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马珏玶：《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
该书从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入手，从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两个类别出发，以明清文学中的小说、戏曲、女性诗歌等文学样式为分析对象，详尽剖析了在文本建构过程中，社会性别是如何深刻影响了文本的呈现与人物的塑造。
该书还分析了在这一视角的笼罩下，创作主体性别意识的社会建构、文本的故事内容选择、叙事手法、艺术观照等方面的问题，它们是如何被刻意设置的，其文本又是怎样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最终效果。
1999年，马珏玶从山东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选择了“明清文学与社会学别研究”作为课题，2001年学成出站。经过多年的打磨，如今其出站报告终于能够出版，我作为指导教师，感到非常高兴。
从性别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学术领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总的来说，学术界给予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这种不够，当然和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价值判断有关，同时，也与这方面展示的实绩比较欠缺有关。
珏玶在书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并作了多方面的总结。其中，她反思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特别提到了在文献掌握方面的欠缺。中国古代的女作家，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清两代，已达近4000人。
我的学生石旻撰写的博士论文《清代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据她统计，目前还能看到的清代女性作品集，至少有一千多种。如果我们把那些写出来而未及刊刻或无力刊刻的集子也算进去，其数量更是惊人。
明清有这么多女作家，但是，真正进入现代读者视野中的却是少得可怜。文学通史固然很少有她们的位置，即使是分体断代文学史，能够进入视野的也是寥寥可数。以几部清代诗词史著来说，像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和霍有明的《清代诗歌发展史》，就基本上没有提及女性诗人。
在这方面，严迪昌先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他的《清词史》讨论了徐灿、顾贞立、李因、熊琏、吴藻、贺双卿、顾春、秋瑾等女词人，《清诗史》則介绍了毕著、刘淑英、商景兰、吴山、黄媛介，以及蕉园七子、吴中十子和随园女弟子、碧城女弟子等女诗人。
这些，与传统的文学史书写相比，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只是分量和力度还嫌不够。尤其是，文学史的书写似乎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很难处理主流与边缘的关系。
即使像严先生的著作，使得原先被忽视的女性诗词作家进入了文学史中，但在结构安排上，却只能让她们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清词史》是附在全书之后，《清诗史》則是附在对袁枚的讨论之后，从论述随园女弟子延伸到其他女性诗人，因而，在进入了文学史书写之后，她们还是处于边缘。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处理这样的问题确实很有难度，不过，也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讨论钱谦益和虞山诗派时，也能加入柳如是，是不是可以呢？人们已经注意到，柳如是的某些诗，风格很像钱谦益，其中或有钱谦益改动的痕迹，但也一定能反映出其本人的某种追求，因此，放在这个诗学思潮中加以叙述，似乎也还不至于显得突兀。
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特别要提到邓红梅的《女性词史》，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女性词创作的一次最大的展示，尽管相应的个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但风气已开，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值得期待。
如同文学史所展示的，经典的意义，在于其代表性，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作家，并不一定都要写到文学史中，不管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一样。不过，这里却必须明确一个前提，即我所说的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家被忽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中的：
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集，由于资料分布零散，大部分缺少整理，其实真正进入文学史家眼中的文本是不多的。对文献缺少全面掌握，那么，所涉及的作家，所讨论的问题，也就难免具有局限性。
事实上，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导致新问题的提出。如人们所熟知，中国古代女作家，由于她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窄，因此创作范围也比较狭小。但是，考察她们的书写，人们不仅要注意旧题材的新表现，也要关注新题材的和新境界的开拓，以此才能见出文学史的发展。
在这方面，确实需要努力掌握全面的文献，特别是要发掘新的文献，才有助于得出坚实的结论。比如清代女性词的创作空间确实较之以往在不断扩大，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向男性词境界的靠拢，在其本身为社会所规定的空间中，她们仍然能够发现新的境界。
清代初年的高景芳，在其词中用联章的方式，创作了不少和她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致力于在女性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如写晒衣、理书等，将已婚闺阁女性的生活如实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那种一味伤春悲秋的传统定势，体现了女性词的一种发展。高景芳的词以往学者似乎未见给予充分关注。
这足以说明，新材料的发现可以增加新知识，而新知识的出现也有助于更新研究思路。而且，所谓价值，除了美学价值外，也还有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放在女性文学的历史上，所体现出来的，就不仅是文学，也还有历史和社会。
说到历史和社会，明清两代，特别是到了清代，确实有一些新的因素，可以加深我们对女性文学的多方面的认识。
雍正、乾隆年间，在史震林的《西青散记》里，出现了一个德、色、才、情兼备的女子双卿，她的词曾经被陈廷焯所激赏，誉之为“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特别推崇其《凤凰台上忆吹箫》（寸寸微云），认为“其情哀，其词苦，用双字至二十余叠，亦可谓广大神通矣。易安见之，亦当避席”（《白雨斋词话》卷五）。
但是，关于双卿其人，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史震林塑造出来的寓言式人物，学界一直有争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可以超越文学，或者超越文献学意义上的真伪来认识。
据史震林记载，双卿是一个农妇，学习了一点文化之后，能够进行诗词创作，特别喜欢和文人才子结交，经常到绡山书院和男性文人在一起，而男性文人仰慕其品貌之超群，才情之幽秀，甚至有徘徊其门前朗吟其诗者。
这或者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让我们认识到乾隆年间社会的一些变化。一般来说，人们对封建社会中男女之大防已经具有了固定的观念，男女间的自由交往被认为不可能。但有研究证明，许多道学式的条条框框，实际上并不具备现实的基础。
