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卞东波：《域外稽古录：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综论》
东亚汉籍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书尝试从东亚汉籍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全新的观照，并从中国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唐宋诗日本古注本、东亚汉文学三个维度具体呈现东亚汉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该书不仅向学术界介绍了作者在海外发现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资料，也试图多方面展现东亚汉籍研究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视域融合，观察古典文本在东亚汉文学流传中的不同面向，其论域涉及东亚的《诗经》学、《文选》学、“寒山热”、拟代文、文章学以及文人雅集。
该书是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合研究的新作，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东亚文化交流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一、平贺晋民的生平与学术渊源二、《诗经原志》稿本的形态三、《诗经原志》对汉儒与宋儒（朱熹）《诗经》学的批判四、《诗经原志》与近世中国《诗经》学五、平贺晋民的学术理念与《诗经原志》的学术价值六、结语第二章 “文选东传学”之一斑 ——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古钞本探析一、菅原和长与《御注文选表解》二、“御注”之特色及其与九条本《文选》识语之关系三、菅原和长“愚解”的特色四、《御注文选表解》的价值与意义第三章 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考论一、《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在历代之著录二、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的基本情况三、《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之文献考察四、《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的成书与文学史意义五、结语第四章 明初诗僧季潭宗泐文集的版本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流传一、《全室外集》的明刻本与清《四库》本二、《全室外集》的五山版与宽文版三、京都建仁寺两足院所藏古钞本《全室稿》四、日本汉籍中所见季潭宗泐的作品五、余论
近年来，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域外汉籍”或“东亚汉籍”越来越成为一个高频词和核心概念。所谓“域外汉籍”，是指前现代时期中国（所谓“禹域”）之外用汉字书写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国内失传但保存在域外的典籍；二是中国古代典籍在域外的翻刻本或钞本，如中国典籍的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琉球本，以及中国典籍的日本、韩国钞本；三是域外人士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汉诗、汉文、汉文小说，还包括域外人士用汉语注释和研究中国典籍的文献，如《诗经》《史记》、杜诗的域外注本等。
域外汉籍研究并非新生事物。早在清代，国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域外汉籍的价值。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对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做补遗的人就是日本汉学家市河宽斋，其《全唐诗逸》利用了日本汉籍，如《千载佳句》《游仙窟》、李峤《杂咏诗》等对《全唐诗》进行补遗，并通过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将《全唐诗逸》传到中国，从而被收录到鲍廷博所编的《知不足斋丛书》中。
此外，乾隆年间所编的《四库全书》，也收入了日本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该书引用了许多中国失传的宋本和古钞本文献，其价值也得到清代学者的注意。
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综合研究，本书是继《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下简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之后，笔者利用域外新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著。
与前书相比，本书的论域有所变化：
一是从时段上来看，《研究》一书主要探讨的是宋代文学，而本书则涉及《诗经》《文选》、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明代文学、近代文学等方面；
二是从范围来看，本书也较《研究》有所拓展，主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扩大到东亚汉文学，论及东亚的汉诗、汉文及文话；
三是讨论的对象也从单纯的诗学研究，扩充到经学、《文选》学与文章学研究。学术研究的创新需要新材料的支撑，新材料也会引发新问题，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利用域外新材料解决中国古典文学与东亚汉文学研究中的新问题。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中国文集日本古钞本研究”。本辑主要是对现存几种中国古代文学总集、别集日本古钞本及其价值的考论。
