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
“文化素”（Cultureme）是加拿大人类学家波亚托斯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通过符号感觉到或认识到的文化单位”1。它为这样一种新思路服务：“把文学现象当做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作用方面寻求理解文学特性。”2
我认为对《金瓶梅》这样一部晚明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做文化素的分析十分必要，这有助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其文学特性与其文化母体之间的深密关系。通过分析这部奇书所蕴含的主要文化素，我们发现它的确与山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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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清河”：一座艺术幻化之城《金瓶梅》里有一座繁华的大都会“山东清河”，乃是这部大书里众多世情人物的主要活动场地。古今读者多从“实录”角度去现实世界里寻觅这座充满酒色财气的城。有的人将其坐实为今天的河北邢台清河县，也有人说它以北宋京东西路东平府须城县为原型，有的人干脆说它就是阳谷县的替身，还有人纷纷指认它是“临清”、“徐州”、“北京”、“杭州”、“绍兴”等地。
实际上，《金瓶梅》既不是一部“以文运事”的史书，亦不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样去追求“羽翼信史”。它只不过将《水浒传》里武松杀嫂的故事当个由头，来精心营构一个“比真的还真”的艺术世界罢了。
“窥金瓶壶奥”的《红楼梦》说得好，“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便明白地告诉读者，小说的妙处正在此亦真亦幻中。张竹坡早已指出：“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3领会了这一点，才不会强作解人地指出历史地理上的清河从来都不属于山东，也才能看清“山东清河”这座艺术幻化之城。
当然，明确了“山东清河”是座幻城，也便明确了它是一个植根于历史与现实文化中的艺术符号。将其放置在文化视域中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它是《金瓶梅》中最基础、最显在的文化素。通过对“山东清河”这一文化素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直接、更准确地理解《金瓶梅》作为小说的文学特性。
正如学者们考证的，“山东清河”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不过它确实是杂取座座城来合成的一个典型。
作者借《水浒传》里武松杀嫂的故事来重构一个新的文本时，没有也不能抛弃原著中武氏兄弟、潘金莲、西门庆等主要角色的生活背景地阳谷县与清河县，而是稍作改动，将原本写得十分模糊的清河县明确为阳谷县的临县，且同属山东东平府，二县只隔着座景阳冈。
《金瓶梅》里这样介绍武氏兄弟：
“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4
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我便是阳谷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5
（知县）便道：“你虽是阳谷县的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6
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7
按下武松，单表武大。自从与兄弟分居之后，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8
”介绍西门庆则说：“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9
后出的崇祯本说得更加明确：“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覆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10
这样的改动不仅使武松回乡的路线变得合理清晰，而且明示出“山东清河”是作者精心虚构的一座幻城。于是，作者便有了“因文生事”的自由。
我们来看作者笔下幻设的“山东清河”：那是一个交通便利、航运发达、街市热闹的“好繁华所在”。县城里不仅有东街、西街、南街、狮子街、县前街、紫石街、牛皮街（巷）、勾栏后巷、南瓦子巷、四条巷、蝴蝶巷、二条巷、手帕巷、石桥巷、王家巷、扁食巷等街巷，而且大街上有灯市，巷子里有妓馆，城内外还点缀着好多座道观寺庙以及明代特有的皇庄、砖厂等。
清河城里大街小巷到处充满着商业气息与情色意味，行商坐贾熙熙攘攘，各色人物迎来送往，丽春院、私窠子、再加上林太太一流争奇斗艳。这座艺术幻城正可以满足作者揭腐败、谈风月、刺人性的需要；这座艺术幻城亦可以吸纳有助于作者营构艺术世界的众多城市的文化与风貌；这座艺术幻城还可以在《金瓶梅》的传播中得到不断丰富与更新。
