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蒲松龄笔下的“动物戏”
谈狐说鬼的清初作家蒲松龄（1640－1715）亦通晓戏曲，相关描写屡屡见于他笔下，除了写由人扮戏（如《聊斋志异》中《顾生》、《商三官》等），也写了木偶演剧（如《聊斋志异·木雕美人》载泺口河上有人以木雕美女“作诸剧”且表演“真如生者”），还描写了由艺人驯养动物来表演戏曲的奇异场面。
本文立足戏曲视角，谈谈蒲氏笔下妙趣横生的“动物戏”。
驯养动物表演，在中华乃至世界民俗史上都由来已久。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极其悠久，古代中国的驯养动物表演也十分发达。有论者说：“对于动物表演史的探讨，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它既是动物驯化史的一部分，又是文化艺术史的一部分。或者还可以说，动物表演史其实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关系史。”[1]
此言甚是。既然驯养动物表演已是人类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立足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考察和研究与人类相关的动物表演史，也就是魅力大大的课题。
驯养动物表演自古有之且种类繁多。譬如“猴戏”，养猴驯猴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汉代“百戏”有驯猴表演，山东济宁出土的汉画像石、辽宁棒台子屯汉墓壁画上可见其身影。
魏晋南北朝，傅玄《猨猴赋》有“戏猴而纵猿”，阮籍《猿猴赋》云“整衣冠而伟服”、“举头吻而作态”，均言及猴戏。
唐代，有驯猴随驾，皇上赐以绯袍，号“孙供奉”，事见《幕府燕闲录》等。任二北著《唐戏弄》，第二章在傀儡戏后专列“猴戏”，指出其有“百戏”杂耍和“戏剧”表演之别。
宋代，《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记载市井中“奇术异能，歌舞百戏”，亦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
明代笔记《留青日札》卷十九有“猴戏”，并称“今教坊司能舞猴”。
清代“猴戏”亦盛且日益民间化，《聊斋志异》卷五《侯静山》提及“旧有猴人，弄猴于村”。
据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杂戏之技，层出不穷，如立竿、吞剑、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灯、弄刀舞盘、风车簸米、飞水顶烛、摘豆抽签、打毬铅弹、攒梯、弄缸、弄瓮、大变金钱、仙人吹笙之类……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戏、弄鼠攒圈、虾蟆教学、蚂蚁斗阵等戏，则又以禽兽虫蚁而为衣食者也。”此处所谓“杂戏”，乃“杂耍”之意。
又据光绪年间记述清代北京岁时风俗的《燕京岁时记》介绍，这些卖艺者多居京城外围南边乡下：
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易马也。苟利子即傀儡子，乃一人在布帷之中，头顶小台，演唱打虎跑马诸杂剧。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驾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学游湖而采莲者，抑何不自愧也！凡诸杂技皆京南人为之，正月最多。至农忙时则舍艺而归耕矣。
冬日农闲，京城周边乡下人便入城来耍猴卖艺。
清末民初汇编掌故遗闻之书《清稗类钞·戏剧类》亦载“猴戏”，云：“凤阳韩七能弄猴。……每演剧，生旦净丑，鸣钲者，击鼓者，奔走往来者，皆猴也，无一不备，而无一逃者。”证诸民俗，山东平度年画、河北武强年画等中，都有猴戏场面的生动展示。