写本或钞本研究是学目前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上，而对日本历代流传下来的古钞本、古写本关注不够。现在的敦煌文书已经编号到七万多号，但日本有关中国典籍的古钞本、古写本数量估计不会少于七万件。这批海量的文献，绝对可以“再造”一个敦煌。
与敦煌文书相比，日本古钞本、古写本的价值不亚于敦煌写本。就经部文献而言，日本保存了很多在中国失传的珍贵文献，如《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子本疏义》；就集部文献而言，意义更大，如《文选集注》《文馆词林》《王勃集》《白氏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以上所举的仅是中国典籍日本古钞本、古写本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文献等待我们去研究和发掘。
敦煌是唐代的一个边陲城市，敦煌文书的抄写者主要是僧人、下层文士或蒙童；而日本的中国典籍的古钞本、古写本多藏于宫廷、寺院，抄写者是贵族、儒学家、僧侣，他们都是日本的知识阶层，如光明皇后临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这表明了汉文化在日本是一种高端的文化，而且日本人在抄写中国典籍时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
如果说奈良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那么日本的古钞本、古写本则保存了一段隐没的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史。如果说从敦煌可以发现一个逝去的唐代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现存的大量中国典籍日本古钞本、古写本中发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
2018年可谓“写本研究年”。2018年6月23—24日，武汉大学召开了“汉唐写本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14—15日，西华师范大学召开了“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国内高校首家写本学研究中心。8月30—31日，剑桥大学联合北京大学佛学中心召开了“佛教写本文化国际会议：中亚、东亚佛教写本的制作与保存”；9月15—16日，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文献研究——第四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这都显示了写本研究的热门。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典籍日本古钞本、古写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日本中世之前抄写的文本，而对镰仓时代以降的日本古钞本、古写本则关注不够，实际上这部分亦有很多有价值的文献，本辑就是对室町、江户时代中国文集日本古钞本的研究。
第一辑共分四章，第一章《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日本经学家平贺晋民〈诗经原志〉稿本探赜》。
平贺晋民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经学家，其学术思想受到日本反朱子学的荻生徂徕及其古文辞学派很大的影响。他所撰的《诗经》学专著《诗经原志》目前在日本失传，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保存着平贺晋民的自笔稿本。这部自笔本虽然誊写清楚，但也保留了平贺晋民多处修改的痕迹，应是其生前修订的手稿本。
受到古文辞学派的影响，《诗经原志》批判了中国汉代以降的主流《诗经》学，特别是对朱熹的《诗集传》有比较集中的批评。《诗经原志》同时又广泛参考了中国近世以来的《诗经》学研究成果，对明代《诗经》学参考尤多，明代季本所著的《诗说解颐》是其主要的参考对象。平贺晋民解《诗》主张阙疑，不强作解人；同时又主张解《诗》讲究“人情”，消解《诗经》阐释中的政治性，突显其抒情性。
他能突破中国腐儒的旧说，力求创见，因而《诗经原志》在对风雅颂，国风篇名，《诗经》诗意，《诗经》中的人物、名物、地理、本文的解释上，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
第二章《“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古钞本探析》。
《文选》成书之后，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研究《文选》在日朝两国流传、刊刻、翻译、注释、评论、模拟之学，可以称之为“《文选》东传学”。《御注文选表解》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纪传儒菅原和长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详细解说。“御注”可能是平安时代大学寮博士菅原家的遗说，其注重对语汇的解释以及文义的疏通；而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对李善《上文选注表》以及“御注”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典籍对上述文本进行详细注释，还援引当时开始流行的朱子学对李善《上文选注表》进行阐释。
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当时讲授的讲义，其不但对李善《上文选注表》进行分段解说，而且还对此表的结构与写作特点予以详细剖析。总之，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是东亚现存第一部详细解释与研究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中世时期纪传儒的《文选》学以及建构“《文选》东传学”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章《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考论》。
