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整本书阅读视野下的《红楼梦》主线与主题说
把握《红楼梦》的主线和主题，要从它的结构形态说起。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情节结构，有一个从线性流动到网状交叉的发展历程。早期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基本上是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单向推进故事进程的，大多表现为线性结构。
在线性结构中，相关时间与事件构成情节的线性序列，其肇始与结束均有明确的时间结点，序列上的诸多情节元素之间呈现“前驱”与“后续”的关系。当事件开始发生并向前推进时，情节结构便呈现线性流动的态势。简言之，章回小说的线性结构是多个情节元素的有序集合。
与此相异，非线性结构的形态特征，却可能是一个情节元素接应多个前驱事件，牵动多个后继事件。当这种非线性结构出于小说家的有意营构，并在作品中多线布点，纵横交错时，它可能就呈现为网状交叉的结构状貌。
古代历史演义类小说源于“讲史”艺术，虽据史以叙事，但为了昭示历史发展进程，其整体构架并未采用《史记》等史书的纪传体形式，而多半是遵从了《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
《三国志通俗演义》虽以纪传体的《三国志》为撰构小说情节的重要素材来源，但主要依据它所提供的历史时间与人物事件，并未取用《三国志》的结构体例。小说的时间肇始点是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其终止点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所叙的情节元素有明显的前后相继、线性流动的形态特征。
《水浒传》结构形态有异于此，它在“逼上梁山”阶段，突出了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等人物的故事，再串联起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等小组织起义，构建了“百川归海”式的情节结构。
然其“归海”过程的叙事时间并非共进并发，而是多个或多组英雄传奇的有序集合；即便是英雄个人的传奇，也是以故事的发生发展过程推进，由这一个英雄引出下一个英雄，前者隐去，后者凸显。所以《水浒传》结构在总体上仍呈现为线性序列。
《西游记》的线性序列更为明显：尽管众多降妖故事之间呈现为并联关系，然其情节依循故事发生的自然进程展开，故事与故事之间亦是按取经行程作前驱与后继的连接。
任何类型的故事，从其发生发展的时间形态看，它总是按照时序步步前行的。但就故事依存的社会历史生活看，它却应是各种关系和现象结成的多层面的网。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无不生存于这张网中。小说既然以表现“人”为其主旨，则它以网状框架来营构小说情节，也是一种合理的要求。
当古代章回小说由集体累积型创作发展到作家个人独立创作阶段时，网状交叉结构就成了一种可能甚或必然趋势。
《红楼梦》便是这样的一部章回小说。它的情节元素可以有多个前驱的和后继的事件，可以有多个情节元素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多元展开，这就使整本书呈现出多层面的网状复合结构。
书中的诸多大事件，如凤姐理家、可卿出殡、元春省亲、府内争斗、宝玉挨打、探春结社、抄检大观园等，无不呈现出情节元素多点扭结、多元层叠的形态，以一人物而关联多个系列的人物，以一故事而交集多个层面的故事，一笔多意，呼应交错，多至于戚蓼生所言“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之境。
即如“宝玉挨打”这一情节，虽发生在第三十三回，但引发这一“大关键大过节”的导火线却有三条：雨村来访，琪官失踪，金钏投井。
三条线索在“宝玉挨打”发生之前就从不同层面早早铺设（雨村一线甚至从第一回就开始布局），远处蓄势，渐渐逼来，多头并发，呈现出现实生活本来的复杂层面，遂构建了繁复的情节之网。
采用网状结构的章回小说，势必情节纷繁，人物众多，自然不可能只有一条情节线索，所表达的主题意蕴也不可能是一元的、单向的。简言之，网状结构的《红楼梦》，有两条情节主线，三重悲剧主题。
《红楼梦》最引人关注的主体故事是什么？很多读者都会回答是宝黛爱情。不能想象没有宝黛形象的《红楼梦》，那会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躯体还散了架；也不能想象有宝黛形象却没有宝黛爱情的《红楼梦》，那会觉得是脱俗的灵气和玉般的精神碎了一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宝黛爱情被视为这部小说的主线。
所谓小说的“主线”，应指以作品主要人物故事为主体、能贯串整本书情节始终并有明晰的连续性特征的具体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宝黛爱情”为主线的认知并不完全符合小说实际。
《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之外，还应加上一个薛宝钗；宝黛爱情悲剧之外，还存在着钗玉婚姻悲剧；宝黛故事占据小说前半部的主导地位，黛玉香消玉殒之后，钗玉故事延展了后半部的情节脉络。合而观之，说“宝黛钗婚恋悲剧故事”是《红楼梦》的主线，是比较适宜的。
薛宝钗在小说中，多数时候都呈现出与林黛玉“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局面。就身份而言，她们都是来自江南、客居贾府的旁系血亲，且接踵而至；就她们与贾宝玉的关系而言，都是年龄相近、来往密切的表姐妹。
在金陵十二钗图册中，她们合咏一诗，合画一图，不分轩轾。从作者对三个人的命名上，也可看出他们难以拆分的关系：
贾宝玉和林黛玉同有一个“玉”字，和薛宝钗共享一个“宝”字。读者以简名并称其中的两人时，多半比较容易：一组为“宝黛”，一组为“钗黛”，一组为“钗玉”，不会有任何歧义。但若以简名同时并称三个人时，就比较犯难：既不能说“钗、黛、玉”，又不能说“宝、钗、黛”，而只能说“宝、黛、钗”。
比对一下就可知道，贾宝玉与林黛玉并提时简称为“宝”，但与薛宝钗并提时只能简称为“玉”而不能简称为“宝”。这自然不是曹雪芹审美思维的枯竭，不能为他的主人公找到避免重复的文字命名。
