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由“闲书”提升为“教科书”（《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的演变》之一）
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以来，士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隋书·经籍志》虽然强调了小说的文体价值并提升了小说作者的地位，但其诸子末流的定位并未改变。《新唐书·艺文志》虽然将杂史杂传从史部转移到子部小说类，突出了小说故事性和虚构性的特征，但仍认为小说家“出于史官之流”，小说的作用就是“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
《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小说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可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所有这些正统的说法，其实都是指士人们所创作的子部文言小说。而宋人所论“说话四家”中的小说，则是指以民间讲唱艺术为基础的通俗小说，这种小说以日常白话为语言特色，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以“劝善惩恶”为宣传手段，是与子部文言小说不同的另一类小说。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重视通俗小说，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也从不著录通俗小说，但是，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却客观存在，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与子部小说分庭抗礼和后来居上之势，同样影响着小说观念的发展。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传统帝制和支撑它的意识形态解体，使得传统小说和与之相关联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认真研究。
本文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探讨。
君实《小说之概念》
1919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君实（周默）《小说之概念》一文，总结近代以来的小说观念与传统小说观念的差别，他说：吾国人对于小说之概念，可以一般人所称之“闲书”二字尽之。所谓“闲书：之意义有二：其一，作者为闲人，以消闲之目的而作；其一，读者为闲人，以消闲之目的而读之也。
《汉书·艺文志》溯小说之起源，谓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清代《四库书目》析小说之目为三：曰杂事，叙述旧闻者属之；曰异闻，记录神怪者属之；曰琐语，缀辑琐屑者属之。
要而言之，皆所谓‘游戏笔端资助谈柄’而已。故自古以来，叙述之著作汗牛充栋，大都用以消闲，无关宏旨。通人硕儒，所不屑道。其中或有寓儆世之微意，具劝俗之苦心者，无论惩一劝百，收效綦难。即作者精神之所专注，亦不尽在是。
惟元代以曲取士，文人学士多专心从事于此，其所著作，较含有文学的意味。然曲为词之变，本非小说之正宗，况其大多数俱惟雕琢字句、斟酌宫商是务，固未足侪于文学之高深者乎。
近年自西洋小说输入，国人对于小说之眼光，始稍稍变易。其最称高尚而普遍者，莫如视小说为通俗教育之利器。但质言之，仍不过儆世劝俗之意味而已。[1]
君实认为近代小说观念与传统小说观念最重要的差别，是传统小说观念视小说为“闲书”，而近代小说观念则视小说为“通俗教育之利器”，尽管他认为这一目标在近代小说的实践中并未完全达到。然而，他的这一总结准确抓住了近代小说观念与传统小说观念的主要区别，可谓独具只眼。
近代小说观念的这种转变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清朝紧闭的国门，外国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到19世纪末期，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维新思潮，一部分维新派人士自觉地利用小说来宣扬维新思想，以期促进社会变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得风气之先者。
《天演论》
1895年，严复便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政论，主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并着手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中首倡小说革新，要求小说为揭露时弊、激发国耻、振兴末俗、改革政治服务，主张将小说列入幼学教科书。
1897年，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刊印《日本书目志》，将小说作为独立门类与理学、宗教、政治、法律并列，小说类收日本小说书目1058种，其《识语》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
同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指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3]他们所说的“小说”，其实都是指通俗白话小说而不是指传统子部文言小说。
《清议报》
次年，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叙》，以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并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并在《清议报》译载西方政治小说。
在此期间，林纾用文言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为世人了解西方小说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也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反思。
1898年，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潜逃国外，游历日本、欧美，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愈益认识到用小说唤醒民众的重要。
他在1900年曾作诗鼓励邱炜萲创作小说：“闻君董狐托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或托乐府或稗官，或述前事或后觉。拟出一治与一乱，普问人心果何乐？庶俾四万万国民，茶余睡醒用戏谑。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乞放灵光照大千，五日为期速画诺。”[5]他希望大家用小说来宣传改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6]第一次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口号。
他甚至亲自动手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刊载于同年出版的《新小说》上。他所说的“文学”，虽然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治教化之学（见下节），但其真实意图是用传统的语言来为小说“正名”，以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
次年，《新小说》杂志发表梁启超、狄葆贤、麦孟华、麦仲华、于定一、吴沃尧、周树奎等人的《小说丛话》，阐述各自的小说理念，呼应“小说界革命”。
狄葆贤明确提出：“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如《天女花》、《笔生花》、《再生缘》、《安邦志》、《定国志》等，作者未必无迎合社会风俗之意，以求取悦于人。然人之读之者，目濡耳染，日累月积，酝酿组织而成今日妇女如此之思想者，皆此等书之力，故实可谓之妇女教科书。”