宋人家求仁、龙溪编纂的《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咏物诗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宋人所编的唐宋诗合选本。《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全本已经失传，在中国仅有明刊本十卷残本存世，日本存有完整的明刊本十八卷钞本，且全部为唐诗，可以窥见唐代咏物诗创作的成绩，故日本钞本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
《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的编选与宋人的格物思想以及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的兴起有关。该书原本分唐宋二编，而所收宋诗多于唐诗，也体现了宋人对本朝诗歌创作实绩的自信。
第四章《明初诗僧季潭宗泐文集的版本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流传》。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佛教领袖，临济宗高僧，也是著名的诗僧。其文集《全室外集》的版本与形态颇为复杂，中国流传的永乐本是最早的版本，保存了宗泐文集在明初刊刻时的状态，嘉靖补刊本在永乐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卷续编，而清代的《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则是在嘉靖本基础上的重编本，对嘉靖本的字句、行格改动颇多，也留下了不少错误。
《全室外集》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有五山版及宽文版两种和刻本，其翻刻的底本为永乐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藏有宗泐文集的古钞本《全室稿》，为世间的孤本，此本与明刻本、五山版、宽文版、《四库》本属于不同的系统，有数十篇《全室外集》未收的佚诗佚文，可能是入明的日本禅僧带回的宗泐文集稿本。
其他日本汉籍如《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锦囊风月》《邻交征书》《石城遗宝》以及《五山文学全集》中还有一些《全室稿》《全室外集》未收的作品；日本汉籍《锦绣段详注》《续锦绣段抄》中则有对宗泐作品的注释，这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宗泐诗歌注释。
宗泐也是明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日本五山文学双璧之一的绝海中津曾从其学习汉诗。通过宗泐文集及作品在日本流传这一个案，可以窥见明代初年中日典籍交流以及文化交流的活跃状况。
第二辑“唐宋诗日本古注本研究”是对唐代寒山、贯休诗集，宋代黄庭坚诗集日本古注本的研究，并利用苏轼诗日本古注本《翰苑遗芳》来复原宋代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在日本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大量由当时禅师与学者撰作的中国唐宋诗总集、别集的注本，包括假名注释、汉文注释以及汉文、假名混合的注释，本书研究的主要是唐宋诗的日本汉文注释，这是东亚汉籍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即注者都是日本人，但注释的对象是中国的诗集。
在室町时代，注释最多的对象是杜甫诗、苏轼诗、黄庭坚诗，以及《三体诗》《古文真宝》等书，而江户时代则出现了关于寒山子、释贯休、释惠洪、释重显、陆游、朱熹等唐宋诗人、诗僧诗集的注本。
这些唐宋诗的日本古注本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一些在中国失传的唐宋诗古注就保存在这些汉籍之中。
如南宋初年赵次公所作的东坡诗注，日本苏诗古注本《四河入海》中保存了旧题王十朋所编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未见的大量赵次公注。通过《四河入海》，可以窥见赵次公注的原貌，即赵注不但有注文，而且还有赵次公唱和苏轼的诗，这些“和苏诗”更有赵次公之子的注释。这种奇特的诗歌注释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注释史上少见的。
再如，宋人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一向被视为苏诗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幸运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卷首施宿所撰的《东坡先生年谱》古钞本，日本坡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也保存着施顾注失传六卷的佚文。
唐宋诗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在：
一、很多中国没有注本的唐宋诗集，在日本却有详细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诗，中国古代没有注本传世，但在日本却有四部汉文古注本。再如宋代诗僧雪窦重显的诗集《祖英集》在中国亦无注本，但在日本却有《冠注祖英集》；释惠洪的文集《石门文字禅》在中国无注，但日本有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
二、即使中国古代有注的唐宋诗集，日本古注本亦可以加以补充。杜甫的诗集在中国有所谓“千家注杜”之说，近年来亦出版了新注本，如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日本江户时代则有不少杜甫律诗的古注本，如宇都宫遯庵的《杜律五言集解》《杜律七言集解》、佚名的《杜律要约》、大典显常的《杜律发挥》以及津阪东阳的《杜律详解》，此外韩国朝鲜时代亦有很多朝鲜学者所撰的杜甫诗集注本，如《纂注分类杜诗》《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李植的《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等，这些日韩注本皆有可以补充中国注本之处。