因此，作为艺术符号的“山东清河”便有了丰富的文学蕴含，它虽是一座纸上幻城，但又指向了作为其杂取素材的一座座现实之城；而同时作为传播符号的“山东清河”便有了复杂的文化蕴含，它融合南北文化的独特品格乃由此生成。
再深入分析“山东清河”这一文化素，就不难发现其关键词是“山东”。明代的这位作者对“山东”情有独钟，他不仅选择改写讲述山东好汉聚义故事的《水浒传》，还刻意营构了一个在历史地理上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山东清河县”。
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这座城仿佛真实存在于明代山东境内、景阳冈下、运河岸边，它让四百余年的读者真假难辨，叹为观止。这就意味着他要熟悉山东府县的历史沿革、城市格局、风土人情、方言俚语、民间曲艺、宗教信仰，特别是还要熟谙与其“独罪财色”之创作主旨相关的“食色”地域特征。
正如近人指出的，“小说以叙述下流社会情况为最难着笔。非身入其中，深知其事者，断不能凭空结撰，摹绘尽致，此文人学士之所短。而旧小说如《金瓶梅》等书，所以旷世不一见也。”11据
此，我们便不难判断《金瓶梅》的作者必有在明代山东运河沿岸都会、特别是商贸社会中长期生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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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运河”：一条艺术写实之河艺术幻城“山东清河”作为繁华大都会的现实基础，就是临着山东段的明代大运河。《金瓶梅》“托宋写明”，算不得纯正的历史小说，乃是披着宋人外衣的“寄意于时俗”之作。因此，《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里没有的明代“山东运河”便在《金瓶梅》里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素。
“山东运河”作为艺术符号迥然不同于“山东清河”，它在《金瓶梅》文本内外都是一条写实之河。先来看文本外的“山东运河”，它是指明代京杭大运河流经今日山东省境内的那些河段及其支河，它辐射的范围包括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和西部，并通向苏浙的广大区域。
打开《漕河图》，可见明代山东运河的主河南端起自峄县同江南邳州黄林庄的交界处，北端至德州与直隶景州交界处。自南而北，山东运河及其支河分别穿过峄县、滕县、鱼台、邹县、兖州、济宁、嘉祥、巨野、汶上、东平、寿张、阳谷、东阿、东昌、堂邑、清平、馆陶、临清、夏津、武城、故城、德州等府、州、县。12在明代中后期，上述山东运河市镇所辖区域形成了具有整体风貌的运河商性文化。
我们以临清为例略作说明。如果说明代统治者不以漕运为军国大计、没有疏通开凿这段山东运河，从而打通了南北物流、商业往来，临清就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小县，而不会在永乐迁都北平后摇身变为“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骄措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13的都会重镇。
从此以后，临清成为运河沿岸最重要的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的中转枢纽，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地，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明代的临清城里挤满了商人，所谓“四方商贾辐辏，多于居民者十倍”14；临清市民“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诈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15
对此商业盛况与都会民风，不仅当时各路文人纷纷题咏，就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都说：“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16
全国东西南北的商业沟通与文化交流使得以临清为代表的明代山东运河市镇异常繁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运河商性文化：集商贸、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大都会崛起；逐利贪财、冒险热情、醉心声色、附庸风雅的都会市民群形成；迅速暴发又快速破产的商人不断涌现；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商业性、情色性、流动性、竞争性与交融性。
