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业：中日学术交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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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求大、日本做小我个人多年来和日本学者接触很多，对双方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都有所了解。我觉得大陆学者和日本学者做研究有很多差异，这一般是环境不同、学术历史不同所造成的。
其中一大差异就是，研究方向有差异。大陆研究经常求大求全，动不动就是大工程、丛书、文集，而日本学者很少做这样大工程，往往是看似很小的研究课题。
这固然和研究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大陆有很多学者一起做，可以做大项目。而日本研究的人少，想做大项目也做不了，因此只有做小项目。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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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偏虚、日本重实这是公认的事实，一位日本学者曾和我说：大陆学者文章70%是谈虚的，如思想、艺术、人物形象等，只有30%是谈实的，如版本、作者、写作年代等；而在日本是刚好颠倒的，70%谈实的，只有30%谈虚的。
我细细思索，他说的很对。这也是环境所造成的，也无可指责。这也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我只对实证研究有兴趣，因为我推广数字化，数字化也只有在实证研究中有用，对于思想、艺术、人物形象等研究是毫无帮助的，因此我和日本等海外学者交流较多。
近来我常去日本参加各种研讨会，看到日本有些学者针对某个很细小的课题所做的实证研究，在大陆是不可能有人想到去做这类细小的课题研究，这类研究看似价值不大，但仔细想来，很多研究都是从小处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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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实施困难近年来我常在大陆和海外参加各种研讨会和活动，对大陆和海外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对大陆和海外的考核制度也有所了解，对此想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大陆目前的考核制度以量化考核为主，各种量化考核标准还在不断变化升级，各级教师苦不堪言。我因为已经退休，对此没有切身体验。
由于经常接触各级在职教师，经常听到各种不满议论，我因此很奇怪，因此在海外就常常去刻意了解海外的考核制度。
结果发现，海外也有各种量化的考核方法，但最主要的考核是同行评议，所占比重极大。我就奇怪了，既然海外可以用同行评议为主，为何大陆不能仿效呢？
通过多年和大陆高校教授们的接触了解，我终于基本搞清楚在大陆为何不能仿效海外的同行评议。其主要差异在于，海外同行评议是货真价实的同行评议，如果考虑情面做出不实评议，以后在学术界就无立足之地了。而现在要在大陆除非是匿名评审，此外要实施没有任何水分的同行评议已经很难了，这是由于商场的拉关系和腐败已经侵蚀了学术界。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开放，外国人来大陆做生意，首先感到大陆和海外最大差异是，在海外做生意，只谈生意即可，但大陆不行，必须拉关系。在大陆学术界现在也是如此，没有关系是不行的。报项目要拉关系，评职称也要拉关系，同行评议自然也要拉关系。在这种局面下，以同行评议为主的考核方法自然无法实施。
这是我的分析，不知是否符合事实？最近大陆地区的反腐败，就是要破除拉关系。但要彻底改变目前的局面，怕还是要有待时日，我们对此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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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公款消费、日本基本自费近年来我常在大陆和海外参加各种研讨会和活动，对大陆和海外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我觉得大陆和海外的差异很多。
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第一次邀请我去京都大学访问时，到京都后给我第一个意外是他们接待吃饭要自费。
我从北京出发，航班是到大阪国际机场，我到任何地方喜欢看古迹，我事先查到大阪有座日本天皇墓地，因此事先和金先生说我希望到大阪去参观天皇墓地。
到大阪后，金先生请位年轻老师开车接我，但他不熟悉这个墓地，找了半天才找到。不料一看，墓地在一个小湖中心的岛上，不能进去参观，只能在外面看看。
然后我又去参观大阪有名的大阪城堡，但由于去墓地耽误时间，城堡已经关门，只能在外面看看，然后他把我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到京都火车站，金先生亲自在站台接我。然后领我和一些日本朋友在京都大学附近的饭店聚餐。令我最吃惊的是，餐后金先生逐一向各位作陪的老师收餐费，使我大吃一惊。
在大陆，邀请外国学者来访，老师作陪接待，绝对是公费支付，绝对不会要每人自费。接待餐竟然要自费，实在无法想象。
后来我每年参加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会年会，学者与会，所有餐费、住宿费等也是全部由学者自己自费。这和大陆差别实在太大。
不过近几年大陆地区对公款消费吃喝已经下文禁止，是否过几年会达到日本这样公私分的一清二白的地步呢？我们走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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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官是服务、大陆当官是权力在第一次应金先生邀请访问京都大学后几年后，就听说他当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我于是去信祝贺。
他马上回信告知，日本的所长和大陆的所长有本质不同，我这才知道，都是所长，但完全是两回事。
大陆的所长权力极大，无论是项目、经费等大事，都是所长一人签字即可，当然事先也要征询各方面意见。而日本及海外的所长实际是办事员，只是大陆的办公室主任。任何大事都要上报教授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所长只是负责平时一般行政事务，没有任何权力。当然如果出去，还是所长代表研究所出面的。
大陆和海外的这种差异我也仔细分析过，各有利弊。
大陆的体制所长有大权，自己就可决定，因此决策迅速，办事效率高。但如监管体制不力，很容易滋生腐败。如所长决策失误，也容易出问题。