三、唐宋诗日本古注本中还有不少部帙较大的唐宋诗的集注本，如日本苏东坡诗集注本《四河入海》，日本黄山谷诗集注本《帐中香》《山谷幻云抄》。这些集注本，汇集了日本中世时期苏、黄诗的注释，从中可以窥见五山禅僧会读、讲习、研究东坡诗及山谷诗的情貌，而他们研读宋诗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代，正是宋诗受到贬抑的时期。何以当时苏、黄诗在中日两国遭遇不同的命运，也值得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上加以考察。
本辑亦分为四章，第五章《寒山诗日本古注本的阐释特色与学术价值》原为笔者所编的《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的前言。
中国宋代时，寒山诗就传到了日本，在日本五山时代及江户时代的汉诗中，多有吟咏寒山之作，江户时代亦有大量关于寒山拾得的绘画。在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四部《寒山诗》的汉文注本，即《首书寒山诗》、连山交易的《寒山子诗集管解》、白隐慧鹤的《寒山诗阐提记闻》以及大鼎宗允的《寒山诗索赜》。
这些古注本的作者是日本曹洞宗或临济宗禅僧，故能以“释”注“释”，既释事又释意，对寒山诗的中典故和义理皆有很好的阐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这四部寒山诗古注本对了解寒山在中国本土之外的接受与影响，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寒山热”的形成也有宝贵的文化意义。
第六章《唐代诗僧贯休诗歌的日本古注本——海门元旷〈禅月大师山居诗略注〉考论》。
日本曹洞宗僧人海门元旷所著的《禅月大师山居诗略注》是东亚前现代时期唯一一部唐代诗僧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的注本。海门元旷注此书受到江户时代曹洞宗融合临济、曹洞二宗，学综内外二典，讲究博学风气的影响。
该书之注释注重典故出处之考证，但也有对诗意之阐发，其注颇有可补今人贯休诗集注释之处。该书是贯休研究、晚唐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诗僧研究，以及研究唐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江户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第七章《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
施元之、顾禧、施宿合著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宋人注宋诗中的名作，在南宋嘉定、景定年间两次刊刻，目前宋刊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存三十六卷，但仍阙六卷。日本还保存着施宿所作的《东坡先生年谱》古钞本，日本室町时代禅僧大岳周崇所作的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引用了大量施顾注的佚文，可以辑补出已经散佚的六卷中的部分注文。
域外汉籍可以推进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研究，不但能够考镜其在宋代的流传，而且可以利用域外汉籍对其亡佚的部分进行复原。复原和整理宋刊本施顾注，可以嘉定原刊本为底本，参校景定再刊本，并以《翰苑遗芳》中所引的施顾注为补充，同时参考《四河入海》的古钞本和据古钞本“移点”的古活字本。
第八章《宋代文本的异域阐释——黄庭坚〈演雅〉日本古注考论》。
黄庭坚创作的《演雅》全诗四十句，以“以赋为诗”的方式描写了四十多种禽鸟昆虫，几乎每句都出现动物之名；并且用“以物为人”的手法结合这些动物的特性，对大多数动物都进行了批判。《演雅》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汉文学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中世时期的五山禅林中嗜读山谷之诗，故在五山时期产生多部山谷诗的集注本，以万里集九的《帐中香》与月舟寿桂的《山谷幻云抄》最为知名，其中就有日本禅师对《演雅》的详细阐释。日本江户时代则产生了数部用假名写成的《演雅》诗注的单行本。综观日本的《演雅》的诗学阐释，更注意发挥《演雅》诗中所写动物意象背后的讽寓之意，以至于有的诗句显得阐释过度，甚至有误读之处。不过，这也体现了《演雅》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不同接受，展现了《演雅》阐释的开放性，揭示了其意涵解读的多重可能性。
第三辑“东亚汉文学研究”将研究视野从中国古典文学扩大到东亚汉文学。前现代的东亚汉文化圈，中国之外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千余年来，皆用汉字创作了海量的文学作品，这就是东亚古代汉文学。
在前现代社会，汉字是东亚社会的通用媒介，而写作汉诗、汉文亦是东亚知识人的基本修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不过，自19世纪末以降，东亚汉文化圈渐渐解体，特别是20世纪以后，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汉语作为正式的文学书写语言，东亚汉文学则成为了历史的“弃儿”。东亚诸国研究本国国文学的学者认为汉文学不属于“国文学”，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又认为其不属于中国文学，故东亚汉文学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东亚各国普遍不受重视。
如不少日本学者不承认日本汉文学的价值，甚至认为汉文学流行的时代是“国风暗黑的时代”；还有学者，如西乡信纲认为，“奈良朝写作汉诗成风，这也是贵族们受外来文化的毒害，逐步走上殖民地化的征兆……汉诗只是由头脑里产生出来的理性的文学，买弄学识的文学”；汉诗“大部分只不过是中国诗人的思想感情的翻版，感觉不出扎根于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中的真实性和直接性。我们满可以说它是接近于化石遗物的文学”。（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6—47页）所以，他写作的《日本文学史》基本将汉文学排除在外。
日本学者芳贺矢一、冈田正之教授撰写日本第一部和第二部《日本汉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日本读者注意日本汉文学的存在，也要告诉日本读者日本汉文学也是日本文学。但他们的努力似乎效果不彰，就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汉文学史著作而言，不但非常简略，而且文学史的脉络也不太清晰。
