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金瓶梅》的“漏洞百出”说明了什么？
1月21日，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刊发了张国风先生的一篇文章，名为《漏洞百出》（原文链接：张国风：漏洞百出）。此文主要列举了《金瓶梅词话》中的漏洞，从第一回到第一百回，共分列20个回次之多，涉及的章回还要高出于这个数量。此文一出，引起了学界内外的众声喧哗。《金瓶梅》不是我国文学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吗？它不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吗？ “漏洞百出”的作品能会是这样吗？表面看来两者似很难调和统一，实际却另有缘由。
《第一奇书金瓶梅》
一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一部世情小说，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巨著一起同被列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尤其是本书更是“奇中之奇”，因为小说有不少色情描写，而被人视为黄书、列为禁书，至今“恶”名仍未除尽。作品的书名从故事中西门庆的妾潘金莲、李瓶儿和宠婢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小说从《》第23至26回内容引出，叙述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毒杀。武松误杀李外传，报仇未得。西门庆逃生后，买通朝廷重臣蔡京，交接官府，巧取豪夺，拼命地食猎女色与暴敛财物，终因纵欲而殁于壮年。其死后，亲疏友散，家业凋敝，潘金莲终先被赶出，后又死于武松的刀下。
《金瓶梅词话》序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仍为不解之谜。此书明代的刊本均不题撰人。书前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所作。此后四百年来，关于此“兰陵笑笑生”的猜测和争论一直未止，至今已有近七十余种说法，主要的如：王世贞、李开先、李渔、李贽，徐渭、贾三近、卢楠、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等。还有人主张作品如《三国演义》或《水浒传》，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几代由若干人不断汇聚累积而成，后由文人修改写定；也有人以为此书是无名的民间艺人等所为。在学界，持非文人独立创作说者，均主要取证于作品的漏洞与相互龃龉。
首倡集体创作说的潘开沛先生1954年8月29日在《光明日报》刊出《<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他提出其主要依据为：第一，书中几乎处处可以看到说书人自己的语调；第二，全书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快板、说明是说书人为了说书时的演唱而引用或编撰的；第三，书中内容重复，穿插着无头无脑的事，与原作旨意矛盾，前后不一致，不连贯，不合理，以及词话本的回目不讲对仗、平仄、字数多少不一等毛病，证明该书不是一个什么“大名士”、大文学家所独自创作的作品，而是许多说书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相同的时间由个人编撰和互相传抄，不断修改、补充、扩大、演绎的结果；第四，从全书结构，故事及技巧看，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第一回的开场白说明编撰者只打算写到八十七回武松报仇，以后各回是后人续作，以安排其他人物的结局；第五，从作者的直接描绘和一些淫词秽语中也可以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
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证》，《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徐朔方先生在1980年和1981年连续在《杭州大学学报》刊文，主要从八个方面来论证小说是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一样的集体创作，即：一是书中每回前都有韵文唱词，带有说唱艺术的特色；二是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结，是说唱艺术词语的残余；三是正文中有若干处保留着词话说唱者的语气，与作家个人创作显然不同；四是书中人物哭死人及诉苦唱[山坡羊]、[步步娇]，如作为作家个人创作，难以理解；五是小说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几首诗、词或散曲，有时将戏曲之文整出整折地写上，是说唱艺人以多种艺术形式娱乐观众的一种方法；六是书中有不少地方同宋元小说、戏曲雷同，是作为词话的《金瓶梅》在长期说唱中同别的传说互相吸收、渗透的结果；七是全书对勾栏用语、市井流行的歇后语、谚语的熟练运用，对当时流行的民歌、说唱戏曲的随心所欲的采录，说明它与说唱艺术有血缘关系；八是从风格看，行文的粗疏、重复，也不象是作家个人的作品。
还有学者认为作品为民间创作，出自中下层文人或书会才人、书贾之手。如1985年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孙逊、陈诏的题为《<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土”说一一从儿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的作者》一文对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回目浅陋，诗词粗劣，写中下层人物，市井场面比写上层人物，大场面成功，推断《金瓶梅》“更象是中下层文人，特别是书会才人所写”，而决非上层“大名士”、大官僚手笔。原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先生则在199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金瓶梅〉研究十年》一文，提出：“现存金瓶梅词话的错乱、破绽比比皆是，显系书贾拼凑不同抄本匆匆付刻，连抄本中的批语都误作正文入刻，不像经过语言人作家的加工写定。”
对于非文人独立创作说，很早即有人提出质疑。如徐梦湘于1955年1月17日《光明日报》著文（《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指出，书中有说书人的语气，是因为这是文人拟作，是当时风气。书中引用了许多俗文学作品，只能说明作者非常熟悉下层生活，爱好俗文学。根据书中的首尾照应，前后照应，说明作者是有计划地写完全书的。1957年，张鸿勋著《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一文，明确提出《金瓶梅》是现存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个人创作的第一部，全是作者一个人的规划，一个人的创作，这个人就是笑笑生，他是山东峄县人。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撰文（《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书后，有关故事、传说、戏曲、评话仍流传下来，而《金瓶梅》如果是话本，为何没有一点类似的作品流传？从而否定集体创作说。1985年，他又在为《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作序中重申个人创作说：《金瓶梅》主体部分是有机的、完整的，它以一个家庭的人物活动为基点，上连朝廷，下连市井，逐步展开了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同时逐步完成了典型人物的塑造。它的故事情节是前后紧密呼应的，艺术结构是精心统一设计的。
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1985年，现任金瓶梅学会会长黄霖先生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他首先概括徐朔方称《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理由为三点：一、它是一部词话；二、行文有粗疏、重复以及颠倒错乱之处；三、抄引前人作品极多。然后驳论，关于第一点，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质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第二点，《红楼梦》也难免有矛盾之处，长篇小说叙述之错乱，不能作为论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依据，而只能说明构思和创作是否周密；第三点，《金瓶梅词话》作者把某些作品中的个别片段汲取过来，作了某些改动，溶化到自己作品中，这完全是一种个人创作的过程，作家经过独立的构思，在自己设计的情节布局和人物形象的蓝图上“镶嵌”前人作品中的某些片段，这理当称之为个人创作。
