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生命的长度与宽度——纪念梅莉编审
生命皆有长度，有生必有死，植物、动物、人类，概莫能外。人的生命长度，理论上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而在实际生活中，百岁老人却凤毛麟角。比起千年神龟，万年银杏，人的生命长度确实短促，没有可夸耀的。
然而，人为万物之灵，人的生命确有超越其他生命的东西，这就是生命的宽度。所谓生命的宽度，就是生命所涵养的精神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溢出的边际效用。生命宽度只存在于人的生命中，其他生命形态则没有。
不过，生命宽度并非每个人天生就能获得，也不必然与人的生命长度相关联。有的人活了一百岁，却并没有精神力量的溢出，这与那些只有生命长度的动物其实无甚差别。有的人即使生命短促，却有很强的精神力量溢出，其生命宽度远远超过那些比他们活得长久的人。
例如，东汉王延寿二十多岁溺水身亡，他所创作的《鲁灵光殿赋》作为汉宫殿大赋的典范之作，为历代读者所传诵，至今还影响着文学发展。
魏人王弼二十四岁而死，他所著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的经典，引领了魏晋玄学的发展，而且使得后世的思想家不能避开他的思想来谈中国哲学。
近代的刘师培虽然只活了三十六岁，却在《左传》、《周礼》、中古文学、小学教育等方面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其杰出成就为许多文史耆宿所叹服。
而活了五十一岁的王国维，显然不算长寿，但却在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美学乃至教育学诸多方面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其影响延续至今，未曾消歇。
我们在叹惜这些学者英年早逝的同时，又不能不惊讶他们生命的宽度，赞赏他们用生命的宽度所诠释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梅莉编审离开我们走了，虚年五十六岁，这不是今天可以接受的生命长度，我们自然无比痛惜。
然而，她用自己的一生拓展了生命的宽度，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她，就会受到她的精神的激励，想着像她那样去坚持职业操守，敬畏学术事业，远离世俗杂念，力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让人想起不能不心怀敬意的人，一个能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人。
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编辑职业操守的坚持，是因为她用自己的一生，给予编辑职业一种精神，一种信任，一种高度，一种尊重，让人不能不对她所从事的职业肃然起敬。
我是1996年5月接手刘宋川教授担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校长任主编），主持学报工作的。这时，梅莉是文科编辑室历史学编辑，我们成了同事。
《学报》有文科版和理科版，我将理科版委托给肖铿副主编打理，将主要精力放在文科版上。
理科版很难办好，反而压力不大。文科版已经有较好基础，如果努力是可以办好的。当时，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和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正全力推动学报的规范化以及评价的标准化，各个学报压力都很大。
而评价一个学报的质量，除了编排规范和校对质量外，学术质量主要看其所刊发的论文在《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当时还未创刊，“知网”也未建立。
一般来说，文摘刊物和复印资料比较偏重于社会关注度，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容易受到社会关注，转载率自然高些，所以我对文学、历史学的组稿就抓得更紧些，因为这些学科容易拖刊物的后腿。
令人欣喜的是，梅莉负责的历史学论文转载率一直比较高，这与她坚持编辑职业操守，以学术质量为取舍稿件的唯一标准，不发人情关系稿有直接关系。
虽然她当时已是有七八年编龄的成熟编辑，她所编辑的历史学已经形成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几个特色栏目，组成了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葛金芳等比较强的作者队伍，但她始终兢兢业业，保证送主编终审的稿件符合《学报》质量要求。
《学报》坚持所有稿件除编辑初审外，一律送校外专家二审，主编终审可以否定前二审，只有主编终审通过的稿件才能参加定稿会。在我的印象中，梅莉送我终审的稿件没有一篇被我“枪毙”，其质量把关是很严格的。
正是在梅莉和其他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大学学报》文科版的转载率连创新高。
1998年，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进行首次高校文科学报评奖，《湖北大学学报》文科版进入前二十名，即“双十佳”，为了给专科学校学报留一个“双十佳”名额，以促进全国专科学校学报的发展，评委会将《湖北大学学报》从“双十佳”移出，列为“百强学报”第一名。
学会会长龙协涛教授（《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向我解释，希望得到我的理解，我表示支持，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从心底里是感激的。
南京大学2000年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首次将400多种刊物列入期刊源，《湖北大学学报》也顺利进入首批来源期刊，进一步肯定了学报的学术质量，这与梅莉为代表的编辑们的辛勤努力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高校学报界，正是有像梅莉这样的一批编辑，顽强地守护着学术阵地的第一道防线，才使高校学报得以健康地成长，不至于被权力地位、人情关系和金钱礼品所攻陷，我从内心里感激他们。
2001年10月，我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次年招收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2004年3月，我接替邱紫华教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这时，教育部已经启动文科学报名刊建设，第一批进入建设的11家名刊没有列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我接手的首要任务便是争取学报进入第二轮教育部名刊，压力可以想见。
2004年底，学报资深历史学编辑沈继成编审退休，著名秦汉史学家熊铁基教授找到我，说向我推荐历史编辑，我问是谁，他告诉我是梅莉，我十分高兴的答应了。
我知道梅莉这时正跟着熊老师在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是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因为华师历史文化学院设有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在全国颇有影响。