现在朝鲜半岛、越南都已经基本废除了汉字，历史上用汉字创作的汉诗、汉文、汉文小说也不再是东亚文学主要的研究对象。韩国学者也撰写了不少朝鲜半岛汉文学史著作，但读来总觉得不够深入，比较强调本国文学的自主性，而忽略了中国古典文学对韩国汉文学的霑溉与影响。
东亚汉文学是千余年来东亚诸国文人士子用智慧创作的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学遗产，是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文化交流的优秀结晶，也是东亚各国应该共同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重视。
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是一个文明的整体，东亚士人可以通过汉文学无障碍地交流，加强对东亚汉文学与汉文化的研究对于今天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也有一定的价值。东亚古代汉文学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东亚古代汉文学不但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海量的新文献，而且其不同的创作风貌也为东亚比较文学提供了绝好的文本。
由于东亚古代汉文学都是以汉字书写的，使用的文体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文体，使用的典故、意象、语汇也多来自中国古代文学，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优势与责任所在，理应加强和开拓这方面的研究。
笔者认为，东亚汉文学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之间的文学交流，既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辐射，也要研究东亚汉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与变形。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将东亚汉文学纳入到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中加以观照，研究同一文学现象、文学题材、文学人物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的不同接受与流变。本辑各章基本上就是尝试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索东亚汉文学的独特魅力。
本辑亦分为四章，第九章《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东亚汉文学对黄庭坚〈演雅〉的拟效与创新》。
本章借鉴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的概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本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文本只有“旅行”才会产生流变，才能渐渐成为文学经典。文本在“旅行”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众多的变形，从而形成一个个众多的“亚文本”。中国古典文学文本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旅行”，也体现了“文本旅行”的地域性。
黄庭坚的名作《演雅》在中国从宋代至清代皆产生了众多效拟之作，甚至清代人还模仿其法，创制了所谓“演庄”体，即演绎《庄子》之作，每句诗都用《庄子》的典故。《演雅》在日本、朝鲜半岛汉文学中的“旅行”也体现出不同的特色，日本古代产生了众多的《演雅》的注本，注重对《演雅》进行讽寓性阐释，而在朝鲜半岛汉文学中则出现了众多《演雅》的次韵诗、仿诗，甚至朝鲜还产生了“演雅体”这样的概念。
朝鲜文人还对“演雅体”加以创新，将其与联句诗、回文诗、地名诗、自咏诗等诗体结合起来，体现了朝鲜文人对“演雅体”的变异、突破与创新。《演雅》是东亚汉籍史上拥有注释最多的单篇作品，其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也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史意味。
第十章《汉诗、雅集与汉文化圈的余韵——1922年东亚三次赤壁会考论》。
1922年是苏轼元丰壬戌七月既望赤壁之游的第十四个甲子，中日两国都举办了很多“赤壁会”雅集来纪念文化史上这一盛事，尤以本年9月7日长尾雨山、富冈铁斋等举办的京都赤壁会最为知名，有三百多人参加，而且发起者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文人、学者、书画家、篆刻家、政治家、实业家。京都赤壁会没有留下成集的文字，只有奥村竹亭的《赤壁赋印谱》留传至今。
同一天，中国大连也举办了由日本汉诗人田冈正树组织的赤壁会，大连赤壁会以当地的两大诗社浩然社、嘤鸣社成员为主。会后，田冈正树征稿于诗友，最后结集为《清风明月集》一书。
同日东京芝山红叶馆也举办了一次赤壁会，吟咏汉诗，结成《壬戌雅会集》一书。
京都、东京与大连赤壁会都是文人雅集，虽然参与者不同、语境不同、氛围不同，但体现了东亚汉文化圈最后的一体性。随时战争的来临，东亚汉文化圈也最后分崩离析。《赤壁赋印谱》《清风明月集》《壬戌雅会集》体现了东亚汉文化圈最后的韵味。
第十一章《“以文为戏”与“文学扮演”——东亚汉文学中的“拟代文”》。
与诗歌中的代言相似，东亚汉文学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拟代文”，而且这种“拟代文”与诗歌中的代言基本只代言当代人不同，一般是后世人以前人的口吻来回应前人。这种“拟代文”穿越了时间，以后人的口吻揣摩千百年前古人的心态与情感，代其发声，又要符合其特定的身份，这就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
同时，这些“拟代文”多以骈文写成，展现了骈文文体的游戏性，也显现了中国古典文学“文可以戏”的一面。
本章以《文选》中的骈文名作丘迟《与陈伯之书》以及清代三篇以陈伯之的口吻给丘迟的回信[曾纪泽《拟陈伯之答丘迟书》、吴汝纶《代陈伯之答丘迟书》、屠寄《代陈伯之答丘迟书》]为例来说明“拟代文”的文学性与游戏性。
