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讲授、曾庆雨整理：明代文学与哲学下（明代文学与哲学之四）
明代后期诗文思想与李卓吾最接近的，就是袁宏道的“性灵说”。这有一个理论问题，“性灵”或被理解为讲老实话，心中怎么想就怎么说。据此，就讲袁宏道的诗文主张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这是不确切的。
理解“性灵说”，是要看到它与“童心说”的关系。“童心说”被误解，以为是写真情实感，其实不仅如此，而且要求符合人性的真情实感，反对由外而入的道理。
袁宏道的“性灵说”也如此，他认为当时的诗是不能传了，能传下去的是民歌，即《擘破玉》《打枣竿》之类。因为这样的民歌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由此可知，他指的“真声”不是心中作何想就是作何和说，而是“真人所作”才是“真声”。
要注意的是“无闻无识”，也就是外界的“闻见道理”，李卓吾认为“闻见道理”是要去掉的，袁宏道与李卓吾同见。袁宏道在《叙小修传》中讲了这一道理。
另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他提出“趣”，以之为文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文学中无“趣”就无价值。
“趣”从何来呢？最好的是“童子之趣”，人生最快乐是孩提时代，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活动，这是最高的“趣”。其次是“山林之人”的“趣”，这是指真正的山林之人，不是假隐士。这种山林之人是无拘无束，可自在度日，也有一种“趣”。
还有些人也有一些“趣”，这些人是愚蠢不肖的人，因为其“无品”，追求的东西都很卑拙，所以大家都讥笑他们，他们也不理会。人如果官渐大，地位渐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其中可进一步看出“趣”与“理”“闻见”是相对立的。
因“趣”是文学的灵魂，因而“趣”也是“性灵”，是一种东西，两者只是不同称谓。“性灵”与“趣”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就算有别，也是相互依存的。“闻见”“理”和“趣”相对立，也就与“性灵”对立。“童趣”与“童心”联系紧密，山林之人的“趣”是因为社会束缚少，这种“趣”恰显示出自然本性因受束缚少而有更多表现力。愚趣则是因保留着人的本能追求，品格低下，不怕社会打击、迫害。
由此可见，“性灵”是与社会强加于人的“闻见知识”相反的东西，而与李卓吾的观点一致。袁宏道“性灵说”与汤显祖相一致的地方，是汤显祖强调“情”，否定理，袁宏道也将“趣”与理对立。不论袁宏道还是汤显祖，都是以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
袁宏道的“性灵说”存在前后期的区别，袁宏道的批判矛盾指向是不强的，甚至批判意味也不强，当时确有趋向后七子的倾向。
李梦阳及前七子提倡真情，在重视文学独特美，并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不准确的看法。李梦阳提出要表现文学独特美，以前的作家掌握了方法，因而要细心研究前人规律，掌握这种美的规律，并按此来写自己的作品，这不是模仿。
这种说法本也有困难之处：如何掌握他们的规律又不模仿呢？文学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要求有新的表达方法，遵照前人是无法满足现实要求的。而后来受其影响的人对于李梦阳不模仿的观点没有充分重视，故确切存在着模拟倾向。
然后七子之间也没有淹没写真实情感的主张。关于真情，李梦阳并没有充分展开，而后七子中的真情，如李卓吾要求的“童心”较少，故后七子的弱点：第一，注意写真情，但对社会冲击力较少，说明受社会束缚力强；第二，存在模拟倾向。
袁宏道则是在后七子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提倡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情，矛头指向是当时社会的保守势力，号召作家写人的本性，当然对模拟也有所批判。要求写人与自然相处中的种种喜怒哀乐，否则是不符合他的“性灵说”的。