《金瓶梅》就孕育产生在上述文化土壤中，故而文本内的“山东运河”风情才那样生动逼真。阅读《金瓶梅》，我们常常震惊于它呈现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真实。古今多少读者曾为其所“骗”，去不懈地寻找书中某人、某地、某事的留痕。
这种高妙的“似真”效果正如张竹坡所云:“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17《金瓶梅》的撰成无疑是基于作者对明代山东运河都会文化、生活的深刻体验，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一个“比真的还真”的艺术世界。
例如小说第九十二回写道：“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18，这与中晚明临清闸上的繁华是同质同构的，当时的大诗人李东阳不是也写下了“十里人家两岸分, 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 击鼓鸣锣处处闻”19的名句吗？
黄霖先生曾说：“《金瓶梅词话》中的临清是小说家经过创造后的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环境，这个环境既符合小说家对临清的认识，也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临清”20。
正是明代山东运河地区热闹、开放、围绕财富与女人的日常生活源源不断地为《金瓶梅》的作者提供着最鲜活的素材。也正缘于此，隔运河相望的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才成为作者营构幻城“山东清河”的最基础原型（其他运河沿线的商业重镇也不同程度地被吸纳进来）。
《金瓶梅》将镜头聚焦于西门府的纵情财色，感慨于人间世的悲欢冷热也正是晚明“山东运河”商性文化的艺术性再现。小说的第一主角儿西门庆不正是一个靠运河发财的富商巨贾吗？他借助运河航运来打造其商业王国及编织人脉网络，他的风月故事正是运河风情的典型化——充满浓烈的商性与色情。同时，这一文化所特有的商业性、情色性、流动性、竞争性、交融性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金瓶梅》小说的文学品性。
我认为，只有理解了“山东运河”文化在《金瓶梅》文本内外的同构性，才能够真正理解由它开创的不朽的写实主义创作传统。
将“山东运河”当作文化素来解读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金瓶梅》的传播情况。
第一，早期神秘的抄本传播与山东运河大有关系。我们知道《金瓶梅》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在私人之间秘密传播的，而运河的四通八达与流动性为夹带这一“私货”提供了便利。正因是“私货”，早期的传播者有的只“见此书之半”21；有的东抄西凑也未能睹其全貌，如谢肇淛“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22；有的迷惑于“《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23
稍后的资料则可见重金购买抄本的情况，屠本畯曾说：“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两帙”24，这便透露了《金瓶梅》作为商品的信息。
据说，当时藏有全书抄本的只有王世贞、徐文贞、刘承禧（是抄录其岳父徐文贞的）三家，后来袁中道也有了一部，并允许沈德符抄录一部带回吴中，而不久当地便有了刻本。
上述线索启示我们：《金瓶梅》抄本的传播大致沿着京杭运河一线，北起首都北京（王世贞、徐文贞、董思白都是曾居京的官宦名流），南至松江华亭（徐文贞、董思白的家乡）、余杭（由屠本畯等传至浙江多地），中间以临清（谢肇淛万历二十六年后两度在靠近临清的东昌、张秋为官，期间曾与诸城邱志充同为工部都水司的官员）、苏州（袁氏兄弟、沈德符等在吴中长期从事文化活动）为据点。
结合上文对文本内外之“山东运河”的分析来看，《金瓶梅》早期抄本的秘密恐怕就藏在这一文化素里。我认为，西门庆的生意既然可以从山东运河上一路往北直达北京，也可一路南下到达杭、嘉、湖一带，作为其故事载体的《金瓶梅》也必可沿着同一路线走南闯北、传播开来。
第二，山东运河通向的苏州、徐州是明清刻本传播的中心地带。自《金瓶梅》在吴中刊刻以来，这部“云霞满纸”的小说便大受欢迎。明清两代在世间流传着各种版本，而且出现了种种续书与改编。其中最有名的是“万历本”、“崇祯本”与“张评本”，其它的刻本基本上以它们为母本。
据黄霖先生判断“万历本”就是初刻本，而“崇祯本”的评改者正是见到沈德符《金瓶梅》抄本后怂恿书坊重价购刻的冯梦龙。可见，苏州是明末《金瓶梅》传播的中心。
而“张评本”自康熙三十四年刊行以后，以“第一奇书”的姿态风行了二百余年，以致当时的读者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万历本”和“崇祯本”，足见其在《金瓶梅》传播史上的崇高地位。评点刊刻这个本子的张竹坡正是生活在运河古城徐州的一位才子。
第三，现当代的研究、传播仍以山东运河及其沟通区域为重镇。“第一奇书”《金瓶梅》的风行曾经稍稍淡化了它与“山东”的关系，而1931年《金瓶梅词话》（“万历本”）的重新出现则再次将研究者的目光聚焦于“山东运河”。