我以为梅莉在这儿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会转入教师系列，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毕竟教师的发展前途在高校比学报编辑要好些，没想到她仍然愿意做编辑，真是求之不得，也令人肃然起敬。
不久，梅莉进入华师学报接手历史学编辑，根据她的建议，学报历史学重点办好两个栏目，一是中国近代史（经济社会史、政治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一是宗教史（道家道教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是华师的优势学科，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年轻学者也成长迅速，近代史研究栏目请近代史所所长朱英教授主持，依靠自有力量，有计划地组织外稿，栏目很快就引起学术界关注。
道家道教研究虽然没有设立固定栏目，由于梅莉本人在该中心从事研究，又有熊老师坐镇，还有少壮派刘固盛教授等的积极支持，组稿也十分顺利，卿希泰、陈鼓应、刘笑敢等名家新作和本校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在学报刊发，同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对于本校年轻学者，梅莉也给予了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如付海晏关于无锡商会的论文就是在她的积极支持下在学报推出的，当时付海晏还只是三十岁的年青讲师。
此外，梅莉十分注意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活跃作者，主动约请这些专家赐稿，如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教授的社区生活史研究，南开大学余新忠副教授的社区医疗史研究，都受到梅莉的关注，并约请他们为学报撰稿，他们的论文在学报刊发后均获得很好的学术反响。
加上学报原来一直坚持的“农村问题研究”专栏在著名学者徐勇教授、项继权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形成虹吸效应，社会影响与日俱增。
2006年初夏，教育部公布第二批入选名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成为8家入选期刊之一，实现了我们设定的目标，梅莉的慷慨加盟及其卓毅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2009年暑假，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在北戴河举办学报编辑培训，会长武京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邀请我为与会编辑讲讲如何处理好编辑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关系，我便以梅莉编审为例，说明二者不仅可以兼顾，而且可以相互促进。
因为研究工作是“选择性的创造”，而编辑工作是“创新性的选择”，它们都离不开敏锐的学术眼光，都需要有对学术的热爱、敬畏与坚守，本质上是相通的。
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学术的热爱、敬畏与坚守，是因为她将学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杂家的风范，一个专家的标准，一个学者的榜样。
在一般人眼里，高校学报编辑是万金油，属于典型的杂家，不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一认识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所有学报编辑往往都是全科编辑。即是说，由于学报人手有限，一般一个编辑要负责一个一级学科，有的甚至要兼顾几个一级学科。
为了做好编辑工作，他们必须对某个一级学科的基本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不能像那些专家学者们只局限在某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甚至有的还局限在二级学科的某个学术分支，所以能够专深下去，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
然而，我们却不能用专家的标准来菲薄编辑的博杂，因为这是他们工作的需要。正是因为知识的博杂，他们才可以对接收到的稿件进行基本的学术判断，形成初审意见，才能知道应该送到校外哪些专家进行二审，才可以为作者提供一些作者可能没有的知识视野，提出一些对论文有益的修改建议。
梅莉做了三十余年历史编辑，也的确具有一个资深编辑的宽广知识视野和敏锐学术眼光，这是一班做窄而深研究的专家们所不具备的。
我虽然在两个学校前后做了十多年学报主编，但毕竟没有做具体编辑工作，且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中，与梅莉相比，就没有她那样广泛的阅读经验和的博通的知识视野。
我这样说并非谦虚，而是因为有事实对我的教育。2007年，古代文学专业期刊《文学遗产》发表了几篇关于争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论文，其中提到文征明为岁贡生的时间，争论双方都以《明史·文征明传》为依据，认为文征明为岁贡生的时间是在正德末年。
然而，我印象中的《明史·选举志》记载时间为“嘉靖”，文征明之子文嘉所撰《先君事略》也记为嘉靖“壬午贡上，癸未四月至京”，因此，我认为文嘉和《明史·选举志》的记载是准确的，说“正德末年”是对《明史·文征明传》的误解。
当然，如果能够找到文征明的作品作为证据，就可以将此案定谳，纠正专家们的失误。然而，我通读了文征明文集《甫田集》，却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
我记不清因何事向梅莉提及此事，她立刻提醒我，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春瑜所编《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有《文征明撰并书〈京邸怀归诗〉》，诗中提到他作为贡生去京城应礼部试，后在京城做官以及离开京城的时间，应该可以解决我说的问题。
她很快给我复印了这些诗。诗是文征明用行草亲笔书写，《甫田集》未收，但与文集中的作品可互相印证，确属稀见史料。利用这些史料，我细致讨论了文征明的生平及其小楷书写“古本《水浒传》”的有关问题，消除了学术界多年的误解，也推动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深入。
文章发表时，在讨论文征明岁贡的时间问题时，我专门注释说明这段史料为梅莉编审所提供，以承认自己孤陋寡闻，同时也借以展示梅莉编审阅读的广博和记忆的精准。
通过这件事，我从内心里认识到，作为真正杂家的资深编辑比我们这些所谓专家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广泛的阅读和更弘通的视野，为我辈所不及。