用于表演的动物，有走兽类，有禽鸟类，还有昆虫。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云：“幻戏虽小术，亦自可喜。……余庚戌在京师，见戏者笼一小雀，中置小骨牌，仅寸许，击小锣一声，雀以口啄其机门，便自开，令取天牌，则衔六六出，取地牌，则衔么么出，其应如响。观毕，复击锣一声，雀入而门自闭。《辍耕录》载弄虾蟆者亦然。噫！亦异矣。”
蒲松龄笔下有驯蛙表演，见《聊斋志异·娃曲》：“王子巽言：在都时，曾见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之乐，宫商词曲，了了可辨。”
这里，盒中伏蛙在卖艺人指挥下，竟能如乐队般演奏乐曲，令人称绝。
蝇虎是蜘蛛的一种，善捕蝇，民间有驯养者，《聊斋》作者的同乡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二十四对“舞蝇虎”记述如下：“《书》言百兽率舞，传记所载如舞马、舞象、舞鸾、舞鹤之属不一。
《杜阳杂编》载，唐穆宗朝（或云宪宗），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于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数寸，中以丹砂养蝇虎子，其形尽赤，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招国乐以举其曲，蝇虎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者然。
又《续癸辛杂志》，临安呈水嬉者，以大觚贮水，小铜锣为节。凡鱼鳖鳅鱼之类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观此则虫豸水族能舞，不独鸟兽矣。”
梳理明清笔记，可知驯养动物表演之俗在蒲松龄时代依然流行。
从戏曲艺术角度审视，蒲松龄笔下对“鼠戏”、“猴戏”的描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聊斋志异》中涉及动物的篇章不少，如《龙》、《枭鸟》、《山魈》、《造畜》、《狐女》、《蛇人》、《小猎犬》、《海大鱼》、《猪婆龙》、《青蛙神》、《鹰虎神》等等，大多带有超现实的奇幻色彩。
例如，《阿纤》就讲述了山东高密有奚家三郎娶得“窈窕秀弱，风致嫣然”的鼠女后“不数年，家中大富”的神奇故事。除此以外，《聊斋志异》中也有写实性的市井生活事象及场面，蒲氏笔下“动物戏”描写便出现在这类场景中，给我们留下可贵资料。
《鼠戏》见《聊斋志异》卷四，讲述长安市上有人“拍鼓板，唱古杂剧”卖鼠戏，原文如此：
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
驯鼠起于何时无从考证，宋代笔记《春渚纪闻》卷三载孙道人寄居俨州天庆观，“袖中尝畜十数白鼠子，每与人共饮，酒酣出鼠为戏”，但对这鼠戏如何表演没有记述。
蒲松龄写鼠戏，写出了表演及道具。从戏曲艺术角度观察，他笔下鼠戏有乐器伴奏——“拍鼓板”；有艺人演唱——“唱古杂剧”；有驯鼠扮角——“蒙假面”；还有搁置在卖艺者肩上的小小“戏楼”；再看训练有素的老鼠们，不但随着歌声像人一般起舞，甚至像模像样地表演“男女悲欢”，传递角色情感，一招一式“悉合剧中关目”，真是好玩儿得很。
元明以来，有“杂剧”和“传奇”盛行于梨园，较之后者，前者篇幅多短小，适合这市井艺人调度下的动物表演。古之戏楼，二层结构，上层演戏，下层是过人的通道，如此格局在会馆、寺庙多见，是百姓所熟悉的。
《鼠戏》中的“戏楼”，当仿照其体制。鼓板是单皮鼓和檀板（亦叫“牙子”、“梆板”）两种乐器的合称，由鼓师掌握，戏曲演出中，他一手拍板，一手持签击鼓，负责整台戏中乐队的指挥。
上述故事里，卖艺者一人拍板击鼓，给自己的伴唱打拍子掌握节奏，更重要的是指挥众鼠登场退场及场上表演。在这人来人往的嘈杂市井中，一个艺人，十余只老鼠，“背负一囊”组成的戏班子精简到不能再精简，到了就扯开场子，撂地做戏，有音声有妆扮，有服装有道具，表演生动精彩。