而海外的体制必须集体讨论，一般绝对不会滋生腐败，也不容易出错。但由于是集体讨论，有时意见不一致，办事可能拖延，没有大陆办事效率高。
大陆的所长是上级领导考核，上级任命。而海外的所长是民主选举，选上你，你就不能推。由于海外的所长实际只是办事员，要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往往会耽误自己的研究工作，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做。而大陆的所长因为权力大，一般都是抢着做。
这种两种体制差异，在我看来是各有利弊。最近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大东文化大学的中川谕教授当选他们学科的学科主任，他很烦恼，因为他住横滨，离东京很远，这样他必须每天去上班，会耽误他很多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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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研是自己的事比较大陆和日本的体制，在科研上我觉得还有所不同。在大陆，教学、科研并重，都各有一套考核体制考核。而且一般科研考核更具体，量化后更清晰，而教学考核一般不具体，较难量化（当然我退休多年，据说现在的教学考核也有很大变化）。但我发现，在日本和大陆的科研考核是完全不同的。
在日本的大学里，只考核教学，基本不考核科研。日本的学校认为：学校是培养学生的，我请你来，是负责教学的，科研是你自己的事情，学校一般不去考核（专职的科研人员除外）。这也有一定道理，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自然要以教学考核为主。
我每次去日本参加中国古代小说会，都看到很多年轻的教师，仍然自费坚持参加这种学术研讨会。他们有的是非常勤教师，就是不是学校正式编制，收入很低，由于要自费来开会，有的坐不起飞机，甚至高铁也是奢侈，要坐最便宜的半夜大巴往返。
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参加这种研讨会呢？我仔细思索后的答案是，如果他们不参加这类研讨会，只埋头教学，时间长了，就会脱离学术圈子，自己不知道别人做什么研究，别人也不知道你在研究什么。这样你教学中就不可能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样从长远来说，对自己的前途也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就是自费，也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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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交流、有待扩展在日中学术交流方面，现在日本学者了解大陆研究情况比较容易了，因为他们可以订阅各种中文刊物，他们一般都熟悉中文，阅读也没有障碍。而且现在大陆各种期刊都上网了，如中国期刊网等，只要付费在日本阅读、下载都很方便。
但大陆学者看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困难。2012年我收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段江丽教授来信，希望我代为联系金文京教授，以便申请由日本政府资助的赴日访问学者。日本政府每年都出巨资，资助大陆学者到日本访问一段时间（段老师是两年）。
我和段老师很熟悉，知道她在《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就推荐给金先生。金先生也写了推荐信。没有想到，很快段老师的申请就获得了批准。金先生告知我，他也很吃惊，因为他在此之前曾多次推荐大陆学者，但都没有批准，没想到这次一下就批准了。
段老师这次赴日也以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主题，她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准备再对一批日本学者进行访谈，这些都得到了金先生的称赞，这对大陆学者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会有很大帮助。我因为促成此事，也很高兴。
2012年我再次出席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会，以前一般大陆学者只有我一人，这次复旦大学黄霖老师带了他一批高足赴会。会议期间我得知，黄霖老师几年来和日本交流很多，也希望招一名熟悉日语的博士生，以便更方便随时了解日本的学术研究动向。但可惜多年来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段老师这次也向黄老师推荐一名她们语言大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短期访问学的研究生，但由于她没有学过中国古代文学，不好申报。看来黄老师的设想要实现还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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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情况、了解不够2009年在杭州举办《水浒传》研讨会，李永祜先生发表有关《京本忠义传》的论文，我以前没有研究过《水浒传》版本，因此很有兴趣，上网找到一些有关文章，了解了各种不同看法，并把此事告知了中川谕先生。
不料他立即发来他1996年在日本发表的论文。我看后大吃一惊，他提出的看法很有道理，可惜十三年来大陆学者根本没有看到他的文章。
因此，现在中日学术交流还是不对等。日本学者了解大陆研究情况比较顺利，而大陆学者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则很不顺畅。一者大陆学者多不懂日本，二者日本学者的文章散见于日本各种杂志，大陆多无法订阅，日本杂志一般没有上网。今后日中学术交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对于各自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学术研究提高绝对会有极大帮助的。
今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如有可能，某个出版社有兴趣，可否分学科、定期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包括海外学者）的文章，使得大陆学者能及时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情况，促进学术研究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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