有关《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作者、评点者，小说叙事的历史背景地、故事发生地、以及书中涉及的方言、戏曲、风俗等，都有学者将笔触引向“山东运河”及沿岸市镇来加以探讨。
在当代，随着文化产业热的兴起，“山东运河”及沿岸市镇更加积极地进行着《金瓶梅》的传播和研究。
仅以举办《金瓶梅》全国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城市为例，1985.6在徐州，1986.10在徐州，1988.11在扬州，1989.6在徐州，1990.10在临清，1991.8在长春，1992.6在枣庄，1993.9在鄞县，1997.7在大同，2000.10在五莲，2005.9在开封，2007.5在枣庄，2008.7在临清，2010.8在清河，2013.5在五莲，其中多数城市都在这一区域，或紧靠这一区域。
概言之，“山东运河”作为《金瓶梅》的核心文化素之一，既是这部“奇书”植根的明代现实之河，又是其精彩呈现出来的艺术真实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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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商人”：一群好货好色之人《金瓶梅》是山东运河商性文化的结晶，活动在山东清河、临清里的人物要么是商人要么必与商人有关。
整部大书的主角儿西门庆就是一位山东富商，他的后继者张二官也是，就连他的女人们、亲戚们、帮闲仆役们、以及同僚上级们也无不带着世俗的商性、或本身正做着生意。因此，拈出“山东商人”这一文化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金瓶梅》“独罪财色”的创作主旨十分关键。
“山东商人”在与山东有关的众多文化素中似乎很不起眼。过去也有人讨论过《金瓶梅》里的商人形象，但很少将其与山东文化挂钩。过去也有人讨论过《金瓶梅》与山东文化（齐鲁文化）的关系，但也多囿于儒家文化的视域。
本文另辟蹊径，拟在与“山东好汉”文化素的对比中来讨论“山东商人”文化素。这是《金瓶梅》文本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思路，它将一个讲述“山东好汉”替天行道故事的传奇文本改写成了一个描摹“山东商人”如何暴富、如何行淫的世情文本。
于是，只要循此思路将两部名著中商人西门大官人与好汉武二郎的形象异同加以分析，就能烛照出晚明山东运河商性文化在《金瓶梅》里的胎记，从而加深对其呵道谤佛、排斥儒教、突破伦常、及露骨情色描写的理解。
西门庆在《水浒传》里只是一个为凸显武松“好汉”形象的陪衬角色，对其经商的情况介绍很少，只说他“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25。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说不尽的“山东清河”巨商。作者之所以改阳谷为“山东清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西门庆在这座宋代幻城中大展其明代山东运河商人的手脚。
作为杂取种种商人而合成的商人文学典型，西门庆身上有四大特点：
第一、财色通吃，财重于色。西门庆一生沉迷于金钱与美色，这与其成长的家庭、社会环境大有关系。他是继承了父亲的基业来开个生药铺，《金瓶梅》中的“山东清河”是当时运河岸上繁华的商业重镇、且紧靠异常繁荣的临清。西门庆就是在这样一个满街都是商人的市镇里长大，而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代表。
他财色通吃，有一本很实用的生意经，即使猎艳也不妨看作一种生意。孟玉楼、李瓶儿不仅为其奉献色相，同时也为他带去了暴发的财富基础。西门庆当然是个色情狂，“专一嫖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26，见了潘金莲“先自酥了半边”27，见了李瓶儿“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28，见了王六儿“心摇目荡，不能定正”29，见了蓝氏“一见魂飞天外，魄丧九霄，未曾体交，精魄先失”30。他不但拥有男宠、其性生活里还有种种变态的行为。
但财与色相较，西门庆还是将财排在了第一位。西门庆常常是“谋财娶妇”，娶孟玉楼简直就是为了钱，张竹坡曾加以点破：“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见得财的厉害比色更厉害些”31；后来，他从李瓶儿那里又发了一笔横财。
即使在妓院等风月场里，他对求财的大事也从不放松。例如第十二回写西门庆恋着妓女李桂姐在烟花巷里鬼混了半个月还色兴未衰，但玳安一来催他回家，他马上就嘱咐商业上有关财务账目的事。上述一切都点出了西门庆的商人本色。
第二、以贿得官，商官一体。西门庆本质上是个似旧还新的商人，他后来因贿赂蔡京得官，其目的并非如文人之求入仕，而是商人之求发财。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晚明社会商人的地位已空前提高，西门庆是作为这些商人的代表被塑造的。
作为商人，西门庆颇懂经营之道，熟悉市场行情，擅长管理笼络，最重要的是他对当时官场与商场间的交换规则了然于胸。因此，他只是将行贿官员看作一种更有利于自己经商的投资，而后来的得官只是其丰厚的回报之一。