蒲松龄在此所写“杂剧”，是艺人“唱”出来的，有“鼓板”伴奏，而且让老鼠着衣装戴面具登戏楼表演，尤其强调了“悉合剧中关目”，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普通“杂耍”。
也就是说，对此“鼠戏”描写，单单从杂技、杂耍角度认识是不够的（前述《唐戏弄》论及猴戏，将“演故事，有科白”的“戏剧”和“百戏”中“猕猴缘竿”之类杂耍区分开来是不无道理的，亦可供我们考察蒲松龄笔下“鼠戏”时参考）。至于所演剧目是什么，聊斋作者在此“小小说”式故事中，未作更多介绍。
“鼠戏”，俗称“耍耗子”，据《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谓鼠为耗子。耍耗子者，水箱之上，缚以横架，将小鼠调熟，有汲水钻圈之技，均以锣声为起止。”此处记载的耍法较简单，呈现的仅仅是普通技艺。
从地域看，鼠戏南北皆有。
旧时，北京、南京等城市有些艺人为谋生想出了耍耗子这个行当。耍耗子的人背着个小木箱和一个特制木架，架上装有小塔、竹圈、风车、梯子等道具，艺人沿街吹唢呐或敲小锣以招引观众。
表演时，艺人先把木架支好，再从架子上端斜拉下一根绳梯，然后打开木箱盖子，敲响小锣，木箱里已训练好的几只小白鼠依次跑出来，沿着绳梯蹿上木架，表演爬梯、钻圈、转风车、荡秋千、双鼠摔跤、走独木桥等小节目，还会随着锣声翩翩起舞。耗子演得妙趣横生，娃儿看得喜笑颜开。此时，艺人忽然一声响锣，耗子纷纷躲进木箱，他便伸出小锣向观众收钱。
在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艺人排演的鼠戏，给人们带来欢乐，尤其为儿童喜闻乐见。按清代习俗，每年春节初一到初五期间，妇女是不许出门玩耍的。于是，妇人们便与艺人讲好价钱把鼠戏演到家里。
这种简便易行的鼠戏便成为一种在当时很时髦、很受欢迎的节日文娱活动，也为贫穷的艺人们赚得了换大米的铜钱[2]。
京城东岳庙的庙会上有“耍耗子”，迄今犹见[3]。训练有素的“老鼠演员”在艺人指挥下，能有声有色地表演《刘全进瓜》、《三娘汲水》、《状元祭塔》、《姜太公钓鱼》等戏目，让人称绝。
较之其他动物，驯鼠这活儿不容易，明代文人谈到种种动物戏时就曾感叹：“长安丐者，有犬戏、猴戏，近有鼠戏。鼠至顽，非可教者，不知何以习之至是？”（《五杂俎》卷六）《聊斋志异·鼠戏》这段文字，后来被《清稗类钞》几乎原样辑入，由此亦可窥蒲氏作品的影响。
写“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4]，这是《聊斋志异》的特色和优长。蒲氏小说描写的鼠戏也能表现“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赢得观者赞赏。
驯鼠为戏这种技艺，在鲁地民间卖艺者中世代传承并行艺南北。晚清《点石斋画报·旧闻》有《鼠子演戏》云：
山东人某甲，素以戏法谋生，而尤能别开生面。日前在苏州玄妙观中，以高约七尺、形如雨盖之木架一安插地上。架内悬挂圆圈及各种抢刀耍物之类。而以硕鼠十余头处其中，能听锣声以为进退。所演各剧，如《李三娘挑水》、《孙悟空闹天宫》等，类皆惟妙惟肖。并能以竹刀木枪用爪抓住，盘旋而舞。
在该文作者看来，鼠类竟然“灵动如人”，甚至“能作梨园子弟”，实在是太神奇了[5]。
2011年，有人去北京东岳庙逛了庙会后在博客中写道：“院子南侧，靠近偏门，有个耍白老鼠的摊位。摊主是位山东口音的老人，身穿紫色带龙纹的唐装，面前是一个铁木架子，大约一米多高，三层，上面装了很多机关，有楼梯、吊桥、滚轮、滑索，顶部还有两个西瓜状、柚子状的带洞的小屋子。他养了几只白老鼠，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用小棍驱赶它们像杂技演员一样，爬阶梯、过吊桥、滚转轮、钻屋洞，最后是赶到一个小吊桶，滑下铁木架子。周围围了不少人观看，小孩儿特多……”[6]
又，“老鼠嫁女”或“老鼠娶亲”是华夏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常常出现在民间年画中，各地处理画面的方式不一。
清代陕西凤翔年画《老鼠娶亲》，画的是鼠、猫大战，猫追鼠逃，图中老鼠们身着戏装、头插翎子，有的举大纛奔跑，有的持长枪迎战，有的扯式口站立，有的端架子坐着，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个个宛如梨园舞台上唱大戏的角儿及乐队[7]。想必年画艺人创作时也受了市井中戏曲化驯鼠表演的影响，从而留下这般生动画面。