由“性灵说”出发写的作品并不都好，诗尤其这样。因为诗的感情是近乎凝结的感情，而“性灵说”有着对当时创作倾向的一种反抗性，他对诗的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规律，有着自己的倾向特点。
袁宏道就注重写自己胸中的事情，而不考虑艺术性。这本身也有合理性，但是读起来无诗味，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但更应该用来写散文，论说文。就这种并不好的诗中也看出一种倾向，要求诗摆脱旧有形式束缚，追求一种新的形式，这是有益的。唐诗形式是好的，但随着人的思想感情的不断发展、复杂化，人的心理活动方式、心理构成的变化，诗也应有新形式。袁宏道诗的白话倾向是没有经过凝结的形式，从这点看是应该肯定的。
袁宏道诗与李梦阳诗、杨维桢的古乐府诗有相通之处，相似成分，那就是摆脱诗歌格律束缚，搞新形式。尽管不被人注意，但是仍在进行。
到了“五四”终于出了新形式，甚至有了艾青这样的新诗人（当然是不是艾青等新诗人的诗歌形式就是新形式，要在今后诗歌创作的发展中看。这主要看是否能像旧体诗，如唐诗一样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五四”前，新形式仍没有出现。
我们虽有诗的辉煌时代，但衰落了。我们原有的适合表现的形式曾获得成功，而后则再没出现，而原因值得探讨。
袁宏道还有一些写得好的诗，并没有显示出新形式探求的努力，与传统形式无多大差别，显示出的只是有新的情绪，这对袁宏道而言是一个悲哀。
袁宏道的好诗突破了原来的题材范围（思想感情方面），与人的情感变化相适应，有一种新的情绪，如《卢沟道中》写寂寞孤独之情，这种情绪之强烈，在古诗中是较少看到的，诗中的景色与心情是一致的。
传统是情景交融，这种写法在过去诗词中经常出现，但实际上传统少有以景引情，往往是以情选景，即我的感情如何，景色便如何。如秦观的词，因情苦而春景也就凄涩，情景关系并不是水乳交融的。
而袁宏道的诗则是景情有机构成，诗中所写的“卢沟道中”，北方自然景色，与南方不一样。南方对北方景色的荒凉感觉明显，一般南方人并不认为美好。这种景色处理，往往写不值得留念。而袁宏道诗中写景不美好，但同样使人感到有诗意。因荒凉与寂寞痛苦之心已融为一体。由此，景色在诗中成为不能缺少的元素。
诗中的寂寞痛苦，一是因本身寂寞而产生了要求有物来补充；二是这种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景致寂寞更进一步打击了他。这是一种情景相互生发，情景相互加深的情绪，是人与自然的对比，与传统不一样，不是人痛苦景痛苦，而不都是一致的。
他希望摆脱寂寞，追求新意时，自然则进一步打击他，反映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当时社会的新东西，一般古代对人的自我意识少，人在自然中感到渺小，而自然则伟大。人所希望的是人与自然的结合，崇拜自然，其结果是依附。
“攀龙附凤”这个成语在开始并不是贬义的，因而古代诗歌中的自然景色都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特点，人的寂寞痛苦在自然界找到寄托。而袁宏道诗中则是对立，人所有的是一种烦躁，无出路的感觉。
这种感情写得如此强烈，在过去的诗中是少见的。过去也有写得生动、深刻的痛苦，而袁宏道诗中是一种烦躁情绪，是一种新的情绪。当人对于很多事情有希望时，烦躁很少出现，当人在现实中不仅绝望，而且无出路时，人就出现烦躁情绪，追求麻醉。
在人与自然对立中出现的烦躁情绪是与现代人接近的，而杜甫的情绪与现代人则有相当距离。《卢沟道中》的荒凉景色有诗意，是景为情的有机构成，在当时诗中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诗，但形式上并不是新形式的，也不是他所追求的（这或许是袁宏道的一种悲哀，最能表现他的思想情绪的仍是旧形式的诗）。
袁宏道的散文成就比诗高。他的散文，明显的特点是显示性灵与童心。它们由本性出发，与社会接触，而喜、怒、哀、乐的感情随之产生，且反映充分，说出了一般人不敢说的话。
如《兰亭记》讲的是人的生死问题；《龚惟长先生》《徐汉明》是袁宏道写给亲友的信，其中肯定了适世之人，贾宝玉便是这样的人。
