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彤：曹雪芹竟然写了戊戌变法还有辛亥革命？——说《红楼梦》中的“时间密码”
有关《红楼梦》中是否蕴含“反清复明”的思想早有争议。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索隐派”针对《红楼梦》中一些“可疑”之处进行解读。
蔡元培提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仕清者，寓痛惜之意。”[1]
而“索隐式研究法”就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著作、政治小说甚至是民族血泪史来读。
“时间密码”是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提出的重要命题：
“《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而士隐所随之道人，跛足麻履鹑衣，或即影愍帝自缢时之状。甄士隐本隐‘政事’，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灭也。”[2]
延续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中提及到《红楼梦》中“用意颇深”的时间信息，后世众多所谓文学爱好者（以“民科”为典型代表），纷纷以“时间”为证据，论证《红楼梦》中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
这并非是个例现象。在网络上《关于<红楼梦>的悼明反清》、《<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论证方式。
因张贻柱在《<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一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具有代表性且多被转载，以下多以这篇文章为参照，对应索隐派提出的时间问题，关注《红楼梦》中的“时间密码”：
在《红楼梦》书中，许多故事情节都是以时间顺序铺开的，在书中大量的时间记载里，有相当多的具体时间是与明末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比如书中最先提到的“十九日乃黄道之期”，“三月十五日葫芦庙炸供”，点明的意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甲申之变，即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64年）三月十五日兵临北京城下，十七日包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十九日李自成进驻紫禁城。甄士隐说的“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实是反其意而用之。”[3]
在这部书中，象这样以具体时间来安排故事情节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但并非每个日期都实有所指，有相当一部分日期是假语村言，是为“作者故将真事隐去”中的真事作掩护的。即使有些书中日期对明末清初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所提示或点拨，也往往隐在全书的曲笔深文中，读者们一般难以发现。一些直接关系清朝入主北京，明朝政权彻底垮台的真事和具体日期，则被作者别具苦心地隐藏在足以“令世人换新眼目”的秦氏丧礼、凤姐生日、黛玉悲吟《葬花诗》、贾母祷福等等故事里。[4]
在“民科”的论述中，“时间密码”似乎暗示了《红楼梦》中的日期真与历史事件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且能给予充分的解释。
但对于这种比附的论证方法，笔者存在以下几个疑问：
其一，曹雪芹本人是否有可能对众多大小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了如指掌？
其二，以“时间”为力证、论证小说与历史的一一对应关系，究竟是对《红楼梦》的正确分析，还是对这部小说已有“反清复明”的先设而后进行的过度解读？
其三，若从“时间重合”的角度出发，持此观点者为何只关注到《红楼梦》中的时间与明清朝代的对应关系，而忽视了概率的科学性，对历史上也同样在这些日期中发生重大的事件避而不谈？
“借林老姑爷死于九月初三日讽刺乾隆于九月初三日登基”，“借黛玉《葬花诗》悼念于四月二十五日遇难的史可法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借秦可卿出殡诅咒顺治皇帝十月初一北京登基”等等，都是挑选《红楼梦》中的时间，对应与“反清复明”相关的时间。
但其中最大的矛盾点，其一，在于“主题先行”，先有预设，而后用书中时间对应明清历史现实。
其二，在于无视概率本身的科学性，如此论述的人只关注到与明清朝代更迭相关的日期，而对历史上在这些时间内同样发生重大时间的情况予以忽视的态度，避而不谈，所以，运用这种论证方法，无法解释用时间重合度的概率高低来解释《红楼梦》中的“时间密码”，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可靠性和说服力。
相反，按照此类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将《红楼梦》解释为一部反映唐、宋、元等朝代更替的小说，甚至可以解读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工人运动的小说，可见“民科”用这种手法进行比附，缺乏真正的学术参考价值。
以下以戊戌变法为例，运用同样的论证思路，考察《红楼梦》是否也是一部在深层含义上反映戊戌变法的小说。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直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期的阴阳历换算。6月11日与9月21日均为公历，而《红楼梦》书中的日期均为农历，在此，特将后续提及的戊戌变法日期统一转换为农历，以严谨论证的方式，更能说明戊戌变法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承续民科主要提出的两个重要日期：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二进行比较。
戊戌变法开始于四月（农历），四月对于这场变法运动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在四月集中发生的一连串大事，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开端，但也同样在开端之处便暗示着这场运动的悲剧收场与陨落。
黛玉葬花于四月二十五日，“大多数读者，甚至包括一些研究《红楼梦》的权威学者，把黛玉《葬花诗》简单的理解成黛玉对花木一春，红颜易老的自作多情的伤感。就连冯其庸先生也认为‘林黛玉的《葬花辞》借花自喻，将落花与自己的身世融为一体’，而唱出的‘令人心碎肠断的悲歌’。”[5]
按照这种逻辑，黛玉葬花与《葬花吟》的确是不普通的，但其背后蕴含的深意则不仅仅是对“反清复明”的影射。
如此太过局限，我们查阅历史年表可以发觉，这也同样可以是对戊戌变法的暗示。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光绪帝与翁同龢论国是，翁力言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光绪帝命各省督抚保举使才。”[6]
光绪帝正式宣布维新变法的开始，而维新变法的悲剧性也暗含在这样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历史开端中。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黛玉葬花之日，“光绪帝命各省设立商务局，认真讲求工商业。翰林院待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道黄遵宪、江苏补用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衙门查看具奏。”[7]