“拟代文”不但超越了时间，而且还跨越了空间。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着大量拟代文，在朝鲜半岛古代的汉文学中，就有朝鲜人模仿古代中国人的口吻给中国人写信的例子，如奇大升模仿李白的口吻给杜甫写信（《拟李太白与杜子美书》），但朝鲜汉文学中更多的是模仿中国东晋士人顾荣的口吻送别打算归隐江南的张翰写信的文章，如崔忠成的《拟送张舍人归江东序》，尹善道的《送张翰归江东序》，黄㦿的《送张翰归江东序》，洪柱国的《代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苏斗山的《代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赵根的《拟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尹推的《代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金锡胄的《代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等，本章对这些朝鲜拟代文进行了分析。
第十二章《日本江户时代文话对中国文章学的受容》。
“文话”，顾名思义是传统文学批评中对文章的研究与评论，是东亚古代文章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自宋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的文话类著作，目前已经收入《历代文话》（全十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
日本江户时代以来也产生了大量用汉文写成的文话，但迄今尚未有学者加以汇编成集，对其的研究也尚未展开。本章拟从东亚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江户时代汉文文话受到的中国文章学的影响及对其的受容。
江户时代对中国文章学的受容主要有四种形式：翻刻、汇编、注解与回应。江户时代翻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章学著作，有的已经收入长泽规矩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有的则未收入，如享保年间荻生徂徕弟子山井鼎所刻陈騤的《文则》。和刻本中国文章学著作保存了很多本土失传的典籍，如高琦的《文章一贯》；同时和刻本还有助于对中国传本的校勘，如享保本《文则》中就有大量山井鼎的批语，较有助于文本的厘清。
江户时代早期的文话以汇编中国文章学著作为主，这方面集成式的著作是江户初年儒学家藤原惺窝所编的《文章达德纲领》六卷。全书按照藤原惺窝本人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文章学著作按照一定的体系重新编排，涉及到文章学的技巧论、创作论、文体论、作家论诸方面。江户中后期的文话虽然以日本文人自撰为主，但仍然处处可见中国文章学的影响。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对汉诗汉文的兴趣并未衰退，这时出现了很多指导写作汉诗文的书，龟卦川政隆所编的《文章一贯集解》也是这股风潮下的产物，此书也是东亚文话史上唯一一部文话注释书。
所谓“集解”即汇集了日本江户中期多位学者关于文章写作的论述。日本文话从借中国文章学著作发声，到自己独立发声，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江户中期的文话开始关注日本文人汉文写作中的实际问题，故日本文话对所谓“华风”与“和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日本文人认为要想写出纯正的汉文，必须戒除写作中受到日文训读影响的表达方式，特别是荻生徂徕提出了“以汉语会汉语”的方式，至今在外语学习中仍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还可以看到随着日本汉文水平的进步，日本文人对中国的古文以及文章学开始持一种贬抑的态度，这与日本文人在汉学上的自信是息息相关的。
本章最后讨论了日本文话中围绕着荻生徂徕“古文辞”的争论。荻生徂徕希望通过学习明人，特别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来达到“孔子之道”，而忽视了经典的选择问题。江户中后期的文话展开了对荻生徂徕“古文辞”的批评，最终为日本汉文学发展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日本文话自始至终深受中国文章学的影响，一直在与中国文章学进行对话，回应着产生自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最终找到了适合本国文章学发展的道路。
本书名为《域外稽古录》，书名来自司马光所著的《稽古录》，该书是宋代的史学名著，四库馆臣赞为“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稽古录》提要”）。“稽古”二字出自《尚书·尧典》，伪孔传曰：“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本书使用的材料都得自域外，故命之为“域外稽古录”。
当然本书既非关于治道，亦非关于古道，只是以域外的新材料来研究古代文学之“道”，是为本书副标题“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论”之意。
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围绕着“中国文集日本古钞本”“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和“东亚汉文学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论述，使用的方法以个案研究为主，希望通过个案的研究来填充东亚汉籍与汉文学研究的巨大拼图。
实际上，本书仍然是一部“在路上”的作品，很多计划中的研究尚未完成，但学术研究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好在想法已经有了，期待着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向学界奉献一部更有体系、更具理论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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