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乐经》之存亡（《乐经》探秘之二）
儒家经典在秦代虽然遭到禁毁，但汉代仍有存者。《汉书·儒林传》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1]仅《乐经》未见传者。
朝廷立经学博士，文帝时申公以《诗》；景帝时辕固生以《诗》，胡母生、董仲舒以《春秋》；武帝时杨何以《易》，欧阳生以《书》，后仓以《礼》；宣、元之后，《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书》有大、小夏侯，《礼》有大、小戴，《春秋》有谷梁。至此，《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有博士，独无《乐经》博士。
虽然，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奏立《乐经》，益博士员5人，但后人多以为王莽托古改制，造作伪籍，不可遽信。且此《乐经》也已亡佚，无可稽考。
至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篇》提到的阳成子长（一作张）所作《乐经》，那是与扬雄所作《太玄经》相似的仿古之作，并非先秦留存下来的《乐经》，故可置之勿论。
因此，先秦《乐经》的存亡，也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复杂问题。
汉代以来，有学者认为《乐经》已经亡佚，也有学者认为并未亡佚。
当然，认为亡佚者并不否认尚有部分佚文，只是这些佚文甚少，如《孟子》所云“金声玉振”、“始条理、终条理”，《三礼图》及《周礼·磬氏》疏所云“黄钟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尚书大传》所引“辟雝舟张”等语，并不能构成《乐经》的基本形态。
认为并未亡佚者也并非主张原始《乐经》完整地存在着，只是主张原始《乐经》的主体部分仍然存在，可以因之考见其基本内涵。
坚持前一意见的学者看法比较一致。坚持后一意见的学者又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现分述如下：
第一种看法以为，《乐经》即《周礼·大司乐》章，根据是《汉志》。
《汉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鼔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2]
因此，明朱载堉说：“汉时窦公献《古乐经》，其文与《大司乐》同。然则《乐经》未尝亡也。”[3]
明柯尚迁也说：“言礼必及乐，乐依乎礼者也。古之《乐经》存于大司乐，其五声六律八音，大师以下备详其制。而六列三宫之歌奏，则六代之乐咸备焉。”[4]
清李光地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汉书》文帝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岁，出其本经一篇，即今《周官·大司乐》章，则知此篇乃《古乐经》也。”[5]
清阎若璩则说：“又按《汉·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为《古乐经》，与《礼经》并配，亦小有致。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末篇曰‘窦公’，即载斯事，惜不传。予独叹南齐时雍州有盗发楚王冡获科斗书《考工记》，说者以证《考工记》非先秦人所作，则魏文侯当六国初已宝爱《大司乐》章，谓其为六国阴谋之书者，顾足与深辩与？”[6]
古人持此看法者颇不少，朱彝尊总结说：“《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三者而已。乐德则‘舜典命夔教胄子’数言已括其要，乐语则《三百篇》可被弦歌者是，乐舞则铿锵鼔舞之节，不可以为经。乐之有经，大约存其纲领。然则《大司乐》一章，即《乐经》可知矣。《乐记》从而畅言之，无异《冠礼》之有义，《丧服》之有传。即谓《乐经》于今具存，可也。”[7]
对于这一说法，有持怀疑态度者。
所谓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岁”之说出自东汉桓谭，清齐召南驳斥说：“窦公事见正史，必得其实，但桓谭言百八十岁，则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时为周安王十五年。至安王十五年，计至秦二世三年，即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即帝位，则是二百零八年也。窦公在魏文侯时已为乐工，则其年必非甚幼，至见文帝又未必即在元年，则其寿盖二百三四十岁矣，谓之百八十岁，可乎？”[8]顾实以为“齐说甚辨而碻”，同时也认为：“窦公有书，其征一也。”[9]
其实，窦公献书并不值得怀疑。先秦乐官乃为畴官，家学世代相传，汉文帝所得魏文侯乐工窦公之书，应该是窦公后人所献，窦公后人文帝时也当为乐工，此是制度安排；《汉志》云魏文侯时窦公，乃谓其书来源之古，非谓魏文侯乐工窦公亲献。窦公有书，自是《乐经》存世之证。
第二种看法以为，《乐经》即《礼记·乐记》。如宋程颐说：“《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10]
宋章如愚云：“所谓礼乐者，无复圣人之制作也，于是合礼乐之可知者编为《礼记》之书。《曲礼》《郊特牲》《祭义》《祭法》《丧服》等篇，古之礼书也；《乐记》一篇，古之乐书也。”[11]