从其用意上说，宝玉的名字各取宝钗和黛玉名字的一半，正体现出三个人在整本书情节中不可分割的关系：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有“木石前盟”，和薛宝钗之间有“金玉良姻”，仅拥有黛玉和宝钗两人一半的人生；林黛玉拥有贾宝玉的爱情，却没有发展为理想的婚姻，薛宝钗获得了贾宝玉的婚姻，却没有拥有贾宝玉深挚的爱情。
神瑛侍者下凡的贾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多少年以后，当作书人回想起三个人的悲剧故事时，便情不自禁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从作者对钗黛二人形象的对称式设计、钗黛在书中铢两悉称的地位看，说“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贯串《红楼梦》始终的主体故事，因而也是这部小说的情节主线，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宝黛钗故事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是以主要人物为主体而又连续不断、贯串作品始终的具体事件呢？红学史上曾经有过贾宝玉叛逆道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甄士隐贾雨村虚线、王熙凤理家史等多种说法。
如果以我们对“主线”内涵的理解为出发点，逐一审视上述诸说的话，就会发现其间差异：
甄贾一线可能起了串联诸多情节的作用，但甄贾并非小说主要人物，所涉事件也较为有限；贾氏家族的衰亡的确是小说的重要元素，但衰亡史说过于宏大，更近于作品主题，而非线索层面的具体事件；贾宝玉叛逆轨迹主要是在宝黛钗婚恋故事的进程中逐渐显现的，两者相依相存，无法割裂其间关联。
唯有王熙凤理家史可以作为“宝黛钗婚恋故事”主线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另一条主线：王熙凤是书中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其主要活动大多表现为各类大大小小的具体事件，且基本上与小说整体故事相始终。
王朝闻曾认为，王熙凤是《红楼梦》中梁柱式的人物，如果将她从小说中抽出来，故事的整个大厦就要坍塌。细读《红楼梦》整本书故事可知，王熙凤的确是和宝、黛、钗同样重要的人物形象，“凤姐治家”的种种言行，细针密线地分布在小说情节的多个层面。
一方面，“凤姐治家”支撑了《红楼梦》故事的主体框架。
凤姐的治家活动，驱动荣宁二府内部主子群体与奴仆群体纵横交错的关系，关联贾府与朝廷、官府、寺观、村野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元层面。王熙凤既是荣国府长房孙媳妇，又是荣国府二房王夫人的内侄女儿，故事开始之际，已经掌管荣国府的家政，因为秦可卿之死，被贾珍借调到宁国府协理丧事，特殊时期同时管理两府内务。
小说的诸多重大事件，一般都有王熙凤的参与。府内政务，不仅可卿出殡她要协理，宝玉挨打她要善后，而且宝钗生日她要安排酒戏，探春结社她也要出资襄助，绣春囊引发邢王二夫人争斗，她受命主持抄检大观园。
府外交往，村妪刘姥姥打秋风要找她赏赐，宫内太监有事要找她借钱，长安知府小舅子夺亲，要借水月庵老尼曲线找她谋划，清虚观打醮她要出面斡旋。“凤姐治家”关联了内外、主奴、朝野等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而显示了贾府由盛到衰的进程。
另一方面，“凤姐治家”渗透了小说所写的贾府生活日常。
当她回答王夫人所问月钱放过了不曾、有人抱怨短了一串钱时，是在管家；当她安排周瑞媳妇带人跟着袭人回家探望病危母亲，并拿出自己大毛衣裳给袭人时，也是在管家；当她和平儿闲聊府内开支，叮嘱平儿不要与探春分辩时，是在管家；当她奉承史太君手段高、会调理人，借戏言调节因贾赦威逼鸳鸯导致的母子、婆媳关系失衡状态时，也是在管家；甚至在她和薛姨妈说笑时，训斥赵姨娘时，或是打趣林黛玉时，调解宝黛矛盾时，也都是在行使她管家的日常职责。
贾府哪一桩重要的家族文化活动，哪一个重要的经济生活事件，没有这位当家少奶奶参与其间的身影呢？
《红楼梦》从第二回就已经借冷子兴之口介绍王熙凤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女中豪杰，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直面王熙凤的理家琐事；第六回虽借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刘姥姥带出小说正文故事，却是堂堂正正让管家少奶奶王熙凤正面出场，走到舞台正中，代替王夫人处理这一“告帮”事件；不久之后又借秦可卿称赞她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
由于故事开启之时，王熙凤已接管家政大权许久，故而作者借助可卿丧事，集中笔墨，酣畅淋漓地展示王熙凤精明细致的理家头脑与杀伐决断的制仆手段。
尽管80回后的故事并非出自原著构思，但黛玉之死、宝玉之婚、贾母之逝等大事件，势必少不了王熙凤出场操持；而贾府之抄败，王熙凤不可避免亦是目睹亲历之人。
从这个层面来说，“凤姐治家”乃是与贾府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体故事。它与“宝黛钗婚恋故事”同等重要，两者并为《红楼梦》的情节主线。
由这样两大情节主线关联起小说的网状结构，它所表达的主题也当是多层面的、多义性的，而不可能表现为单一的层面与意涵。
《红楼梦》的主题曾是红学史上最受关注、争鸣最多的话题，诸如“第四回总纲说”“封建家族衰亡史说”“爱情主题说”“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反皇权说”等等。
这些说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红楼梦》主题思想的核心元素，但又都有单一、片面之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敬圻提出“主题多义性”的观点，认为《红楼梦》至少写了三种悲剧：“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理解，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中被摧毁被扭曲被毁灭的人生悲剧；一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而趋衰败的历史悲剧。”
