的性格与所面对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机遇，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些都会给历史发展带来影响，这实质就是在断层中剖析一条条的叙事肌理。
把握这些，犹如在《三国演义》整体结构中析出一根根经络的走向和感应。所以说，通过对《三国演义》诗词的注释、鉴赏写作，收到对《三国演义》叙事内涵和脉络的掌握，便是“细读”的收获。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一书在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二次修订出版，20年间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著作。
细读文本所带来的好处，不单单是对一个文本的叙事结构的整体性的把握，而且在纵深层次上对人物和细节有更深的认识。
1983年我带领学生到中学实习，有一位老师指着《语文》课文“杨修之死”，说这篇文章就一组史料，很难概括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他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杨修之死”节选于《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完全取自史料中的七段故事组成系列细节，细节与细节之间连一句连接词或过渡语都没有。
当七个细节在《三国演义》整体框架中重新排列和组合后，构成一个新的历史时空。它所展现的杨修与曹操的矛盾、杨修的性格，以及杨修之死的成因，是小说家塑造的艺术真实。尽管它的素材完全来自史料，但不同于历史事实。因此，我的研究体会与传统见解是完全不同的：
“《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的审美特性，有它自身孕育、萌生、成型的完整过程。不仅仅决定于它的组成要素，哪部分是史实，哪部分是虚构，而且更主要的是决定于它的结构方式。……作为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构成因素，有取自史传文学中的素材，有取自俗文学中的素材。
当这些进入小说家概括、想象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熔铸和营造时，便受到小说家情感、心理机制等主观意向的制约，导致人物形象创构的不同形态，成功的标准就是性格化。因此，人物性格也可以看作是诸多个性意象的聚合和整体化，无法分辨其素材来源的实有还是虚构，否则便是割裂人物的整体性格。（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8页）
”我把对“杨修之死”的思考写成小文，发表在《名作欣赏》1985年第1期上。假如说写文章只是将他所熟悉的那部分内容综合整理加以评论，就难免偏颇。对于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作品，最重要的是首先研究叙事结构的整体性。这是制约《三国演义》研究水平提升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学术方向要始终如一地追求
《三国论稿》虽是我多年写作散篇的集合，但学术思维、学术方向和学术追求却始终如一，都指向小说叙事的研究。
选择小说叙事学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是有缘由的。上大学时，我的老师李令媛教授讲授《三国演义》很精彩。她常常是一个个典型人物、一段段重要情节分而叙之。但因为结构是叙事作品中具有宏观意义的创造工程，不把握整体结构与人物的关系，难免就会产生“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认识偏差。再加上那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是以政治、伦理、社会学为主流话语，所以当时对人物和情节的分析常常使我感到意犹未尽。
当我登上大学的讲台后，总想弥补这一缺憾，就有意识地从整体框架入手来研究文本。几年后，我又接受了学术界关于西方叙事学的传播，这时我才发现过去对文本的叙事层次、时间、视角及结构的艺术分析，已经触及或者本身就是叙事学所研究的内容。只不过没有在被西方叙事学烛照下，具有更清醒的认识罢了。
于是我萌动了新的思维和学术追求，决心以《三国演义》文本的具体研究，探寻《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2000年8月出版了《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一书，探讨了从《三国演义》所表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章回——叙事结构的基本形式。
2．时间艺术以空间结构形式为中心的叙事方式。
3．叙事主体对叙事时空机制的控制是研究叙事学的重要命题。
《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一问世便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明清小说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著名评论家陈辽先生著文指出，这部书“不只抓住叙事学的要义，而且解构了叙事学，从《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出发，整合成《三国演义》的叙事学，着重揭示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性。这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确是做了一桩前所未有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尤其难得的，这部著作不像某些借用西方新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那样，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而是说理透亮，语言晓畅，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见《天津日报》2000年9月2日）。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以“国内第一部《三国演义》叙事学专著出版发行”为题，发表电讯文稿，指出：“这本被国内‘三国’研究权威人士称为‘议论风发，新见迭出’的33万字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作者是国内知名‘三国’学者之一，多年来倾心‘三国’研究，此前已出版了《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三国演义诗词鉴赏》等专著。《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将为《三国演义》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中国叙事学的构建做出独特的贡献。”电讯稿先后被国内外几十家报刊转载。
著名三国演义专家、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伯俊著文：《三国叙事学研究的开拓之作》，指出：“《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一书角度新颖，富于创见，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以肯定地说，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本书将会占有一席之地。”（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史资料》主编李灵年先生写专论，高度评价此书，他说：