做官之后，他又将“官”变成了新的资本，不仅没有放弃经商，而且更加精心做着各类生意，更辛勤地编织其商业王国的官场保护伞，以便他获取更多更大的利润。
商人西门庆独有的精明让他找到了“官”与“商”结合的最佳接口——二者皆“好色”，他送女子给蔡京管家翟谦，性贿赂蔡御史，都是因为他懂得“富与贵，……鲜有不至于淫者”32。
西门庆在商场、官场的巧诈经营，让其由《水浒传》里的“破落户财主”摇身变作《金瓶梅》里拥有多家店铺、积了大宗银子、生意沿运河做到松江船上的山东大商人。《金瓶梅》主要描述的就是他近五年之暴发生活的点点滴滴。
第三、仁义其外，私利其中。作为“山东商人”的代表，西门庆身上时见仁义。他虽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但对自己的女人也偶有爱惜之意。
例如西门庆在李瓶儿临终前后的仁义表现，让我们感到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真人。这比之前文学史上那些“始乱终弃”的多情才子，多了一份实在感。
西门庆贿赂官员也表现地大气仁义，他精心整治胜过蓬瀛的园亭以备迎来送往，他请御史们一次酒宴就曾耗去金银不下千两。西门庆有时也周济应伯爵、常时节等穷朋友，而且十分慷慨大方；他还曾邀请自己的伙计、女婿等饮宴听曲儿；他有时也斋僧奉道，且布施丰厚。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门庆的上述表现并不能完全跳脱其获利的内在商性：他通过女人来谋财并非什么秘密；他要拉拢贪官污吏一起做稳国家的蛀虫；他的生意和生活需要各色人物来帮闲、帮忙、甚至是帮凶；他并无宗教信仰，投资神佛不过是为了要保其富贵不断。
第四、附庸风雅、市井俗流。商人暴富便要附庸风雅，这几乎是一个通例，西门庆也不例外。那把西门庆出场便摇着的洒金川扇儿即是其附庸风雅的道具，也使得其形象迥然有别于《水浒传》里的西门庆。
他整治的那座大园子也的确超级雅致，就连京里来的蔡状元都极口赞叹。他做官后的吃穿用度无不努力向雅，饮宴中常常听曲赏舞，甚至像封建贵族一样蓄养歌儿舞女。
然而，描写西门庆的笔墨里处处写雅，反而时时露俗，对此前人已经揭出不少。仅从张竹坡评点中拈出几条略加说明：
“然则写桂姐、银儿、月儿诸妓何哉？此则总写西门无厌，又见其为浮薄立品，市井为习。……又见金、瓶二人，其气味声息，已全通娼家。……其写月儿，则另用香温玉软之笔，见西门一味粗鄙，虽章台春色，犹不能细心领略，故写月儿，又反衬西门也。33
观玉楼之风韵嫣然，实是第一个美人，而西门乃独于一滥觞之金莲厚，故写一玉楼，明明说西门为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34
故知作者特写此一位真正美人，为西门不知风雅定案也。35
写西门自加官至此，深浅皆见，又热闹已极。盖市井至此，其福已不足当之矣。36
”以上述品评为线索去细读相关文字，便知作者塑造的就是一个胸无点墨、浮浪成性、俗在骨髓、满身铜臭的市侩商人形象。
因此，书中为他设置的家中室外的女人“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37实际上，因为要画活一个经商的市井俗流，作者为西门庆设置的一切风雅都透出几分恶俗。
总而言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晚明运河市镇上“山东商人”的典型形象。他生在“山东清河”，在此地发迹变泰，长期求财逐色于此，最后处商业巅峰时因纵欲过度而死在清河家里。
自始至终，金钱给了他无限的力量，甚至让他说出“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38的肆无忌惮的狂言。这一狂言充分暴露出西门庆的暴发户心态——金钱万能。
实际上，西门庆能够任性妄为、乃至具有“通天”之能，也的确主要缘于他的财力。可以说，他无法无天的宣言正是当时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强音在小说中的体现。
除西门庆外，小说还塑造了完全走着西门暴发老路的张二官，同时还描写了众多的中小商人，如乔大户、张大户、孟玉楼的兄弟孟锐，在东昌府各县间贩运棉花的孙清和他的伙计冯二，等等。他们一起烘托着西门大官人，活画出《金瓶梅》中好货好色之“山东商人”的群像。
在以“山东商人”为主角的《金瓶梅》世界里，武松“山东好汉”的形象被矮化、俗化，甚至成了被调弄的对象。
首先，英雄赖以成名的打虎事件成了天下第一帮闲应伯爵口中的八卦，对此竹坡评道：“《水浒》上打虎，是讲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扑。《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个‘怎的怎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又像，便使《水浒》中费如许力量方写出来者，他却一毫不费力便了也，是何等灵滑手腕！”39
张氏乃是从文法上注意这一叙事关节，我们则感到应伯爵“毫不费力”的嘴上打虎正是对打虎好汉的反讽。因为在《金瓶梅》世界中西门庆才是好汉，是色界强人、商界霸王，所以“在伯爵口中描出为妙”40。
再加上此回中的道士画虎，市侩兄弟们的插科打诨，更加消解了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从而变成了矮化、俗化的手段，在武松被未来的对立者调弄的叙述过程中，读者能感到这是一条千里伏线。
