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率先在日本的帝国大学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狩野直喜与中国俗文学之三）

前文已述及，早稻田大学及其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是日本第一所讲授中国俗文学的高等学府，自森槐南以来的多位学者，十数年间前赴后继，造成中国俗文学学科在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势，成为早稻田大学当时引以为豪的特色学科。

早稻田大学

但早稻田大学毕竟是私立大学，而作为帝国大学的东京帝国大学虽然在1905年就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但仍在“汉学科”体系下，文、史、哲兼修，所谓“文学”的概念，几乎仍是传统的“文章学”。

而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则分设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三者之间互不隶属，不再强制兼修[1]，故其于1908年设立的文学科，实是日本帝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从事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科系。

京都大学

狩野直喜出任文学科首位“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并于1910年就开设了“中国戏曲及小说”（中国戲曲及小說）课程[2]，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位以讲座教授身份在帝国大学讲授中国俗文学的学者。

狩野直喜自出掌“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以来，主持该教席长达二十年，但一生从未出版过专著，是一位典型的述而不作型的学者3[3]。生前只有两部分别作为他六十岁和八十岁纪念而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学文薮》（《中国學文藪》，東京：弘文堂，1927年）和《读书籑余》（《讀書籑餘》，東京：弘文堂1947年版）。

《中国学文薮》

目前所见狩野氏的其余著述，均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孙狩野直祯和弟子吉川幸次郎等人根据狩野亲笔讲义稿及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如《中国哲学史》（《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两汉学术考》（《兩漢學術考》，東京：筑摩書房，1964年）、《魏晋学术考》（《魏晉學術考》，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學史》，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年）、《论语孟子研究》（《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汉文研究法》（《漢文研究法》，東京：みすず書房，1979年）、《御进讲录》（《御進講錄》，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清朝的制度与文学》（《清朝の制度と文學》，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中国小说戏曲史》（《中國小說戲曲史》。東京：みすず書房，1992年）、《春秋研究》（《春秋研究》，みすず書房，1994年），此外还有两部诗文集：《君山文》（1959年）、《君山诗草》（1960年版）。

《御進講録》

狩野氏的讲稿内容，时间跨度由上古及清代，学术领域则横跨文史哲，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作为中国学创始人的狩野直喜的授课内容和知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兼任哲学科、文学科讲座教授对狩野直喜而言，并非将全然分裂的两个学科生硬地捏合在一起，恰恰相反，狩野氏认为，“中国的经学和文学是由同一主体运营的，根据这一的原则，所以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两者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的话，两者都得不到圆满的研究结果”[4]。

《中国哲学史》

不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不能分割，即在中国文学内部，各时期、各文体的文学也不能分割。

他在俗文学研究之外，还对“过去被视为‘堕落文学’的魏晋六朝文学进行了有独创性的研究，这一领域后来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新鲜血液，这和狩野氏独具慧眼的选择和研究也是分不开的”[5]。

当然，狩野学术之于中国文学的最大意义仍在于俗文学方面。俗文学在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占有重要位置，他对“文学”的理解介于东西新旧之间，但有意突出俗文学的地位。

《狩野文库目录》

他将中国文学的范围分为五类，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外，单列“俗文学”一类，并解释说：

 举凡中国戏曲、院本、小说等，皆属此类。其初兴于元代，然地位极卑，《四库全书》亦不著录此等书。以中国人思之，其不属文学之列，此等作品中，戏曲或有文人公然署名者，然至于小说，则不知其作者为谁者多矣。[6]

他又进一步说明研究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意义：

《水浒传与中国戏曲》

《四库全书》不著录小说戏曲等今日所谓之纯文学，中国向来不把与道德政治无关之书当做典籍，这就是《四库全书》只收录经史子集的原因，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则必须将小说戏曲也收录在内。

小说戏曲有不少既有文学价值又饶有趣味的东西，在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中国风俗时，就有必要研究这些小说戏曲。西洋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还把不少作品翻译成了西方语言。[7]