“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的研究虽然有长足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但就整体而言，多停留在一个研究平面上，真正从《三国演义》文本的整体艺术构架上进行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这种状况，如何有所突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胡明先生说：“大凡一种学术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其核心是思想、思维的进步与发展，是观念形态、价值判断的进步与发展。”胡先生的意见切中要害。（胡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责任》，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4期转载。）
与其他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样，要想推进《三国演义》的深入研究，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观念形态的更新，在于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这一点上，郑铁生教授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在认真审视了我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学文学研究方法的缺陷，毅然选择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力求立足于中国叙事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努力构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以求得《三国演义》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他的专著《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8月版），便是为建构中国小说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三、虚实问题是《三国演义》研究的瓶颈
研究《三国演义》30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伴随《三国演义》的问世而出现的虚实之争至今没有停止过，而且愈争愈烈。因为这是捕捉历史演义小说素材来源的根本问题，是历史小说叙事的基本方式，也是评价历史演义小说历史真实的尺度，因此，历来是一个核心话题、热门话题。
最早论及这一话题是《三国演义》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本（1522）卷首附有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然而500年过去了，学术界大都还把虚实局限在历史素材这一范畴中探讨。虽然我努力另辟蹊径，从叙事方式探寻，但收效甚微。不管你意识还是不意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瓶颈。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艺术虚构”的性质和功能的认知， 即寻找所谓对人物个性、对事件本质起界定作用的历史事实，这就是“艺术虚构”与“艺术真实”的切点。只有把握这个切点，才能为艺术真实的核心问题“艺术虚构”定位，因为虚构的性质和功能是多层面的。
这是《三国演义》研究的瓶颈，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所突破，就很难有更大的进展。我多么希望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成果。
《后记》煞笔的时候，我特别感恩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只有寻根知源，才不会忘乎所以，才会谦虚得体，才会不断进取。
我研读《三国演义》之初，就有幸参加了1984年4月在九朝古都洛阳举办的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那次会上宣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还开办了一期人数多达305人的“中国小说史讲习会”。我作为高校的青年教师也参加了。
在大礼堂听名师讲座，记得有北京大学的吴小如、季振淮，南开大学的宁宗一，复旦大学的章培恒，中国社科院的刘世德、陈毓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希凡，河南社科院的胡世厚等。一下子听这么多名师讲课，真是大开眼界，思路开阔。我如饥似渴地边听边记笔记，心情非常畅快。
从此，参加这样的学术研讨会的次数一多，渐渐地认识了国内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如北京的刘世德、周文业，天津的宁宗一、鲁德才、李厚基，四川的沈伯俊、谭良啸，南京的陈辽、李灵年、欧阳健、萧相恺，福建的齐裕焜，河南的胡世厚、张弦生……
有的是师长，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亦师亦友，常常会上讲学术，会下谈友情，总之在这个学术团体中受益终身。
在这本《三国论稿》载有名家给我的著作作序写评，里面蕴含着对我的提携、激励和帮助，虽然这些文字已年长日久，但不减暖人的热度。这本《三国论稿》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是相约而作，相邀而发，每篇论文的背后，都凝聚着师长和朋友与我交往的真诚、关爱和友谊。
三十多年来，我伴随着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走来，大家讲团结，讲学术，讲友情，鞭策我不断进取。说实在的一个好的学术团体犹如一个薪火相继的大熔炉，置身其中，锤炼成才。当然，任何学会都在复杂的社会包裹下，即使出现令人不愉快，甚至恩恩怨怨的事情，也是必然的现象。只要限于个人行为，不搞小团伙、小宗派，那么正气永远是主流。
2008年4月在《三国志》作者陈寿故里南充参加第十八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期间学会增补新的领导成员，关四平教授和我被推举为副会长。四平年轻，又是博士、文学院长、三国演义专家，当此任尽在情理之中，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只有以前贤为榜样，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稳步发展竭诚尽力。
这个《后记》是我研究《三国演义》的学术之“跋”，是一次理性的反思总结，是一种良知，是一种感恩。
还要感谢促使《三国论稿》和《红楼碎叶》成集的朋友们。我的学生岳志信，80年代中后期他读大学，很勤奋。因和他父亲相识，自然过从甚密。后来我们分别两地，各自奔忙，十几年未通音信。去年在北京相见，相聚甚欢。临别他很诚恳地表示，今后要跟踪我的学术研究，以便鼎力支持。我听了很受感动。
还有河北大学77级的同桌刘凤霄，毕业35年，音信稀少，如今都已退休。去年杭州偶遇，她知我手头还有书稿待出版，便主动承担了书稿的校对，以此助我。同学情深，何能言语尽之！
最后还要感谢为这部书稿题字的刘世德先生；感谢为这部书稿校对付出心血的年轻的朋友，他们是富阳的朱健文、沈阳的赵春阳、青岛的迟敬义。
郑铁生
北京•海淀•火器营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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