袁宏道对人生已出现了一种崇高无意义，不如吃喝算了的人生观。《红楼梦》时就出现了这类代表人物。袁宏道还是要做官的，到贾宝玉则是真正的不做官了。
袁宏道的散文能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有着相当多离经叛道的东西，新的人生态度，是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必然出现的。其中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如正常是不会出现玩世不恭的。
《十日谈》等也鄙视传统，但有对生活的追求。而袁宏道既看不起传统的有追求，又玩世不恭，这是社会发展出现毛病的关系，其中可看出他内心的一种痛苦。
他的“五快活”显得可笑，而内心则有着相当深的痛苦。他把“恬不知耻”作为快活是痛苦的反映，用痛苦侮辱自己，侮辱别人，是因社会对他压迫太强烈，他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又不完全甘心，就出现了侮辱自己来侮辱别人。
后来路翎小说中出现了《罗大斗底一生》，罗大斗就是一直想出头而终不达，类似阿Q这样的人物。当时国民党拉壮丁拉走罗大斗，走前他向母亲跪下叩头，他心里高兴（他高兴的是他侮辱了母亲，侮辱了自己，侮辱了别人），他对母亲感情复杂。
袁宏道的痛苦与个人奋斗不一样，这种痛苦不引向反抗，而是一种消极的超然物外。他的散文能用清新的笔调，诙谐的味道写新思想，新感情。因此，他的散文具有一种新鲜感和感染力。以前散文中从未出现过诙谐、清新而又痛苦的情绪。唐宋八大家，除苏轼还活泼外，其余都是板着脸面。
袁宏道的散文是散文的新成分，虽然抒情味不浓，但也能抒情写景结合，有感染人之处，如《灵岩》一文，写景时与黄庭坚诗有相似之处。袁宏道写来是平铺直叙，不事雕琢。他的散文好在整体，而不在一词一句。
对景的描写是不经意、客观，而不是要写美景的写法。这样使人看到一方面是太湖，一方面是松涛声，作者并由此想到美人西施住这儿的情形，表面是与和尚开玩笑，而实际是他自己由松声想到了西施。
写十几岁的“小奚”（小书僮）看到西施履迹也感动了，虽然是石上有一块凹迹，可作者似乎看见着了鞋袜的西施足。就这样一面写景，一面写自己的感情，用短文把情、景结合来写，写真实感受，故引起读者共鸣，成就高于诗歌。
这是明代后期由于思想上新的成分引来文学上新的成分的状况，但是明后期也分两个阶段，后一阶段这种势头夭折了。其过程是，随着李卓吾以及新倾向文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统治者上层越来越不安，进行了镇压。因为统治者对此有不安情绪。
这在《明实录》中可反映，举简单的例证，如冯琦，袁宏道是他的学生。袁宏道考科举时，冯琦是考官，故算是袁宏道的老师。
冯琦在李卓吾被捕、被迫害时任礼部尚书，冯琦的前任是余继登，继登死，冯琦写过一篇行状，由“公见士习薄名行、喜浮说，离经叛言”之类的话可知，余继登对思想学术界的风气感到忧心，对当时意识形态或思想界的总结是准确、全面的。
主要是有人认为儒家经书是不对的，因而有所反对，一切从自己的心出发，结果传统的界限都超越，如于慎行为余继登撰写墓志铭所谓“惟一了此心，则踰闲荡检”。一切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做，还写文章宣传。
由此，余继登上奏皇帝，不要让他们晋升，这是完全针对当时思想界的。冯琦赞同这一意见，并认为是余继登的贡献，写进行状里。因为行状与墓志一样，都是好的才写，这不仅表现冯琦对余继登的肯定，也表现在冯琦的行动上。
后来冯琦主持科举，凡卷面上有新说者一概不取。当然，他还是错误地取了袁宏道。同时，李卓吾被铺，冯琦向皇帝上《为崇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收在他的文集《北海集》中，不仅赞成对李贽法办，还提出具体建议，并对当时思想界进行批判，立场与余继登一样严厉。
新建议就是要禁书，我们历史上有趣的是，每当有新思想一出来，就有一大批禁书。《明实录》中没有完全引冯琦“疏”的具体内容，但记载了他上书皇帝一事。皇帝肯定了冯琦，估计当时有一批禁书，可惜不知名目。李卓吾的书是都禁了，但后来禁书不成功，过了一些时候，李卓吾的书又流行，比李卓吾活着时还厉害，以至于出现冒名者。