程氏虽没有点明《乐记》是《乐经》，但将其与《大学》《中庸》并提，充分肯定了它的经典性价值。章氏则直接称《礼记·乐记》是“古之乐书”，也是肯定其经典地位。
宋熊朋来云：“《诗大序》多引《乐记》语，其小异处亦《乐记》为得其当，作《诗序》之人必出于《礼记》已传之后。”[12]
《诗大序》作者有子夏、毛公之说，其源颇古，说《乐记》先于《诗大序》,也与程颐、章如愚所说同义，即认为《乐记》是古之乐书。
明丘濬云：“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13]
显然，丘氏以为现存《礼记·乐记》是《乐经》的一部分。明何乔新与丘濬看法大体相同，他说：“乐书虽亡，而杂出于二《礼》者犹可核也。《乐记》一篇，可以为《乐经》。”[14]
对于这一看法，也有批评者。如宋王昭禹曰：“记有《乐记》，乐之传也，非经也。《乐记》作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儒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是也。”[15]
指出《乐记》乃“乐之传”，作于汉武帝时，不应指其为《乐经》。宋黄仲元也说：“《乐记》与《大司乐》俱不可谓乐之经。《史记正义》谓《乐记》公孙尼子次撰，胡明仲谓是子贡作，或又谓非孟子以下不能作。大抵此《记》有出于《家语》，出于《荀子》，出于《易大传》与《文言》。河间集博士诸生所作，王定传之，王禹又传之，至向之所校，亦不外于河间所记。定又有所谓圣人曰、君子曰、故曰者，岂多采前言以备著作与？”[16]
指出《乐记》作者说法很多，内容庞杂，似资料汇编，不应视其为《乐经》。元吴澄则说：“《礼经》之仅存者，犹有今《仪礼》十七篇。《乐经》则亡矣，其书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诵读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诸儒不过能言乐之义而已。而刘向所得《乐记》二十三篇，又与河间献王所撰二十四巻不同。其二十三篇内之十一合为一篇，盖亦删取要略，非全文也。”
吴氏不仅认为《乐经》已亡，而且认为今存汉人所作《乐记》也不是全文。
第三种看法以为，《诗经》即是《乐经》。
如宋林岊说：“《诗》者太平之《乐经》。虞夏商以前未论，自周言之，周公当成王之时，制为乐章，谓之《乐经》，以授之太师，施之郊庙、朝廷，与夫王之起居、燕寝，而又有达于邦国、乡人。可通用者，其风则《关雎》《麟趾》《鹊巢》《驺虞》，其小雅则《鹿鸣》至《菁莪》，其大雅则《文王》至《卷阿》，其颂则《清庙》至《般》。此皆仁义礼智之言，祖宗功德之盛，天命人心之所系，国俗王化之所基。由此观之，治世之诗，祭祀、宾客、燕居、出入，弦诵而歌吹之，可以正君臣民物之得失，动乎天地，感乎鬼神，而先王以之经正乎夫妇。”[17]
宋胡寅说：“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18]
胡氏以为“乐经”在《诗》中，《周官》《乐记》都不是《乐经》。
明人刘濂也说：“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诗》者，声音之道也。昔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余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矣。仲尼殁而微言绝，谈经者知有辞不复知有音。如以辞焉，凡书皆可，何必《诗》也？灭学之后，此道益加沦谬，文义且不能晓解，况不可传之声音乎！无怪乎以《诗》为诗，不以《诗》为乐也。故曰《三百篇》者，《乐经》也。”[19]
在他们看来，古代诗与乐不分，诗存则乐存，故《诗经》即《乐经》。
对于这一看法，也有持批评意见者。如清陈启源说：“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指不同也。《王制》云‘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学其时不同也。故序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序》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序诗者之赘。及《乐经》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集传》于正雅诸诗皆欲以乐章释之，或以为燕飨通用，或以为祭毕而燕，或以为受厘陈戒，俱以词之相似臆度而为之说。殊不知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诗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乡射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舎诗而征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会乐章以立义，与己说相违，此不可解也。”[20]
陈氏以朱熹传《诗》与说《诗》的自相矛盾，说明诗与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而否认了《诗经》即是《乐经》的意见。
第四种看法以为，《乐经》存在于众经之中。如明黄佐云：“观诸《豫》之象，则雷出地奋，即合乐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观诸夔之言，则琴瑟下管，即云和孤竹之属可知矣。观诸《商颂》依我磬声，则击石拊石、合于鸣球可知矣。观诸《春秋》万入去籥，则万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乐成均之法也。孰谓五经具在，而乐独无传耶？矧夫歌奏相命，声变成方，虽谓之《乐记》之经，可也。”[21]