其次，《水浒》中的“山东好汉”武松不仅快意恩仇，而且江湖、官场经验丰富，其报仇过程显得果断且精细。而在《金瓶梅》中，他不仅轻易让最重要的证人何九叔溜了，还粗心到误杀李外传。更可怜的是，他遇赦回家报仇时，最大的仇人西门庆已自己病死了，从而让剩下的杀嫂大戏一下子失去了《水浒》中的悲壮氛围。
而他从王婆手中买嫂杀嫂，其手段完全世俗化——以一百两银子购买，其托辞是要娶嫂为妻，杀完了还要卷财逃走。
经《金瓶梅》这样一番改造，打虎的英雄气概、报仇的痛快淋漓、自首的慷慨悲壮全不见了，武松这位被《水浒》评点者誉为“天人”的好汉一下子被拉进俗世的尘埃，变得卑微可笑，他与他周围的一切也无不沾上金钱的铜臭。这正是为配合塑造“山东商人”西门庆而做的改造，它对凸显《金瓶梅》“独罪财色”的创作主旨而言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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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兰陵”：一块寄寓诗魂之地自从欣欣子透露出是“兰陵笑笑生”创作了《金瓶梅》，透过这一化名去揭开作者真面目的考索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如此，固然因为我们有“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另外揭秘谁写了这部旷世奇书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兰陵笑笑生”作为作者或改定者当然是具体的，论者进行坐实的努力正一点点复原其历史的真身。不过，在现在各种答案都缺少“临门一脚”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文化素的视角来审视“兰陵笑笑生”，这也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品味《金瓶梅》的丰富意蕴。
在寻找作者之途中，论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兰陵”，但就像大家考证出不少“清河”来一样，“兰陵”亦很难精准地落实于某地。
然而，从文化素的角度言，“兰陵”最早始于战国时期楚国所设“兰陵县”。此“兰陵”之名传说为大诗人屈原所取，意为长满兰花草的高地。战国大儒荀子曾两任兰陵令，在兰陵施政、弘道、生活，而最后葬在那里，从而开创了兰陵文化的早期辉煌。那时的治所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兰陵县之兰陵古镇。
两汉以迄西晋，“兰陵”所指均无变化，而且在文化上继续保持优势，涌现出不少经师硕儒和文学大家。自永嘉南渡后，开始有了“南兰陵”之称，其原因是“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41。可见，“南兰陵”之设本就寓着不忘故乡之意，其文化之根脉承“山东兰陵”而来，这是并无异议的。
因此，本文抛开“兰陵”的南北之别，单从“文化的兰陵”着眼，拈出“山东兰陵”这一文化素来加以剖解——来敞开这块意蕴丰富的寄寓诗魂之地。
为何要突出强调“兰陵”是“山东兰陵”呢？这实有较多的文本根据与重大的文化意义。早期的“山东兰陵”文化是齐鲁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结晶。两汉以迄明清，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运河文化在“山东兰陵”交汇，使其成为一个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域。
笑笑生作为“兰陵人”，深受这一文化的濡染，而《金瓶梅》多种方言、多地民俗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正肇基于此。
我们以方言为例来略作说明。《金瓶梅》的基础方言是山东方言，这是论者比较一致的意见，张冥飞说：“《金瓶梅》虽是白话体，但其中什九是明朝山东人俗话”42；黄人说：“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43，吴晗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44；郑振铎指出“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45；鲁迅则肯定“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46。他们也都据此来论断《金瓶梅》的作者是山东人。
虽然后来也有人不断找出《金瓶梅》中的其它地方方言，但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其以山东方言为主，且加以证明的论著较之其它方言更为丰富详明。
假如了解了“山东兰陵”文化本身便是《金瓶梅》创作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假如认识到上述“山东清河”、“山东运河”的文化兼容性的特征，便不难理解小说中多种方言交杂的现象。至于《金瓶梅》中出现多地民俗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也同理可解，且有很多具体的论证，不再赘述。