通过迫害李卓吾和禁书，思想界出现了变化。尽管李卓吾的思想还在艰苦地继承，可失掉了汹涌澎湃的劲头。另外一批人很快起来，占领思想界，这就是东林党。这个党是复杂的，政治上敢于坚持己见，不怕牺牲，操行较好，不是贪官污吏，对当权派敢于表达不满。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后期，紧接着李贽被迫害，顾宪成等人在东林讲学。李贽被害第二年，东林党崛起，其主张与冯琦完全一样。李卓吾是从王阳明发展而来，东林党则是反王阳明，提倡程朱理学的。他们从根本上批判了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认为任何事都要用“心”来衡量，这种精神从注重“心”开始，有强调理性精神的意味。虽然“心”与理性有差，但要求用自己的眼光来衡量事物，是重主体性的观点。顾宪成在《复李见罗》一书中是批判王阳明的，东林党提倡践行孔孟学说，欲将明后期出现的要求自由的思潮束缚并击退。
王阳明提倡“无善无恶心之体”，认为“心”本是空灵的（此观点导致出李卓吾“童心说”），“心”之本体无善恶，仁义道德不是人心所有，进一步要求按“心”的要求生活，而导致注重个性、欲望等这样的思潮。
东林党对此进行批判，认为此观点与佛教的“空”的主张相通，这确是禅宗的教义，所以，东林党联系到王阳明的观点上去。他们认为“空灵”是错误的，并进一步揭露“空”的危害性，这种批判是因他们以孔孟之道为标准。与冯琦理论对照，东林党批判的着眼点和文章语气是一致的。
东林党的兴起不仅在时间上与冯琦批李卓吾相衔接，与朝廷杀害李卓吾相衔接，他们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与统治阶层的要求取向一致。统治阶层中相当复杂，东林党的人在万历年并不得志，与上层产生矛盾的根本地方，是对传统伦理的观念是否坚持。
东林党反对上层，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层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而对新思潮也因此要反对。东林党尽管在政治方面与上层有分歧，但在思想成因上是一致的。东林党和新派对上层的不满情绪是一致的，而两者在思想上是不一致的。
东林党与冯琦的一致思想是明显的，魏忠贤曾公布了一张东林党名单，冯琦等都上了名单。及李卓吾被害后，上层开始了思想整肃运动，并得到了士大夫阶层中一批人的拥护。这些拥护支持者确有一些真诚的、不怕死、不为钱的人，使这种整肃更有气势。
而新思潮转入低潮，这从袁宏道的后期观念中便可知。袁宏道后期的“性灵说”变了形，他在一篇文章《叙呙氏家绳集》中说：东坡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因陶诗“淡而适”。故袁宏道对“淡”加以肯定，认为甘味、苦味都不符合“真性灵”，只有“淡”是不能造作的，是文学的“真性灵”，所谓“唯淡也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
表面上此与袁宏道前期有联系，提倡“不可造”，不能造作，似乎还提倡自然，他仍认为“淡”才不可造。这个“淡”从字面说是“平淡”，这也可说是感情起伏少，是并不强烈的感情。与陶渊明联系，是陶诗的“淡”。
鲁迅认为，诗在陶渊明笔下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袁宏道强调陶诗中“淡”的一面，感情平静，“性灵”已经去掉了袁宏道前期对生活的欲望和反抗性，以及对生活的的热烈追求和积极性。因为，在追求中有甘苦，不能只是“淡”，所以“淡”对封建社会来说是不排除的。
陶渊明的心灵与林逋的心灵，统治者不仅不害怕，而且还赞美。袁宏道后期作品中如有反抗，也是不真实的。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南朝不高，昭明太子则乐于收他的诗。到唐、宋，陶渊明文学地位才高起来。李白并不欣赏他，杜甫则很欣赏。林逋在宋代极有名，后期袁宏道“性灵说”的战斗性已无，统治阶层已能接受。
钟惺、谭元春之“竟陵派”，他们也讲“性灵”，有很多人都把竟陵与公安看成一个流派。他们的一致性在于公安派后期与竟陵派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竟陵派在讲“性灵”时加上了束缚，与前期公安派不一致。