事实上，梅莉不仅是真正的杂家，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宗教、民俗、建筑、文化，等等，她都有所了解，总能说上一些中肯的意见；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也是一位真正的专家，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专业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而这正是一般学报编辑所不具备的。
梅莉在华师道家道教中心从事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调入华师学报后，继续完善她的研究。
她向我请过几次假，说是要到武当山等地去抄碑文。我问她是否有同伴随行，她说原来在中心作研究时经常是一个人单独去的，武当山、十堰市、丹江口她都跑遍了，收集了百余通相关碑刻文和摩崖文，二百多条器物铭文及匾联，考察了武当山的宫观、神道的存毁，采访了周边村落的干部群众，并说那里的道士、干部和群众都很好，她感觉很安全，绝大部分碑文她都已抄录，只有几处偏僻地点的碑文没有抄录，需要补齐，不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听了很感动，支持她继续坚持下去。试想，一个弱女子，为了进行一项研究，跑到深山老林之中，来到悬崖绝壁之下，去抄写一通通碑刻文和摩崖文，只是想弄清楚明清时期来武当山进香的香客们都是哪里人，是什么阶层的人，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性别构成如何，靠什么作为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持，来进香的目的是什么，如此等等，她要通过这些残留的碑文，去揭示一段民族宗教史、民间信仰史、社会组织史、道观发展史。
这是十分纯粹的学术研究，又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研究，但她偏要去做，原因是前人没有做，如果再不做，这些碑刻和摩崖风化剥蚀，以后想研究也不可能了。她把抄写这些碑文、研究这段历史作为了自己的使命，义无反顾。
是什么精神支撑她这样去做呢？是对学术的挚爱，是对事业的坚守，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她要为后人留下一点前人没有留下的东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吗！
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不仅《历史研究》发表了她的长篇专题论文《明清时期武当山香会研究》，而且其专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也被列入“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外研究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的代表性学者。
中央电视台拍摄《问道武当》专题片，专门来武汉请她谈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的情况，说明她的研究早已为大家所认可。
她的研究也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高万桑研究员、美国罗格斯大学刘迅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康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教授等都对她的研究给予颇高评价，邀请她参加国际合作研究。
她也多次应邀到美国、法国、香港、台湾等地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了解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是专职研究人员。
这说明，一个学报编辑进行专业研究是能够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的，丝毫不亚于那些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我支持她的研究，更欣赏她的这种对学术研究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暗暗地向她学习。
她在《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后记中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王齐洲教授在我外出考察及出站报告写作期间，不仅在时间上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在我识读碑文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其实，应该产生感激之情的人是我，因为正是她的学术精神激励着我不懈追求，去攻克一个个难关，没有她的榜样的力量，我也许早就懈怠下来，不思进取了。两相比较，我那识读碑文的雕虫小技，又何足挂齿呢？
除了武当山朝山进香专题研究，梅莉还在宗教社会史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对某些著名道观登真录、传戒录的研究，关于宝庆伙居道士的研究，关于地理地标、军事地标、宗教文化地标相互转化的个案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所产生的论文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分别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受到学术界关注。
即使是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能够达到梅莉编审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具有她那样的学术水平。我们说她为编辑人员进行专题研究树立了榜样，为专家与杂家的结合确立了一个标高，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我们怀念梅莉编审对世俗杂念的远离，是因为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风度，什么是超凡脱俗，什么是坦荡从容，她让人的生命呈现出难得的自如与潇洒。
梅莉的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她通过这些国际知名专家帮助华师历史文化学院建立起与美国、法国等一些高校的学术联系。
在某些人那里，这是提高自己学术声誉、争取个人利益的重要资源，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的。这种利用某些资源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事例，恐怕在全国各个高校都有，成为一些人的“葵花宝典”。
