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小说考证》——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
尽管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面世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的价值还远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肯定。
蒋瑞藻
相比之下，治小说史者比治戏曲史者更多的利用了该书，比如鲁迅先生就肯定它“取以检寻，颇获裨助”（《小说旧闻抄》自序），其《小说旧闻抄》借鉴吸收了不少《小说考证》所提供的史料，其后孔另镜的《中国小说史料》以及后来朱一玄先生的系列小说资料汇编也都囊括了《小说考证》中的资料并进一步丰富充实。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将此书当作一部小说资料方面的书籍。
显然，这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不知道这种误读与《小说考证》的书名有关否。但该书所使用的小说概念和现代人所讲的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它将戏曲、弹词、民间小唱都包括了进去，这是二十世纪之初人们的文体观念，并非蒋瑞藻一个人的标新立异。
但也正是这一点使蒋氏受到了批评，不少人批评该书概念混乱，编排混杂，即鲁迅先生所讲的“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小说旧闻抄》自序）。
不管怎样，《小说考证》更应该说是一部戏曲资料书，这有统计数字为证。
该书包括续编和补遗，共设目470多条，其中收古代通俗小说及文言笔记108种，弹词及民间小唱12种，翻译作品25种，而收戏曲竟多达325种，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的：“全书一共八本，通俗小说部分材料远不及戏曲，恐怕最多只占两本，零零落落地散载各册内”（《中国小说史料》跋）。
显然，戏曲占该书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叫《戏曲考证》应该更合适。
《小说考证》的价值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它的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据蒋氏本人介绍，他开始编纂该书是在宣统庚戌年，也就是1911年，其编著的目的在于“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条分缕析，本末井然，熟乎此者，其读各小说也，如土委地矣”（《小说考证》自序）。
当时，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正在进行中，其享有盛誉的《宋元戏曲史》还没有面世。当时虽然已在梁启超等人小说革命和戏曲改良的提倡后数年，但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观念阶段，国内真正愿意着力进行小说戏曲研究者寥寥无几，这种情况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无论是在学术成就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不能和王国维、吴梅等人的研究相比，但他们却是同时进行的，开掘了戏曲研究的不同领域，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蒋瑞藻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用毕生精力研究小说戏曲的第一人，他从二十岁时就开始着手搜集资料，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小说世界》杂志连载其《小说枝谈》，前后十数年，一生心血，皆系于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蒋瑞藻都应该算是一位戏曲史学的先驱者，他在戏曲史学的征途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
其次是该书的史料价值。
全书共收300多种戏曲，钩稽群籍，广征博引，对诸剧的作者、剧情、本事、流传等各方面进行考证，开创了戏曲史料学的先河。
先前虽然也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但大多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作为笔记野史的点缀，象《小说考证》这样成规模、系统的考证，只有《曲海总目提要》一家，但两者无论是在曲目还是在资料来源上均有诸多不同，可以彼此补充，难以相互取代。
《曲海总目提要》如今已是戏曲研究者屡屡征引的经典之作，但《小说考证》却很少得到研究者的垂青，两种性质类似、价值相当的书籍却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命运，其中有许多令人感慨思索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考证》所考证的曲目中有100多种今已不可见，因此，这些资料对考察钩稽古代剧目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以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为例，据笔者搜检所得，其直接引征《小说考证》、《花朝生笔记》而立目者就有10种，即《风云记》、《獒精记》、《中萃宫》、《蝴蝶梦》、《再误缘》、《可中亭》、《彩燕诗》、《老门生》、《错因缘》、《临川梦》等，至于间接引用的更多，由此可见《小说考证》的史料价值。
遗憾的是，尽管《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取资《小说考证》甚多，但其附录《征引有关戏曲资料举要》却对该书避而不提，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有欠公允的。总的来看，《小说考证》的史料价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类的书能够替代。
如今，小说史料方面的书籍在内容上早已超出《小说考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戏曲方面目前还没有出现象《小说考证》这样的资料汇编书籍。
“蒋瑞藻搜集小说和戏剧的考证至勤”，赵景深先生的这句评价充分肯定了蒋瑞藻为《小说考证》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劳动（《中国小说史料》跋）。该书涉猎极广，举凡笔记野史、文集、诗话、曲话等，只要是与小说、戏曲有关的，皆在蒋氏的搜罗范围之内。
据笔者粗略统计，仅是正集的200部作品，就征引了多达130多种书籍。此外，他还引证了不少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笔记和同时代人的稿本。仅就他用作引证的这些书籍，有不少今天已很难看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朱一玄先生所编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一书为例，尽管该书书前的说明中强调因《小说考证》“所辑资料，只有书名，没有著者、卷数和版本”，因此对“每条资料，尽可能查对原书，注明著者、卷数和出处”，但全书还是有50多处资料的出处注明由《小说考证》及其续编、补遗转引，可见《小说考证》用以引证的这些书籍今天已不可见或很难见到了。
广征诸书的搜罗编辑只是蒋瑞藻的一部分工作，他本人也写了不少小说戏曲方面的考证文字，书中屡屡征引的《花朝生笔记》、《羼提斋随笔》就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此外，不少引证材料后还有蒋氏本人的按语，故《小说考证》也可算做蒋氏本人的著述。
他的这些文字溶考证、品评于一体，别有特色，“于其中不难见出编者考证功力”，“品评虽说不上精当，但毕竟别有心得”，陈平原先生的这些品评可谓客观公允（《鲁迅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尽管蒋瑞藻的成就和影响比不上王国维、吴梅等人，但是其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学上的开创之功却是不可抹杀的，毕竟他为此付出了终生的心血和劳动，他的著作至今还有着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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