竟陵派认为“性灵”要多读书，使自己的心灵变得“厚”，才是“性灵”的真实。所谓“厚”，指的是敦厚。要多读传统的书才能敦厚。这就算是读李卓吾的书也是不对的，因为李卓吾认为“心”要排除由外而来的问学污染，“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
竟陵派自敦厚出发的“性灵”是经过改造的、儒学思想的性灵。竟陵派是把后期袁宏道的思想加以发展，对“人的本性”否定。袁宏道还能强调不可造的“淡”的性灵，而竟陵派则要读书，这把“不可造”也改掉了，出现了思想的倒退。
戏曲创作上，汤显祖也出现倒退。《牡丹亭》是他创作的高峰，以后往下走下坡路，到《邯郸记》，下坡路走到另一个顶点。《牡丹亭》中歌颂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到《邯郸记》则用虚无否定了这种追求。
尽管其中还有好的段落，表现了追求的过程，但追求到了还是虚无，结局还是否定了这种追求。尽管这个好的段落有吸引力，等看到虚无的结局，人更加强烈地悲哀起来，也更有力地把人推向虚无。
汤显祖之后，有名的戏曲就是阮大铖和吴炳的作品。阮大铖的作品写得漂亮，构思、情节有特点，作为消遣是不错的，对于消遣文学应有正确的看法，应肯定它。但汤显祖的不顾一切的反抗精神看不到了。
吴炳与汤显祖有相通处，如《西园记》，写的是一个女孩姓赵，从小由父亲订婚，但丈夫不好，她心情忧郁。赵女有一个姓王的好朋友，一个书生看见这个姓王的女孩子，有好感，但误以为姓赵。赵女死后，书生以为是他爱的那个，常来看望。赵死后还是撮合了姓王的女孩子与书生的爱情，其中有许多有趣的写法。
吴炳的剧本与《牡丹亭》相通，就在于写赵姓女孩内心的痛苦。赵女死前很高兴，因为可以不用与那个不喜欢的人结婚。这是说明，人被压迫的痛苦超过肉体的消灭。这些情节还可以看出《牡丹亭》的传统，但也有不同。赵女与书生恋爱，尽管情感很深，但她总是想到自己是鬼魂而选择了退让。
这种品德至今还是提倡的，与汤显祖的不顾一切是有差距的。剧本中，王氏女子是主角，赵姓女子是配角。按角色来看，赵姓女子是贴旦（相当于《牡丹亭》中的春香），王氏女子是旦角扮演，因而看出吴炳的本子仍是消遣为主，把王氏女子与书生之间产生的误会，那种很好玩的东西作为主要的内容，而把赵姓女子有意义的事件作为次要的，这也反映了汤显祖《牡丹亭》中精神的一种衰退。
从小说来讲，衰退的情况比较晚，这可能是小说的文学地位较低的缘故。在明清之际，戏剧与白话小说的地位不一样。像汤显祖这样的著名文人，他们都不写白话小说。小说都不是名人写的，小说不受重视，所受的束缚就少。这与后来是一样的，越受重视的文体就越被束缚。
中华书局版三言二拍
“二拍”刊刻以后，小说的衰退出现。《二刻拍案惊奇》中封建说教的味道明显，如《石点头》。曾经在《西游记》《金瓶梅》中的那种精神没有了，多是才子佳人的题材，而这些才子佳人最后都符合了封建道德，反抗也就没有了意义。
以皇上命亲的方式解决了矛盾冲突的写法，带来了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也说明了这种才子佳人小说结局的可笑，而且情节写在恋爱时也注重道德。晚明不顾一切的追求精神看不到了，都是规规矩矩的生活，有小错误也不影响大品质。另一种是秽亵小说，如《如意君传》等，开始还有一定的好处，观念中还是有新的成分。到晚明和清初，这类小说则完全是一种追求商品价值的小说了。
晚明和清初的这类小说题材的观念是《如意君传》的观念，但除了性之外，看不到与传统观念不一致之处，指导思想上或许与前人相通，但大量的性描写掩盖了思想意义，不能使人感动。
明后期是程朱理学抬头，新思潮衰退以至失败的阶段，其失败过程延续颇为长远，清代三大思想家对李卓吾是讨厌的。在思想上，他们与李卓吾有相当大的距离，黄宗羲还好一点。清代小说除了《聊斋志异》保持一点追求精神外，再就是如脂砚斋评《红楼梦》——“得《金瓶》之壸奥”，说明《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
戏曲《桃花扇》《长生殿》与《牡丹亭》中的爱情不完全一样了。历史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不符合传统道德，不符合要求爱情的专一，后来的作者进行了批判，对李、杨真实关系处理上掩盖了乱伦的大缺陷。洪昇就更不承认杨贵妃是唐明皇的儿媳，改变了生活原来的事实。这些改变都是为了不与礼教冲突。
《桃花扇》中写李、侯爱情是次要的，写政治斗争，国家兴亡是主要的。观念还是传统的褒忠贬奸，也没有了《牡丹亭》的追求精神。