小说《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还创作了十多种俚曲，计有《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快曲》、《丑俊巴》、《富贵神仙》、《增补幸云曲》、《墙头记》、《禳妒咒》、《磨难曲》、《穷汉词》、《琴瑟乐曲》等。
一般认为，鉴于《聊斋志异》以文言写成而不容易为下里巴人理解，蒲松龄又以俚曲这种通俗文艺形式来改编小说故事（当然，有的俚曲是直接创作而非以小说《聊斋》为基础）。这些俚曲，“并非‘游戏’笔墨，而是通俗劝世之词”[8]，或叙述体说唱，或代言体表演，以方言写来，也是妙趣横生。
聊斋俚曲《禳妒咒》篇幅较大，其中有“观剧”一段，涉及“动物戏”的文字如下：
江城上，云：可恨男儿游荡，只想出去胡行。自从锁门之后，将近一月，起初还听见他长吁短叹，这两日吟哦起来了。既不误了他读书，又省他出去放荡，岂不妙哉!【耍孩儿】恨男儿大不通，时时妄想在心中，松松手就去瞎胡弄。锁在他间房一月久，没可思想才咕哝，把书本才有了清闲空。这个策公私两得，也不怕婆婆公公。下。
耍猴人领老婆、老猴上：实不能招轻作重，老婆孩饿断腰筋。教给那猴子学作人，耍一耍为众爷们解闷。处处鸣锣玩耍，走遍了城市乡镇。无君子不养异人，费的那钱财有尽。众人挤看介，猴人说：谁与俺做个牌官?多是众爷的情，少是小人的运气。拿着钱绳团围走。
江城跑上，云：春香背着杌子，外边锣响，咱去看看。跑出说：放下杌子，待我上去。
猴人说：来来来，就耍来，一翻筋斗到天台。猴作筋斗介。再来连十个始算乖，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把个跟头再打开。人人说你打的好，赏你一只大花鞋。
猴开带鬼脸穿衣裳，装李三娘上：【皂罗袍】刘智远一生放荡，去投军撇下三娘。哥嫂叫他受苦磨房，一推一个东放亮。天色明了，奔走慌忙，担筲打水，才把磨棍放。
众人指指画画，不看猴子，都看江城。高公上，仰面见江城，说：呀!儿妇在此。反面疾趋下。猴装目莲母上：目莲母良心尽丧，堕下孽去见阎王。刀山剑树受灾殃，地狱才把人磨障。目莲到狱，去救亲娘，用手一指，方把门开放。
猴装昭君，众看江城，作挤眼弄鼻介：王昭君眉清目秀，模样儿异样风流。窈窕风韵百花羞，朝廷怒杀毛延寿。自背琵琶，两泪交流，独向荒庭，去把孤单受。
猴打跟头，并猴人下，众人下，江城亦下。高公、高母上，云：咱那儿被儿妇囚禁，虽是酷虐，也是自己作的。况且古人读书就有这等的，到还罢了。适才见他在外边看耍猴子，多少人指画，是什么道理!羞死人也!哭介。
江城乃高家媳妇，平民出生，长相俊好，是个性格泼辣的女子。高公子借故溜出去眠花醉柳玩到天亮才回家，被恨铁不成钢的江城锁入屋里，“既不误了他读书，又省他出去放荡”。听见街上锣鼓响起，知有耍猴唱戏的来了，江城叫丫鬟带上“杌子”出去观看。
“杌子”即小凳子，《水浒传》第一○四回:“有个彪形大汉，两手靠着桌子，在杌子上坐地。”《红楼梦》第四十三回:“贾母忙命拿几张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有体面的嬷嬷坐了。”
《禳妒咒》中，江城是站在凳子上看猴戏的，一个女子也不管四周人指指点点，所以公公婆婆大为不满。且看，众人围成圆圈，猴戏便开场了，艺人先让猴子翻筋斗“热热身”，接下来是让猴穿戴扮戏：
首先，是“装李三娘”，一曲【皂罗袍】唱道：“刘智远一生放荡，去投军撇下三娘。哥嫂叫他受苦磨房，一推一个东放亮。天色明了，奔走慌忙，担筲打水，才把磨棍放。”这里，扮演的应是《白兔记》，该剧与《荆钗记》、《杀狗记》、《拜月亭记》并称“四大南戏”，写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悲欢离合故事。
刘是五代后汉开国皇帝，其传奇经历见于民间口碑。刘因赌博败家，落魄流浪中被李家收留并以女许配，岳父去世后，嫌贫爱富的兄长百般虐待刘氏夫妻，随后便是知远投军，三娘在家受尽折磨，几经周折，终得团圆。