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御史宋伯鲁奏呈康有为主稿的《请废八股折》，光绪帝即令降旨，刚毅力阻。”[8]
而变法背后隐含的威胁其实早有所显露，张元济曾在书札中记录道：“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9]
四月二十日前后的几日是戊戌变法的开端，开端应当是光明的；但曹雪芹正是因为惋惜，而用《葬花吟》含蓄地表达自己心中的遗憾与这场运动结局的悲哀。
黛玉因对宝玉、宝钗二人产生误会，内心认定自己“到底是客边”“无依无靠”。第二十七回写道：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摆设各色礼物，祭钱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
“在第二十八回的开头，作者则进一步说明，黛玉之所以口吟这《葬花诗》，是因为把‘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这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出这首诗来。”[10]
按照上述时间上的分析，而此处的“一腔无明”，则不该是悼念明朝，反倒是哀叹戊戌变法的未来走向令人堪忧，其中浓厚的情感是曹公内心哀凄的凝结与体现。
五月初二是《红楼梦》中林如海送黛玉进京的日子。第三回书：“如海乃说‘已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曹雪芹也同样通过宝玉黛玉吵架以及薛蟠生日对这一日期进行强化，可见这个日期具有非同一般的含义。
而这实际上是影射了戊戌变法中的一个标志性时间：五月二日，“光绪帝为废八股事向慈禧太后请旨。”[11]
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是有一定成就的，这主要体现在创立维运动教育学说，变料举兴学校，提出新学校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写道：“太平世以开人智”最重学校。“废八股”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五月初二的反复强化其实是对“废八股”的影射。“废八股，兴西学”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意义，曹雪芹反复烘托而不明确点出其中意涵，用小说中蕴含的“时间美学密码”进行深层次加工，在影射之时，造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元色彩。
以上是以戊戌变法为例，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时间与戊戌变法的关键时间同样具有微妙的互动关联。
由此可见，这种先有预设，而后进行一一对应的“主题先行”的方法，在本质上是荒谬的，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和说服力。
另一方面，这种论证方法还忽视了事件出现概率的大小问题。“民科”将《红楼梦》的时间与明清的特定日期进行对应，发现命中的概率极大。
但面对这种概率，我们理应思考：历史发展中有无数重要事件，我们用上述方法求证，将《红楼梦》中某一日期放置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推断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描写戊戌变法的小说，也可以同样推断出它是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
若对历史年表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比较，则《红楼梦》中那些看似富有深意的时间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概率也会大大提升。
因而，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我们不仅能论证《红楼梦》中有“反清复明”思想，还能把它同时解释为一部反映变法、革命、起义等其他历史事件的小说。
那是否《红楼梦》真的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反映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百科全书呢？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论证方法本身的不科学与不理性。
上文进行的分析是为了从反面破除“民科”这种分析方法的不科学、不理性之处。“索隐派”的弊病也正在于先验地将《红楼梦》视作一部政治小说、历史小说、民族血泪史，而后建立起文本与历史政治之间的关联。
进行比附并非难事，难处在于能否将其放置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综合来看这种追求比附、概率的手法是否真的具有全面性和说服力。
《红楼梦》本身在时间叙事上具有多层次、虚构性和丰富性的特征，这是这部伟大的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一大亮点。
且不谈曹雪芹本人是否真的能对各种朝代更迭中的大小事件了如指掌，强行解释这些时间点中蕴含的“时间美学密码”，反倒是对小说的破坏和损伤。
因而更有价值的，是抛开所谓的“政治小说”“民族血泪史”的观点，回到小说本身，去关注文本，悉心体会这部伟大而可爱的小说究竟是何以经久不衰，去关注小说描写的“家族、爱情、青春、生命”的主题，立足文本，探究文本，如此才是予以《红楼梦》真正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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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国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页。
[2] 王国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页。
[3] 张贻柱《<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http://bbs.tianya.cn/post-106-554177-1.shtml。
[4] 张贻柱《<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http://bbs.tianya.cn/post-106-554177-1.shtml。
[5] 张贻柱《<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http://bbs.tianya.cn/post-106-554177-1.shtml。
[6] 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555页。
[7] 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555页。
[8] 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555页。
[9] 张树年、张人凤《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2页。
[10] 张贻柱《<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http://bbs.tianya.cn/post-106-554177-1.shtml。
[11]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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