[7]既然弹词小说可谓妇女教科书，以此类推，其他小说自然也可作为某类人甚至全社会的教科书。正是在改良派的积极宣传和强力推动下，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通俗小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小说家看作是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改良社会与人生的有力武器。
《绣像小说》
四五年间，先后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新世界小说报》、《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等小说杂志面世，不少报纸副刊也登载新小说，新小说创作形成高潮，十年间便有千余种新小说作品问世。
然而，1898年康、梁的“戊戌变法”失败，尤其是1900年的“庚子国难”[8]，让国人彻底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也粉碎了维新派残留的那些余梦，维新派小说逐渐丧失了市场，而宣传革命反而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想，革命小说应运而生。
虽然这时出现的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为代表的“谴责小说”的作者多是原来的维新派人士，但他们此时的思想都或多或少有了改变。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绘清帝国混乱社会图景所反映的是改良主义理想的破产，《孽海花》对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揭露和对封建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也客观地反映出维新思想的式微和革命思想的崛起。
“庚子国难”后，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5年，由众多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潮。
与之相伴随，革命家也用小说来鼓动群众，宣传革命，如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张肇桐的《自由结婚》、孙景贤的《轰天雷》、彭俞的《泡影录》、睡狮的《革命魂》、叶楚伧的《新儿女英雄》、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等，尤其是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以其澎湃的革命激情和通俗的语言而传诵一时，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最有效的“国民教科书”。
《晚清小说期刊辑存》
同盟会会员黄世仲便说：“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近来中国士夫，稍知小说重要者尽能言之矣。自风气渐开，一切国民知识，类皆由西方输入。……就灌输知识开通风气之一方面而立说，则一切群书，其功用诚不可与小说同年语也。晚近以来，莫不知小说为瀹导社会之灵符。顾其始也，以吾国人士，游历外洋，见夫各国学堂，多以小说为教科书，因之究其原，知其故，活然知小说之功用。”[9]
洋人学堂多以小说为教科书，启发了革命派，他们自觉利用小说来宣传革命，形成了与维新派人士一样主张将小说作为教科书的认识。
“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也有人提出用小说来教育民众。他们给小说的定义是：“小说者，依自然的方法手段，从情的方面以牖发人心灵中之各力之一种特殊文字也。”
因此提出：
今日非预备立宪之时乎？预备立宪以教育国民为最急。教育国民宜二等：一专教成年以上之人，一专教未成年之人。教成年以上之人重在智育，教未成年之人重在德育。顾道德之言多庄论，与彼未成年者之心理恒病格而莫入，故以童话寓言为宜，且自然的教育既适于儿童，而感情之富，大人亦不如赤子。
从生理心理两方面观察之，则依吾前所下之定义，作小说以教育儿童，在余固甚信其有效也，且余之定义不特宜于儿童小说，即今之编纂小说教科书，亦宜依此定义。诸君试读美人所著《理想之学校》，当知余言非臆造也。[10]
《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可见将小说作为教科书看待，甚至应该编写儿童小说作为教材，已经为全社会所认可。
当然，还有既不赞成革命，也不赞成改良的保皇党，他们受到新小说的刺激，也同样用小说来宣传自己的保皇主张，如古润野道人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旅生的《痴人说梦记》、虎林真小人的《一字不识之新党》、马仰禹的《新孽镜》，以及佚名的《新党升官发财记》等，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以小说为教科书的新小说观念。
毫无疑问，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也无论是立宪派还是保皇派，他们都将小说作为宣传思想之媒介和“通俗教育之利器”，希望成为民众的教科书，这与汉代以来的士人文言小说和宋代以来的通俗白话小说所反映的传统小说观念明显不同。
1906年，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旌善惩恶之意实寓焉。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11]吴氏希望用小说发挥教科书的作用，用以启蒙民众。
《月月小说》
次年，王钟麒也在《月月小说》撰文说：“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出。吾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夫欲救亡图存，非仅特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12]
王氏不仅认识到小说特有的普及教育作用，而且认为小说可以改善大多数民众的公德，也同样是希望小说能够发挥教科书的作用。
陶祐曾甚至认为：“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展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队，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13]
陶氏将小说推到了无所不能的地位，自然属于夸饰，但也反映出时人对于小说发挥启蒙作用的重视和期待。民国初期，教育部所属通俗教育会曾聘人自编小说，企图将之列入学校教材。
而余青心甚至列出了小学、中学、大学国文课程可以收入作为教材的小说类别和例目，并提出了教授的方法。[14]
《1912年时事新报小说合编》
尽管这些举措和主张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但其所反映的时人小说观念的转变却是实实在在的。虽然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也有“劝善惩恶”、“辅翊教化”的诉求，但那只是休闲娱乐的副产品，有的甚至只是小说作者避祸的挡箭牌或书商们牟利的门面语，从来没有人主张小说可以作为学生读物，更没有人赞成将小说作为学校教科书。
而新小说观念则将小说的宣传政治主张、引导社会思潮、改良社会、改善人格作为了主要目的，不仅不视其为“闲书”，而且认其为“通俗教育之利器”，甚至还主张将其作为学校“教科书”，这在此前小说观念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需要指出的是，将历来视为“闲书”的小说提升为启蒙国民的“通俗教育之利器”和学校“教科书”，的确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认知，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文化地位。然而，这样理解新小说的社会功用，其基本思路仍然是传统的，不过是将过去对于经史的文化价值期待移植到了新小说上。
因此，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变，仅靠宣传其社会功用、提升其文化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他的认识来补充和完善，才不会遮蔽小说本身的文学属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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