纵观上文的回顾和陈述，本人更倾向于黄霖先生等人的观点，以为《金瓶梅》是文人个人的独立创作，具有独立而统一的构思，情节基本是前后紧密呼应的。同时，也应看到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一直也是为学界所高度认可的，主要包括：第一，在创作题材上，作品从描写将相英雄、神仙妖魔转向普通家庭中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第二，在创作主旨上，作品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表现丑；第三、在人物塑造上，作品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第四、在叙事结构上，作品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状交织；第五、在语言艺术上，从说书体语言发展为市井口语。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金瓶梅》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最后跨向《红楼梦》这部巅峰之作间的不可逾越的重要链环。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金瓶梅》中的漏洞？作品中所谓的“漏洞百出”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主要是与我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文人和白话小说的社会地位及各自品格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把淫邪丑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作品展示出的是一个如此的世界:阻扼不住的“欲”的烈焰到处奔突。被掏空了理性的“人”，极强地为“欲”所牵引，他们疯狂地沉浮于酒色财气的浊浪中，人与动物相隔离的篱栅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个世界几乎变成了动物的乐园。构建《金瓶梅》如此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故入迷境的狂欢，体现着对解放人欲的深深企盼。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曾说:“我们须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种指导的原则或行为的动机，我们随时都受它们控制，一个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欲望，另一个是习得的求至善的希冀。”这段话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普通性。《金瓶梅》的作者不管如何千差万别，距作者时代最近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则是大多数人进行研究论证的起点。
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一方面重气节，讲行止；另一方面又流连诗酒，放任不羁。特别是当他们屈居下僚、郁闷不得志的时候，后者又常常成为前者的具体行为体现。这些以宣泄情感来消解内心“块垒”的方式，实质上都是“求快感的欲望”的外在表现。《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正是封建理学与商品经济高度交汇的特殊时期。当时的士大夫多已失去憧憬未来和展示自我的信心与力量，他们以“出于名教之外”自封，耽于酒色，行为失检。如著名文人屠隆、臧懋循因“淫纵”事罢官，仍然“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大文学家汤显祖虽志洁行芳，却对屠隆等式的行为全无贬意，反而作诗称颂，曰: “如此风流自可人，礼法之人闲见嗔”“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在小说这种通俗文学体例中的不平之“鸣”就走向一种畸形。这样，对凝聚与浓缩着人欲的浊糜之境的大力激活，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作者通过对酒色财气四事、场面的热闹喧嚣和人物的动物性的戏拟化描写，既为自身，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泄欲的充分空间和通道。西门庆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大力铺张渲染他作为官、商、霸的显赫、豪奢、淫纵，并对围绕他的酒、色、财、气之事进行细腻全面的描绘，如对西门庆“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第27回)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他慷慨好施行为的凸现等；另一方面，又常常穿插进夸张、变形化的游戏调笑之笔，对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动物性特征，进行最大限度的展露。如描写西门庆性行为的大量韵文，丑化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群，和以应伯爵为代表的食客群，对他们的无厌贪求和百般承奉进行廓大化展示等。前者，作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独特角色为替身，实现了放纵人欲的狂欢；后者，作者又在将角色动物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种狂欢得以更大限度地纵深和续延。总之，它们都是人欲的强烈喷射。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产生于市民阶层土壤上的白话小说属于俗文学的范畴，其地位与作为经典的诗词文有着云壤之别。经典的诗词文多书写正统的、雅正的、怨而不怒的思想与情感；而且因其篇幅短小，非常不能铺张尽性且酣畅淋漓；而白话小说，尤其是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则为广大文人尽情抒发倾吐深压在内心的情欲提供了很好的通路与载体。可以不谈家国天下、不谈经史子曰，无需冠冕堂皇、无需正襟危坐；可以无遮盖地来说风花雪月，可以无尽满足隐藏在内心的全部财色之愿。这是文人进入痴迷的幻梦，是他们如同酒醉之后的肆意狂欢。这些人更可能把写作看成是玩、是恶作剧、是悄悄做“坏事”。他们写出的作品，从来很少有人署下自己的真名，他们根本不管书后的变聋变哑，骂名千载；更不会太多考虑诗词的是否对仗工整、情节的前后榫合；他们更多的是情感的自由流动与随意挥洒。
毋庸讳言，《金瓶梅》中有不少性描写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实际大多连书场都很难说出口。此些文字描写入微，且并不粗糙，隐含着作者欣赏品味而略有戏谑的心态。既非金殿对策，也非高堂题诗、朋友唱和，既无人监督，也无现场人评鉴，几乎挣脱了所有的枷锁，完全在一种自由、放松、甚至癫狂的状态，你还能对一些小的细节枉提些什么太高的要求吗？不少“漏洞”的出现自然是正常的了。而且，在私密并频繁的传抄过程中，有所遗失或随意的填补，也可能是存在的。
在古代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下，长期被正统文化所压抑的文人确实很需要如此的解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态下，即使如此“漏洞百出”的作品，出自文人甚至大名士之手也是正常并可理解的；即使如此的作品，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也应不失其伟大！
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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