清代散文是桐城派的天下。就诗而言，吴梅村、王渔洋的诗中还有感慨，但王渔洋的感慨表现得较为隐约。吴梅村有家国兴亡的感慨，但也没有热烈、前进的取向。清诗在衰落，文学理论上有个别人能有所继承，如金圣叹，但还是被杀了。整个清代文坛走入了一片肃杀的境地。
直到乾隆时，戴震出来，肯定人欲，反对以礼杀人。这个观点是在他看似学术著作的《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来的，远远没有引起像李卓吾那样的轰动。戴震没有专文谈此问题，也只是隐约透出罢了，可视作是晚明精神恢复的迹象，但还没有恢复到晚明时期的深度和广度。
袁枚在诗文上提出“性灵说”，继承了袁宏道等人的思想，同样显示晚明之风在恢复，但那种气势并没有恢复，直至“五四”。
晚明后期新思想与新文学夭折的原因是什么？自元末明初可以看出，当时在文学上有一种新精神的作家是在江、浙一带。
这一代的工商业发展较快，经济发达与思想是联系的，明后期出现的情况也是一样。王阳明是浙江人，汤显祖虽是江西人，但长期在南京为官，李卓吾是福建人，福建本是通商口岸，后又在南京长期为官。江、浙地区形成的文化中心，是有着离经叛道色彩的文化中心。明后期，非江、浙地区作家已成为与江、浙地区相联系的新潮人物。
这说明，如果当时一个以江、浙地区为新文化中心的话，也是一个很狭小的中心，反映的是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意识形态，由此而影响了其他地方。我们现在所学西方的东西，在中国还不能扎根。
当时的江、浙两地的文化也如同今天西方的东西，看起来气势大，但基础脆弱，不易真正为人所接受。从当时政治人物看，非江、浙人超过了江、浙人。明代政府代表了中国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当新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招致镇压时是十分容易的事。
袁宏道、汤显祖的转变正说明了这一问题。汤显祖一再遭到打击，袁宏道的恐惧感日益明显，这都反映了一是虚无，一是怕受到迫害。在袁宏道写给李卓吾的信中（《致李龙湖》），劝李卓吾不要坚持原来的观点，这说明他开始变了。
袁宏道的改变是纯粹思想转变还是因外界压迫？在李卓吾死后，他有一封《答黄无净祠部》，其中说道，他常与其兄敲警钟：“今时做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安知独不到我等也？”横口，指污蔑；横事，指意想不到的灾难。
袁宏道的这些话可看出，在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中，他生活在恐惧的心理阴影里边。两年后，李卓吾被杀，那时正是冯琦之流提出要整肃的时期。
袁宏道这些人，除束手就擒，接受迫害，坚强的死了，软弱的被迫在恐惧中生存，新思想更无任何抵抗力。因为，新思想它的武器是陈旧而脆弱的。中国传统是儒家思想，要反对就要有新的思想武器。
他们不能借用佛、道思想，虽说这似乎也能有一定的作用可发挥，因佛、道学说是一把双刃的剑，从这边引导，可视作一切处于本性的“童心”；从那边也可引导出虚无。既可向前，亦可后退。
因而，后退是可以预见的，这是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出现的特异现象，新思潮不过是孤立的新思想。另外，由于没有新的思想武器的出现，主、客观的作用一起，使新文化运动夭折。为什么没有新的理论出现？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接着是清兵入关，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等等一系列的变化，造成了中国文人的心态趋于奴化，影响直到现在。
本资料是为纪念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辞世5周年，据本人1989年9月，在复旦大学古籍所举办的“元明清文学助教进修班”学习时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对“明代文学与哲学”课程笔记的整理始于2006年，当时为了给我校第一届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备课，在查阅资料时，有感于这一课程所受到的启发，便开始了对听课笔记的整理。