这是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经》《周礼》等所载之言与音乐的联系，来说明《乐经》存在于众经之中。
清方观承也说：“古乐失传，汉唐而下纷然聚讼，而雅乐卒不可成，说者谓《乐经》既亡之故。愚则谓《乐经》不亡，官具于《周礼》，义存于《戴记》，而歌备于《三百篇》，皆乐之经也。所亡者，特其谱耳。苟能合诸经传记而精考之，古乐亦复，了了可寻。所难者考据虽详，而泥于古今之异制，雅俗之殊方，施之于用而多扞格，只成纸上之陈言而已。”[22]
这是从制度、义理、数术的角度来说明《乐经》存在于众经之中，所亡者是《乐谱》而非《乐经》。
上述意见，虽然肯定了《乐经》的客观存在，但又否定了它的独立存在。人们只能于众经之中去探寻和理解《乐经》，却不能直接阅读《乐经》文本。这样，《乐经》就有可能名存实亡了。
不过，这一意见毕竟与不承认有《乐经》存在者有明显区别，它提醒人们要用整体和系统的观点去探寻《乐经》。
郑樵云：“六经之中，《礼记》虽有《乐记》，（乃乐之传，非乐之经。）《周礼》虽有《大司乐》，而不可谓之乐书。（乃乐之职，非乐之书。）……虽六经之乐书不存，其乐制、乐官杂出于二《礼》之书，犹可覆也。”[23]
郑氏以为，虽然《礼记·乐记》和《周礼·大司乐》都不是《乐经》，但从《礼》书中却可以探寻乐制、乐官，从而有可能恢复《乐经》。
这一意见体现了建制派的礼乐观念，虽不一定为大家所赞成，却也为探寻《乐经》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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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二十五史》本，第528页。
[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十五史》本，第528页。
[3]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五《乐学新说》，《四库全书》本。
[4]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首《全经纲领》，《四库全书》本。
[5]李光地：《古乐经传》卷一《乐经》，《四库全书》本。
[6]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巻五下第七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
[7]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乐经》，《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8年，第865页。
[8]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二《六艺略》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9]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二《六艺略》，第57页。
[10]程颢、程颐：《二程集》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畅潜道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版，第323页。
[11]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八经籍门《礼记曲礼》，《四库全书》本。
[12]熊朋来：《经说》卷二《易诗书·〈诗序〉引〈乐记〉》，《四库全书》本。
[13]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七《总论礼乐之道下》，《四库全书》本。
[14]何乔新：《椒邱文集》巻一《䇿府十科摘要·经科·六经》，《四库全书》本。
[15]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乐经》，《四部备要》本，第865页。
[16]黄仲元：《四如讲稿》卷四《小戴记·乐记》，《四库全书》本。
[17]林岊：《毛诗讲义》卷十一《诗序一》，《四库全书》本。
[18]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
[19]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五律吕精义内篇五《候气辨疑》，《四库全书》本。
[20]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总诂举要·诗乐》，《四库全书》本。
[21]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乐经》，《四部备要》本，第865页。
[22]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七十五吉礼七十五《宗庙制度》引，《四库全书》本。
[23]郑樵：《六经奥论》卷五《乐书》，《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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