这个戏后来在越剧、潮剧、婺剧、花鼓戏、高甲戏等诸多剧种舞台上均有搬演。宋金时期已有说唱本《刘知远诸宫调》在民间流传，20世纪初年俄国某探险队发掘古代西域黑水城(今甘肃境内)时曾发现其残本。
其次，是“装目莲母”，唱的是：“目莲母良心尽丧，堕下孽去见阎王。刀山剑树受灾殃，地狱才把人磨障。目莲到狱，去救亲娘，用手一指，方把门开放。”
目莲又作目连，此处剧目应是《目连救母》，乃见于宋代笔记的宗教题材剧。
按照佛门经典记载，目连本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但随着佛教东来，目连下地狱拯救母亲的故事被打上了鲜明的华土烙印，成为中国化佛教宣扬僧人行孝的典型代表（如在四川中部，涪江边上的射洪县青堤镇就被当地传说为“目连故里”，该地不但有目连寺，而且寺侧迄今尚存目连之母刘氏的墓；川目连中的种种事象，也成为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景观[9]）。
从唐代变文等衍生的目连戏在宋代已是糅合民俗能演出逾月的大型戏剧，经过明清文人发扬和官方推崇，逐渐地方化而形成“闽目连”、“湘目连”、“川目连”等支流，至今受人关注。
末尾，是“猴装昭君”，耍猴人唱道：“王昭君眉清目秀，模样儿异样风流。窈窕风韵百花羞，朝廷怒杀毛延寿。自背琵琶，两泪交流，独向荒庭，去把孤单受。”表演的应是《汉宫秋》，叙昭君和番故事，见元杂剧。
在蒲松龄笔下，昭君戏亦见于《聊斋志异》卷五《木雕美人》，明确点出了所演剧目有《昭君出塞》，文曰：“商人白有功言：在泺口河上，见一人荷竹簏，牵巨犬二。于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余，手自转动，艳妆如生。又以小锦鞯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学解马作诸剧，镫而腹藏，腰而尾赘，跪拜起立，灵变不讹。又作昭君出塞，别取一木雕儿，插雉尾，披羊裘，跨犬从之。昭君频频回顾，羊裘儿扬鞭追逐，真如生者。”
这里，是艺人操纵木偶与动物配合演戏，较之单纯指挥动物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演故事，有科白”，人、猴同场合演，“猴任表情，人任说白”[10]，或曰说唱在人而科介在猴，这是作为“戏剧”而非“杂耍”的猴戏，蒲氏笔下所写正与此吻合。
俚曲《禳妒咒》自小说《江城》改编而来，后者见《聊斋志异》卷六。对读可知，俚曲较之小说，除了挂曲牌加表演，前者在情节及篇幅上都大大扩张了，如“观剧”一段就是小说全无。可见，即使是从自家小说改编俚曲，蒲松龄仍未放过再度创造发挥。
《禳妒咒》以“代言体”写成，有唱腔曲牌，人物角色亦分行当，如《开场》：“丑笑上：【西江月】诸样事有法可治，惟独一事难堪：画帘以里绣床边，使不的威灵势焰。任凭你王侯公子，动不动怒气冲天；他若到了绣房前，咦，汉子就矮了一半。”
以“丑”开场，让其念“上场诗”点明属于“惧内”故事的剧情，接下来《双戏》、《挝公》等各段表演中还有“小生扮长命”、“贴旦扮江城”、“净扮张三疯”、“丑扮王婆”等，以及人物曲白科介，诸如此类基本上是戏曲体例。
正因如此，戏曲史家周贻白明确指认《禳妒咒》为“戏剧”，认为此乃“蒲氏又有剧本的撰作”的证明之一[11]。
“沐冠歌舞锦氍衣，升木形骸是也非；人面莫嫌终不类，一声谁肯断肠啼。”清代《百戏竹枝词》对“猴戏”有此吟咏，且注云：“取猴之黠者，戴面具以演剧，如人形焉。”
作者李声振是河北保定人，从该诗稿本推测“是清康熙年间作品”[12]。蒲松龄笔下猴戏与竹枝词描写，彼此可对读互证。
清代山东平度有戏曲年画《清河桥》，描绘战国时期楚庄王返楚，养由基与窦月交（斗月椒）大战的故事，是一出武打戏，场上人物角色均由猴子穿戴戏装表演，庄王挂髯口擂战鼓，由基着箭衣持长枪，月交勾花面扎靠旗握大刀，两侧还有猴子拍板打鼓、敲锣击镲、吹笛操琴的场面，俨然一个行头完备的“猴剧团”在演出[13]。
晚清《点石斋画报》载有“猴戏”，近世翁偶虹《北京话旧》亦写及春节市井耍猴演戏。