因我的随性且又慵懒，故整理工作也是断断续续的。直至2015年8月，在北京参加“明代文学思想与文学文献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十届年会”时，遇到了陈广宏、郑利华二位好友，他们是章培恒先生的得意门生，话题很自然提及到章先生生前的一些往事，我在不经意间聊到要整理笔记的事情。
章培恒先生
没想到立刻得到广宏教授的鼓励，并嘱尽快整理完成，尽快把电子版发给他，在《薪火学刊》上予以刊载。从北京返回昆明，再次开始了录入整理的后续工作。虽然两月后全部笔记的录入完成，但发现之前整理的内容多有错讹，资料也有不少遗漏和错误。不得不按下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情，再次从头校对原笔记，增补材料，纠错订讹。
时值2016年1月23日，整理校勘的工作终于全部完成，昆明也迎接了最冷的寒潮日。尽管之前世界各地都被一片寒潮包围，可是昆明的阳光依然温暖，直到我的工作完成，我的城市才终于被寒冷遮蔽。
这样的巧合真是上天的眷顾，又或者是先生英灵的庇佑，可以让我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南方蜗居里，不用一边给手指哈热气取暖，一边敲打冰冷的键盘。
当我再次拉动着滚动条，看着屏显上下翻动的页面，先生当年上课时的音容又浮现眼前。带着浓重绍兴口音的普通话授课，曾让我刚听课时十分的晕菜。
我这个来自云南的学生，为了听懂江南语音，真不知有过多少种听力方法运用的纠结。一开始，先生十分理解，常常用板书让我们这群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学生，不致因他的口音缘故而有所失误。
先生的板书书写是我十几年的读书经历中，第一次看到依然使用繁体字，且竖排，并从右向左写的板书。如今想起，依然还记得当时自己眼珠外凸状的新奇感。后来我们适应了，先生的板书也少了。
而今自己也有多年教学，方知那样的板书量有多累人，更体会到先生爱重学生之心的细腻，便是润物细无声啊。随着一页页文字的滚动，心里缓缓泛出温暖，眼眶不时会有些热胀。竟然联想起英国伊丽莎白二世曾写过的一句碑文，译文的大意：眼泪是为所有的爱付出的代价。
据当年班主任黄毅老师说，我们这个班是古籍所的第一个，也是章先生用心出力最多的一个班。这个班与当时很多大学同类的办班相较，不仅仅是推荐报名，要想进入还要经过考试，只是没有外语科目考试。且当时办这个班的生源选择，主要是边贫地区的高校和普通地区高校的青年教师。据说，这也是章先生做的决定。
看着终结的文稿，更觉得应该写写当年随先生学习的那些时光。回想起先生过往的那些寻常又萌态的举止，生动且有趣的闲谈也变得越来清晰而动人。
公元1989，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不能带过的纪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一年也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这一年给中国留下了至深至远的历史性影响。
而这一年，我有幸考入复旦大学古籍所，成为章先生讲坛下的一名学生。公元2016年，希望这个纪年不要成为多事之年。窗外冬雨敲打着书房的窗，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些聒噪。
距离2月8日的猴年春节尚有16天，借着如释重负的心绪，向我所有的亲朋好友说一句，提前祝各位猴年好运，健康快乐！也祈愿先生的在天之灵徜徉于无垢天堂的花园之中！
二〇一六年腊月初七午后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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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由郑利华教授订正。刊于《薪火学刊》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经整理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