接下来，我们看拈出“山东兰陵”之于《金瓶梅》的重大文化意义。
第一，加深理解作者著书的悲愤心态及《金瓶梅》的反讽意味。“兰陵”之名缘于怀沙自沉、创作《离骚》的悲剧诗人屈原。自视高洁、忧国忧民的屈原因遭谗去国，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以“香草美人”譬喻之《离骚》；而笑笑生不也是直面晚明衰世，感叹世情冷热，以发愤之笔著绘此饱含寓意之“金瓶梅花”的吗？
对此，不仅张竹坡已有会心，近代狄楚青亦有知己之言，他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籍小说以鸣之”。47可见，笑笑生冠以“兰陵”，便可借这块处在鲁南的故地来为伟大的诗人招魂。
当然，“金瓶梅花”非但没有“香草美人”的高洁，而恰是相反的污秽不堪——《金瓶梅》以“情色”入手暴露晚明拜金社会的罪恶，以突破常规的笔触描摹了一群蔑视儒教伦常的丑物——这正是笑笑生追求的反讽意味。
山东本以儒家文化著称，“兰陵”乃是大儒荀子晚年弘道之地，笑笑生不但为西门庆等异端立传，还偶而流露出对他们的欣赏，到底出于何意呢？
细读文本，我们便能寻绎出反讽的“微言大义”。《金瓶梅》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情色”故事来引起读者对色欲的思考，让读者有所戒惧，因为作者的结论是“情色”足可败家亡身。这种用心不仅体现在作者给书中色男欲女们安排了以“淫”死的悲惨结局，让偌大个西门府如秋叶般飘零，亦体现在全书里穿插的数量不少的劝诫性诗、词、曲、文或议论。
杜贵晨称其采取了儒家“诗教”的态度，美国学者芮效卫则直接将其与“兰陵笑笑生”的化名联系起来，他说：“在这个化名中，并不只有地名兰陵意指荀子……我以为这个化名是作者企图用来给那位古代兰陵令招魂，因为荀子鄙视那些为追名逐利而倡导邪说到处钻营的鲜廉寡耻之辈。他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极度愤懑，尽情嘲骂。”48
这个分析比较恰当地揭示了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的动机与荀子思想实际的深密关系。
第二，有利于揭示笑笑生渊源有自的文学创作传统。《金瓶梅》作为小说，这一文体与兰陵令荀子也大有关系。我们来看《荀子》一书，不仅善于叙事，而且穿插着不少历史、寓言故事，民间传说、甚至说唱文学，正如王恒展所论：“尤其是《成相篇》和《赋篇》，不但在内容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小说因素，而且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启后世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之先声”。49
来自“山东兰陵”的笑笑生创作小说《金瓶梅》正是继承了先辈荀子的创作传统。另外，众所周知《金瓶梅》以“情色”为小说叙事的焦点。笑笑生之前，兰陵文人对有情色倾向的文学曾做出过历史性贡献。最显在的例证莫过于由兰陵萧氏家族提倡而盛行一时的南朝“宫体诗”了。其中的代表人物萧纲曾称赞“宫体诗”说：
“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50
”不仅如此，他还教导其子“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51作为古代兰陵人的后世子孙，笑笑生的《金瓶梅》确实放荡得可以了。
第三，与其它山东文化素进行组合分析，可凸显《金瓶梅》的山东文化特色。有悠久历史传统、产生过原始儒学的山东文化，在它发展到晚明时期，在运河流经区域出现了富有新质的商性运河文化，生长、活动于这一地域的“兰陵笑笑生”幻设了一个纸上的“山东清河”，上演了一幕幕“山东商人”鲜活的情色大戏，大戏的背后是与儒家“诗教”遥相呼应的“独罪财色”。
这部代表晚明山东文化的杰作与同时期心学高倡的人性解放思潮南北呼应，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通过以上对《金瓶梅》中主要山东文化素的考察，我们更加明确了明代山东运河商性文化是孕育《金瓶梅》的母体，山东运河及其连通的市镇是它的文化出生地及其传播的中心地带。
同时，也更加明确了《金瓶梅》作为小说的文学特性：为塑造西门庆等“山东商人”的艺术群像，作者精心营构了“山东清河”这座艺术幻城；“山东运河”沿岸都会里的“时俗”源源不断地为作者提供着艺术加工的素材，笑笑生据此创造出一个“比真的还真”的艺术世界。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金瓶梅》绝不是逐日记录西门府生活的一本“烂账”，当我们充分领略了《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52的暴露艺术，当我们充分承认了《金瓶梅》姓“金”不姓“黄”，就连作者的化名“兰陵笑笑生”也具有了新的意蕴——“兰陵”是文化的兰陵，“山东兰陵”作为文化素不仅提示读者去寻觅笑笑生的真身，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作笑笑生情有独钟的寄寓诗魂之地，而他的“笑”是一种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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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第98页。
