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中庸”是富于辨证精神的思想方法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方法。
《礼记·中庸》（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撰）记了孔子对它的思考：“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原来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孔子，长期苦苦思索“道（儒家的政治理想、主张）之不行、道之不明”的原因后，得出结论：人群有智者、愚者或贤者、不肖者之分，智者、贤者做事往往过头，而愚者、不肖者往往做得不够：二者都不当，社会效果不好。
为此孔子提倡一种更合乎社会、自然及人类思维规律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方法，不偏不倚的中常之道，既不“过”，又不“不及”，这就是“中庸”。
当然，《礼记·中庸》对“中庸”道德内涵与儒者修身、治国的道理多有阐述，我们这里仅就“中庸”的思想方法及实际应用方面略谈体会。
《论语·先进》记载，学生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与卜商（子夏）哪个更好些（师与商也孰愈）？”孔子回答：“颛孙师过分，卜商不够格（师也过，商也不及）。” 子贡说：“这样说来，颛孙师好些吗（然则师愈与）？”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格一样（过犹不及），都不好。”
这就是孔子以“中庸”的标准来评价人（包括品德、性格、行事风格）的实例。当然，这里颛孙师（子张）不见得是智者、贤者，卜商（子夏）也不见得是愚者、不肖者。很可能颛孙师（子张）思想性格更激进、偏执，而卜商（子夏）则趋于迂缓、保守而已。孔子均予以否定。
在君子如何看待朴质与文采关系的问题上，孔子的学生子贡说：“朴质胜过文采，人就显得粗野（质胜文则野）；文采胜过朴质，人就显得虚浮（文胜质则史）。只有文采与朴质兼备而融合，才算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应用“中庸”的标准来观察问题，进行个人修养（“文”与“质”两方面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要融洽得当——“文质彬彬”）。显然，“中庸”是一种更为全面、更富于辨证精神的思想方法。
《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来，孟子这话主要是针对某些偏激的文人说的。
东汉赵岐解释说：“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这里是批评“高级的”不孝：中国的读书人有的死心眼，好走极端：说孝顺父母，他就一味讨好服从，父母明明不对，他也不劝谏而恭顺照办，结果使父母违背道义犯了错误；说不应贪财，而应清廉自律，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去当官，家里贫困，他也“君子固穷”，弄得老人衣食无着；娶妻生子后，容易影响孝敬老人，他就索性不娶妻，以免分心——这样胡闹起来，岂不也于父母不利？
这就是孔子在《礼记·中庸》所批评的“贤者过之”，于是孟子针对他们提出三条不孝之表现，以提防、纠正其过激偏向（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涉及中国人的传统迷信观念：祖先之神灵须享受后代儿孙的祭祀，无子绝后，则祖先绝祀，便成饿鬼）。
至于世俗人，《孟子·离娄下》又列其不孝的五种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这是一般小人的不孝表现：懒惰、好赌、好酒、贪财，只顾妻子儿女，而不顾及孝养父母；纵欲享乐，耽于声色，给父母带来耻辱；好逞强斗殴，连累父母。
这是低级的不孝，即孔子在《礼记·中庸》所批评的“不肖者不及也”，孟子当然也进行了严厉批评——无疑这才是全面而辨证地看待孝，是孟子运用“中庸”思想方法的精彩范例。
顺便言及，鲁迅先生《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一文，对流行于世的《二十四孝图》，特别批评了其中的《老莱娱亲》与《郭巨埋儿》两则（其他有迷信色彩的不论），前者是七十来岁的老头儿故作幼稚顽皮逗父母开心，后者是穷人郭巨为养老母而埋掉幼子——皆矫揉造作，违背事理人情，属于“过”，不但鲁迅批评，古代有识者对杀子养亲、割肉医母之类事也是予以否定的。
在如何推行儒家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的问题上，孔子同样也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庸的思想方法。
如孔子推行“仁”，主张“仁者爱人”，但他并非凭空地要求人们去爱别人，而是给“爱人”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与出发点——爱己。人谁不爱己呢？谁愿意遭受痛苦呢？那好吧，你不愿意遭受痛苦，就请你别把痛苦施加到别人身上——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
你希望自己幸福，希望自己理想实现吗？那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也让别人幸福，让别人的理想也实现吧——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忠”。
有了从“爱己、利己”出发的“恕”、“忠”，“爱人”的“仁”也就不远了。
与此关联，儒家讲孝亲，即孝顺父母，这是容易做到的。由“孝”又衍生出“悌”与“友”，即爱兄长、爱弟妹。这也极其顺理成章：哪里有孝顺父母而不爱兄弟姐妹们的呢？既在家里尊老爱幼，“泛爱众”也就不难做到了。
孟子又表述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博爱，已经很高尚了。可高尚源于平凡，爱人始于爱己，这就是“中庸”，是儒家教育群众、实现社会理想的智慧。比起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来，虽说殊途同归，然而似乎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
《吕氏春秋·察微》记了两件有关孔门师生为善并讨论为善后是否接受报酬的事。
其一是，鲁国本来制订了法律：如果有人能出钱把为他国人做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就可以到鲁国国库去领取一笔补偿金。
子贡赎回了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回国后却谦让起来，不去领国库的补偿金。孔子知道了，说：“赐（子贡的名）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没有人再去赎自己人了。领取补偿金，于自己品行无损，却硬是不拿，鲁国就不再有谁去赎人了。”
因为别人一见子贡不领取补偿金，觉得花钱赎回了自己同胞，去拿补偿金不够体面，也就不好意思拿了。可这样做于己既费力又吃亏，于是一般人就不再去赎人了。
《淮南子·齐俗》也记了此事，总结说“子贡谦让，反而妨止了人们行善（子贡让而止善）”。其二是，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谢他，他收下了。孔子听了，赞许说：“这么一来，鲁国人就会见死而施救了。”
《淮南子·齐俗》也记了此事，总结为“子路接受谢礼，鼓励了更多的人施恩德（子路受而劝德）”。
孔子清醒地认识到，世上毕竟品德高尚者少，品德一般者多。如果一味提倡为善不求报答，那么为善的人能有多少呢？为善者又能坚持多久呢？让为善者得到适当的好处，才能鼓励众人向善、行善。这就是“中庸”的原则——不使贤者过分，而引导一般人向善。孔子是高明的。
今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果拾财物者将所拾财物交还本人，他将得到百分之几的报酬；如果所拾财物在半年或一年内无人认领，拾物者可归为己有。据说，施行这种政策，西方、日本拾金不昧现象非常普遍。这倒与孔老夫子当年的中庸主张暗合了！
而我们曾在一段时期内片面强调“无私奉献，做好事不求报”，用心是好的，但效果不甚理想，也是事实。只有从实际出发，顺乎人情，导之以义，诱之以利，久而久之，才能习而成俗。
孔子的“中庸”思想，似乎汲取了道家思想的精华。《老子》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庸”与“守中”显然有共通之处。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就是强调要有个“度”，不能“不及”，又不能“过”吗？
回顾历史，“贤者过之”的弊病，往往比“不肖者不及”为多，其危害也更甚、更烈。典型之例，如一系列“左倾”急性病，以为越“革命”越好，愈夸张愈佳：皆知不求进取、故步自封之为畏葸怯懦，而孰知罔顾事实、自我膨胀、不自量力之为虚伪狂妄浮躁也哉？
误国误民则同，而人之好恶则异——皆以“保守”为耻而以好大喜功为荣，是皆不解孔老夫子之所谓“过犹不及”也！
《论语•公冶长》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笔者按，这里指人）鲜能久矣！”至今思之，还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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