论者认为，这三种悲剧不能互相包含或替代，但是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体现了“寓杂多于整一”的艺术原理。相对于以往单一片面的主题诸说，“主题多义性”之论显示了理论思维的深度和统摄全书的高度，对研究者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确定小说的主题，需要综合思考以下要素：
一是能够涵括小说意蕴的主题词，二是能够概揽小说结构的情节主线，三是能够表达作者意图的核心故事。情节主线既已如上所述清晰明了，则小说的核心故事也就相应浮出水面：围绕宝黛爱情悲剧和钗玉婚姻悲剧展开的故事，包括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和以钗黛为代表的青年女子的命运悲剧；以“凤姐治家”为中心展开的贾氏家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故事。
情节主线串联起主体故事，其他所有故事均由主体故事衍生，处于主体故事的外围或罅隙，是主体故事的附丽。
主题词也是容易抓住的。小说第一回曾借空空道人之口道出，此书曾用过五个书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这些题名无疑可视为这部小说的“主题词”。
首先，“石头”所记的故事也是“情僧”所录的故事，也是“石头”幻形入世的一段凡间人生故事。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对封建秩序、礼教和思想文化制度均采取叛逆的态度，他不肯走仕途经济之路，希望过一种民主、平等、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他所希望的生活恰是他所反对的封建秩序提供给他的。这就导致了贾宝玉人生道路的矛盾，而他最后选择与家族决裂，正反映出他的人生悲剧。
其次，“金陵十二钗”是天下所有青春女子的代表，也即警幻仙子所言“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之意，其最佳代表是钗黛二人，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作者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要使“闺阁昭传”，是要写出那些“小才微善”的知识女性如何被时代风雪摧毁掩埋的过程，写出封建秩序对有思想、有个性的青年女子的精神价值全面抑制、摧残和扼杀的历史，以完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意。
再次，“风月宝鉴”乃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那面镜子，其目的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其功能是背面见佳人、正面示骷髅，寄寓红粉即骷髅、美梦即空幻、盛景即衰境之题旨，这又与世家繁华终将凋败、“红楼”荣华终归一“梦”的写作指归相一致，而关联两者内在机制的恰是“凤姐治家”。
尽管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是康乾盛世，但曹雪芹却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再现了贾氏家族由极盛转为极衰的悲剧进程，从而预示了封建时代必将衰亡的历史结局。
整合小说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后，我们可以将《红楼梦》主题概括为以下三重意涵：
其一，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族青年与时代要求相悖逆、绝意封建仕途、争取民主平等而不能实现的人生道路的悲剧；
其二，以钗黛为代表的青年女子生不逢时、追求独立的人格与脱俗的思想而不得、无法自主个人命运的普遍悲剧；
其三，以贾氏家族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世家因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而致的从盛到衰的历史悲剧。
换言之，《红楼梦》正是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家庭由盛到衰的历史背景之上，展示了贵族公子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和所有青春女性的命运悲剧，从而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趋势。
“整本书阅读”既是一个审美视野，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讨论《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须定位于“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实施群体，既不能疏离于小说情节之外，高谈其哲学迷思，使生阔远渺茫之感；也不可沉溺于小说故事之内，琐陈其细节技巧，致有纷繁细碎之嫌。
笔者以为此类讨论，当以高下相济之势，施繁简相间之笔，而成虚实相生之态，将思维的高度落在情节的实处，又以圆览的笔势衔接整体的思维，以有助于中学语文教育界师生的理解和把握为达成目标。
本文所言一种网状结构、两条情节主线、三重悲剧主题，正是围绕这一目标所作的些许思考。
最后推荐三篇论文供备课者参考：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张锦池：《<红楼梦>结构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辑；俞晓红：《从“宝玉挨打”看<红楼梦>情节经营艺术》，《苏州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相关阅读】
本文刊于《学语文》2020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