在我家乡四川，地处嘉陵江中游、秦巴山南麓的古城阆中，有收藏者保存着150多个巴掌大的猴戏面具，人物角色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及妖魔鬼怪等，还有《白蛇传》中的许仙、白娘子等，这些木质彩色的猴戏面具从制作工艺看当属清朝末期[14]；在省府成都，位于天府广场西侧的市博物院有关川西坝子民风民俗的展示中，也有艺人牵猴街头卖艺的生动场面。
再从田野求证，驯猴表演迄今有见，如河南新野和安徽利辛是有名的猴艺之乡，“年老的艺人喜欢用猴艺表演古典戏曲”[15]，年轻人则将现代内容融入猴戏，这民间技艺不只是停留在文人笔下和耆老回忆中。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1]韦明铧《动物表演史》第1—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2]林长华《源远流长的“鼠戏”》，载2008年2月1日《山西日报》，http://news.sohu.com/20080201/n255003278.shtml。
[3]相关文字及图片，请参阅《第九届北京民俗文化节暨第十二届东岳庙春节文化庙会新闻通稿》，公告是2009年12月30日发布的，见http://www.doc88.com/p-073308179600.html；《北京东岳庙庙会——道观里的民俗大餐》，见http://bbs.travel.163.com/bbs/tuyou/295794555.html，发布时间：2013-02-13 16:30:21。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 韦明铧《动物表演史》第134—1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6]张宝林《面人、祈福与白老鼠——逛东岳庙会之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9a914e0100oiez.html，发布时间：2011-02-13 16:18:41。
[7]马昌仪《鼠咬天开》第2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8]《聊斋志异说唱集》前言，关德栋、李万鹏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有关情况，请参阅拙文《“戏中餐”：中国目连文化的一个特例》，载《民族艺术》1997年第1期，又收入拙著《神话·民俗·性别·美学——中国文化的多面考察与深层识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任半塘《唐戏弄》第4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1]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第382—3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12]雷梦水、潘超等编《中华竹枝词》第9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树村《戏出年画》下卷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川北民间艺术的活化石” 清末猴戏面具现身阆中》，http://www.cblqshy.com/?action=newshow%7Cshuhuayuan%7C1577%7Ccn%7C1213,214%7C214，发布时间 2010-09-06。
[15]安德明、杨利慧《金猴献瑞》第196—1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相关阅读】
李桂奎：《聊斋志异》“私密空间”中的“夜生活”（《聊斋》文本创意解读之一）
王昊：热腔骂世与冷板敲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度态度之比较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