因此，倘若双卿其人是真的，則雍乾年间出现的这种情形，足以说明当时男女之间的社交的某些真实情况或动向；倘若双卿其人是史震林创造出来的，則也可以说明当时的社会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了这种需求，仍然能够说明社会的某种倾向。其间所体现的意义，又是文学本身所不能限制的。
从事明清文学的性别研究，人们一般把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加以分别处理，即使有某种结合，往往也是同一部类中的互动，如《红楼梦》中女性的诗词与其形象之间的关系等。
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也能对此有所认识。例如，叙事文学中女扮男装从军的故事，似乎已经很俗套了，可是，我们已经了解，在明清的各种记载中，有着不少女性领兵的资料，见于吟咏的也非常多。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明末清初的刘淑（1620—1657年以后）。甲午年间，李自成攻陷北京，刘淑英闻之恸哭，痛恨自己作为女子，无法上阵打仗，为国分忧。所以，后来清军攻入刘淑英的家乡吉安，她就倾尽家资，组建了一支军队，自为主帅，曾写《军事未毕家人劝我以归》一诗，表达志向：“屡世余家受主恩，结营细柳已成军。毁尽钗环纾国难，九原聊欲慰忠魂。”
可惜，由于何腾蛟部将别有用心，刘淑英落入张先壁之手，被迫遣散所部，自此卜居山间，参禅礼佛，郁郁而终。
刘淑作为一个留下诗词近千首的文学女性，在面临社会巨大变故时，体现出的却并不是婉约柔弱的传统形象，她慨然散家财而组建军队，以女子之身而从事行伍，其家庭的忠义传统，现实局势的压力，以及本人的个性，都应该考虑在内，但也还可以从明清文学创作的大环境中去作一些理解。
文学，从理论上说，当然都是生活的反映，因此，女子从军，肯定是先有了相关的事情，后来才写入作品的。不过，好的文学作品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其中的形象，也会对生活产生影响。
《红楼梦》中宝黛二人读《西厢记》，还有黛玉听《牡丹亭》之曲，不自觉地化成其中的人物，就是文学影响生活的最好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刘淑的人生选择，也很可能与其文学阅读背景有关。
从我接触的明清文献来看，和刘淑一样具有军旅经历的文学女性还有好些位，其中的一些人还留下了作品，让我们能够从某些侧面了解她们的心理活动。
因此我有一个想法，面对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的巨大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刘淑等文学女性也可能从文学形象中找到自己现实取向的依据。这或许可以作为切入点之一，促进对中国古代女性与阅读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
2000年，我在南京大学主办“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提出：性别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新兴的重要学科之一，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并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和回应，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索，产生了显著的成果和积极的影响，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很高兴地看到，十年间，这个领域的研究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不同层面，尤其是一批年轻学人参与进来，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所增强。
不过，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这里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和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文学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成果还是相对薄弱。不过正因为如此，这里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个特定的领域，无论是传统的叙述方式，还是西方的话语体系，都会在碰撞中遇到挑战，因此，如何对于这些文学资源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研究，无疑都还有不少的文章可做。
珏玶出站已经多年，如果从硕士、博士算起，她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二十几年了，其成果已经得到了海内外研究文学性别的学者的关注。她的文学感觉较为敏锐，对于理论思辨也有一定的兴趣，这就使她往往能从文本中发现前人忽略的东西，这些在本书中都有具体表现。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部书同时涉及了叙事文学（小说、戏曲）和抒情文学（诗、词）等不同部类，体现出她的思考范围在不断扩大。
当然，作为一个长期主要从事叙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这些部分在书中也还有比重的不同，不过，这也确实说明她的整体性意识在增强。最近接到她的信，她说自己正在从基本文献做起，希望比较全面地从事明清抒情文学与性别的研究，而且有了一些新思路，因此，我也有理由期待，她一定能够进一步开拓研究空间，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张宏生
2019年11月于香港将军澳之片翠山房
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历时多年修改而成。
天资鲁钝，后天懒散，今天这部书稿能够完成，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张宏生教授。张先生在学问上对我一向严格要求，记得我刚到南京大学做博士后时，先生即复印了一篇有关南图藏书情况的文章给我，并在其后的两年里在治学和写作等方面给予了详尽的教导，使我收获颇丰。先生还在生活方面给予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大恩不言谢，仅能铭记于心而已。
衷心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陈永明教授，他资助了我的博士后研究，却不肯留名。直到今年，我才辗转知道他的尊姓大名。送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
还要感谢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给予我种种关心和指导的周勋初先生、莫砺锋教授、徐有富教授、巩本栋教授、曹虹教授、武秀成教授等。
论文的定稿阶段，正值国庆长假，我回到故乡银川。母亲盛红女士女士为我烹制佳肴，姐姐马珏琼女士为我提供了安静明亮的书房。她们的爱给予我永远不竭的助力和支持。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可爱的女儿。在漫长的治学之路上，她给予我无数的欢笑和幸福，让我无论在怎样辛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下去。
白驹过隙，人生苦短，仍有很多困惑，只是开始慢慢学会不去刻意追问和细究。这也算是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中的意外收获。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19年的9月。因人事之误，书稿最终花落人民出版社。好友刘欢萍女史为我核校了全书，特此致谢。衷心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宰艳红编辑，没有她的多次催促、沟通和编校，就没有本书的顺利出版。
马珏玶
书于秦淮河畔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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