狩野直喜

正因为如此，他在1911年夏季举行的题为“汉文研究法”的讲演会上，再次明确地将传统经史类和小说类都纳入到其所谓的“汉文”范围内，对收有大量文言小说的《太平广记》进行较为详细地论述。

狩野直喜不仅率先在帝国大学开设了系统的“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說史）（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中国戏曲史”（中国戲曲史）（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等关于中国小说戏曲史的“特殊讲义”（特殊講義），还每年开设“元曲讲读”等“普通讲义”（普通講義），到他退休时已讲完《元曲选》半数以上的作品。

《中国小说戏曲史》日文版

此外，他还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小说<红楼梦>》（《中国小說<紅樓夢>に就て》，《大阪朝日新聞》，1909年1月）、《关于<琵琶行>题材的中国戏曲》（《<琵琶行>を材料としてる中国戲曲に就いて》，《大阪朝日新聞》，1910年1月）、《<水浒传>与中国戏曲》（《<水滸傳>と中国戲曲》，《藝文》1910年第5号）、《元曲的由來与白朴<梧桐雨>》（《元曲の由來と白仁甫の<梧桐雨>》，《藝文》1911年第3号）、《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国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藝文》1916年第1、3号）、《读曲琐言》（《讀曲瑣言》，《中国學》第2卷第2号，1921年10月）等论文。

所论或给当时学界带来最新学术信息，或得出为今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狩野直喜博士家藏书》

由此可知，明治末大正初正是狩野直喜以大量精力关注、研究中国俗文学的重要时期，而这时期又恰逢盐谷温学成回国（1912年9月）和流寓京都的王国维（1877-1927）完成《宋元戏曲史》（1912年末至1913年初），中日两国学者的俗文学研究在短时间、近距离内形成既有国内又涉国际的十分微妙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当时或无意，后来却成为莫衷一是的一段学术公案，即谁最先开始相关研究，三方对此各执一词。王国维宣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8]。

王国维

盐谷温虽认为“我国词曲研究者，前有田能村竹田，后有先师森槐南博士”，但也承认“王氏游寓京都，我国学界也大受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保三君等，皆于斯学造诣极深，或研究曲学，或译介名作，呈万马齐喑之势”[9]。

但也有人认为，盐谷温才是日本最初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人[10]。

至于狩野直喜，前文已引狩野直祯等人的评语，兹就其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之关系略附数语。

王国维致狩野直喜信函

王国维自尽后，狩野氏曾撰文纪念，其中谈到：“当时（1909年）我正欲研究元杂剧，并已于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恰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之研究，已经著有《曲录》、《戏曲考原》等书”[11]。

有学者认为，狩野直喜在这里特别强调他在元杂剧研究方面的起步并不晚于王国维，显然是话里有话[12]。

后人果然从其中发掘出许多微言大义：先有吉川幸次郎认为狩野直喜和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是隔海同时进行，明确推翻了“王国维影响说”[13]；后有狩野直祯进一步追溯到狩野直喜从留学清朝开始就已经关注小说戏曲研究，并非在王国维的影响下进行，而且狩野氏讲授中国小说史也早于鲁迅（1881-1936）[14]；高田时雄则更加突出狩野氏研究的意义远胜于王国维：

高田时雄

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研究着先鞭者为狩野直喜与王国维。狩野氏由京都帝国大学派往北京调查敦煌写本时，初见王国维，因彼时他已经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故与已著有《曲录》、《戏曲考原》的王国维话多投机。

王国维流寓日本一两年后完成《宋元戏曲史》，其后再无关于戏曲之著述，而狩野氏则自1910年直至1927年退休的十七年间，每年都开设元曲课程。

日本此前虽有幸田露伴、森槐南等人介绍元曲，但真正以元曲为学术研究对象，则从狩野氏开始，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传统。[15]

狩野直喜信札

上述评价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大体符合事实。在狩野直喜的倡导和努力之下，到吉川幸次郎“读大学的时候（按：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方面是戏曲小说研究的全盛时代，那时候大体的风气是，谁都不会把诗文作为研究对象，要研究的话必须是研究作为新领域的戏曲小说”[16]。