3、17、31、33、34、35、36、39、40［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页、第81页、第111页、第70页、第74页、第74页、第187页、第96页、第96页。
4、5、6、7、8、9、18、26、27、28、29、30、38梅节等：《金瓶梅词话重校本》，香港梦梅馆1993年版，第3页、第6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23页、第1266页、第24页、第23页、第139页、第445页、第1110页、第720页。
10秦修容：《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页。
11废物：《废物赘语》，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页。
12［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
13［明］王舆：《临清州治记》，张自清等：《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4［明］穆孔晖：《重修旧锐亭记》，《玄庵晚稿》卷二，清钞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
15参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
16何高济等：《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四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明］李东阳：《过鳌头矶其一》，《怀麓堂集》卷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20黄霖等：《<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9页。
21［明］袁中道：《游居柿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9页。
22［明］谢肇淛：《金瓶梅跋》，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23、52［明］袁宏道：《董思白》，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页。
24［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5［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三回，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74页。
32［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37曼殊：《小说丛话》，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41[梁]萧子显：《高帝本纪上》，《南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页。
42冥飞：《古今小说评林》，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8页。
43黄人：《小说小话》，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4页。
44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45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
4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8页。
47平子：《小说丛话》，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页。
48[美]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徐朔方:《<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49王恒展：《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43页。
50、51[梁]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清]严可均：《全梁文》卷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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