就日本汉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在中国俗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确实只有东京帝国大学的盐谷温足以与狩野直喜相媲美。

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手稿

和盐谷温一样，狩野直喜也在长达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众多的后学，其中在中国小说戏曲研究领域饶有成就、堪称一代之领袖的就有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他们后来都继承了狩野直喜的衣钵，相继出任京大讲座教授，成为京都学派的支柱。他们先后相继及其开设课程情况，可列表如下[17]：

讲座名称	姓名	职称	主讲课程	任职时间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第一讲座	狩野直喜	教授	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元曲等。	1908年-1928年
狩野直喜	名誉教授	1928年-
铃木虎雄	助教授	明代戏曲概要等。	1908年12月-1919年7月
仓石武四郎	讲师	红楼梦、世说新语等。	1926年4月-1927年4月
仓石武四郎	助教授	1927年4月-1939年4月
仓石武四郎	教授	1939年4月-1949年4月
中国语学 中国文学 第二讲座	铃木虎雄	教授		1919年7月-1938年5月
铃木虎雄	名誉教授	1938年5月-
青木正儿	教授	宋元明文学史、清朝文学史、元曲评论、京本通俗小说、古代文学史、元曲选等。	1938年3月-1947年6月
吉川幸次郎	讲师		1931年4月-1947年6月
吉川幸次郎	教授	1947年6月-

上述几人中，除仓石武四郎曾先后受教于盐谷温和狩野直喜、后又兼任东京、京都两大学教授外，青木和吉川的影响力远胜于节门弟子；而先任狩野氏副手而后独立出掌第二讲座的铃木虎雄的影响力，也远大于在东京帝国大学一直作为盐谷温副手的竹田复（1891-1986）；由铃木氏开始设立的“中国语中国文学”两讲座制一直保留下来，也使得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总规模胜过了始终仅设一讲座的东京帝国大学。

仓石武四郎

京都帝国大学的成立虽晚于东京帝国大学，但京都学派日后的声势更胜于东京学派，与上述原因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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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哲、史、文三学科，各分为“正科目”和“副科目”，前者为必修，后者为选修；学制三年，课程则分为“普通讲义”、“特殊讲义”和“演习”。“普通讲义”为必修，是为一年级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特殊讲义”则为二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专业从“正科目”中选取；“演习”则是三年级学生选取课题进行研究，再由教师批评指正之。当时文学科开设的“正科目”有：文学概论、国语学、国文学、中国语中国文学、英文学、德文学、梵语梵文学、言语学；“副科目”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中国语、朝鲜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哲学概论、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美学美术史等。并在史学科、哲学科的“副科目”中设有中国文学。参见《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史》，第17-20页。

       [2] 据《京都文科大學新學年講義目錄》，《藝文》，1910年第7號。按，森槐南也曾于1899年起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词曲，但他始终是以讲师身份，身前未获教授职称；而盐谷温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则是1920年。

       [3] 《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66页。

       [4] 吉川幸次郎：《魏晉學術考·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版，第283页。

       [5] 《魏晉學術考·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第284页。

       [6] 狩野直喜：《中国文學史》（上古至六朝），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年，第9页。

       [7] 狩野直喜：《漢文研究法》，《中国學文薮》，東京：すずみ書房1973年版，第7页。

       [8]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8页。关于王国维戏曲研究与日本汉学的关系，可详见张真：《平生风义兼师友——王国维曲学研究与日本汉学关系考论》，《戏曲研究》（第七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专辑），2016年第4期。

       [9] 鹽谷溫：《中国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第166页。

       [10] 藤井省三：《鹽谷溫》，载《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年，第94-95页。

       [11]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原载《艺文》1927年第8号；此据滨田麻矢译文，收入陈平原、王凤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2页。

       [12] 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3] 《中国學文薮·解说》，第503页。

       [14] 狩野直祯：《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第104页。

       [15] 高田时雄：《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0页。

       [16] 《先學を語る》第2册，第127页。

       [17] 资料来源：由笔者综合各种资料编排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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