然而，梅莉不这样去想，更不这样去做，她仍然继续着自己的纯学术的交流，坚守着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处事态度。她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正是因为梅莉超凡脱俗的表现，她得到了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的认可。
她原本在道家道教中心做研究，后来帮助带硕士，可谓驾轻就熟。然而，由于她在宗教社会史领域的突出成绩，以及她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方面的优雅表现，近代史所在进行学术规划时，由所长朱英教授、副所长郑成林教授提议，除原有的经济社会史研究群、政治社会史研究群、思想文化史研究群外，拟建立宗教社会史研究群，希望梅莉能够进入这一研究群，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以拓展近代史所的研究领域。
梅莉当时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处理。她既不愿离开自己倾注了许多心血、并和大家融洽相处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又希望能够到近代史所去拓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她曾向我谈过她的困惑，希望我能给她一点建议。
我开玩笑说：“主要是你人太好了，大家都想抢你。你以后就不要那么好，人家就不会抢你了。他们抢你，不仅是接受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接受你这个人。”
玩笑归玩笑，凡是与梅莉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能够和所有人和睦相处的人，既不争名，也不争利，不会只为自己着想，而会顾全大局，谁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呢？
当然，我也给她出了个主意，要她去找熊老师，让熊老师帮她作决定。熊老师德高望重，对院里各方面情况都了解，出面沟通协调均无问题。
后来听说熊老师支持她去近代史所，招收宗教社会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欢迎她随时回中心参与活动，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我因参与章开沅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的编撰与研究，和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有一些接触。从他们哪里听到一些对梅莉的评价：儒雅、质朴、恬静、睿智，有一个女性学者特有的温柔与善良，是一个很好共事的人。
梅莉在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十多年，无论是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还是在近代史所，同事们都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她也生活得坦荡而从容，自如而潇洒。
按照梅莉取得的成就，以及学术同行对她的评价，她本应该获得很多荣誉，例如各种奖励，各种“帽子”，因为现在的高校看重这些东西，学术界也追求这些东西，似乎个人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就靠这些东西来体现。
然而，梅莉一顶“帽子”也没有，一个奖项也没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她在《历史研究》发表《明清时期武当山香会研究》并出版《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专著后，我曾劝她申报两年一届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她笑了笑说：“算了，不凑热闹了。”
我继续劝她，希望她能够申报，因为她对湖北境内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具有国际影响，代表了湖北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水平，理应获得湖北省政府的奖励，这种奖励对学报编辑也是一种激励，所以我极力劝说。
她看我不死心，便不无调侃地说：“省社科奖都是你们这些‘大牛’包了。我们申报，不过是帮你们增加分母，没什么意义。什么时候评奖能够真正做到完全看学术水平？不可能的事。我申报要想得奖，还得托关系，找评委，丢人现眼，就别自找麻烦了。”
听了她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的确，从第二届省社科成果评奖起，我已连续五届获得这项奖励，只是从来没有考虑其中的问题。不知从何时起，评奖、评职称、评项目、评博士点硕士点，都需要托关系，找评委，这些本为学术评价的事早已不是纯粹学术性的东西了，成了关系的竞争、单位的比拼、金钱的舞台。
我自认为是比较清高的，一般不会找评委说情，因为拿不下面子。然而，年轻学者评奖不托关系，找评委，又有谁为他们讲话呢？我们不能责怪那些请托的年轻学者，根本问题恐怕还是这种评奖制度本身。
在这种自我申报的制度安排下，一些不正派的人弄虚作假，一些会钻营的人上下其手，他们确实获得了许多不该获得的荣誉，享受了一些不该享受的利益，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带坏了学术风气，而这样的人多数不是年轻学者。
如果不由本人申报，也许这样的人会少很多，年轻学者的获奖或晋升的机会也会增加很多。诺贝尔奖之所以公信度高，恐怕也是因为不由本人申报的原因。
梅莉对于报奖的态度，给予我很大的震动。我不再动员她报奖，反而受到了她的影响。2009年起，我也连续几届没有申报省社科成果奖，因为这些奖励对我已经没有多少荣誉感了。
2011年4月，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我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倒真高兴了一阵子。因为这不是我申报的奖励，是由清华大学组织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李学勤、傅璇琮、童庆炳先生评选出来的，是纯学术的评价。
然而，我毕竟没有梅莉那样的超凡脱俗，几年以后，我又申报了湖北省社科成果奖，还申报了教育部社科成果奖。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院有需求，反复做了动员，我理应为文学院发展做些贡献；另一方面，我也似乎需要用这种奖项对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自己做个鉴定，做些总结。
只是在申报以后，我坚持不做任何评委的工作，顺其自然，包括前不久获得的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成果奖，虽然我知道哪些人是终评委，我也没有找任何评委打招呼，以保证获奖和获得较好的等级，这可能也是受到梅莉影响的缘故吧。
我曾经自问自答：梅莉为什么不报奖呢？是因为她做研究不是为了获奖，也不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更不会为了获奖而丧失自己的操守和人格，何况获奖著作不一定都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也不一定都获过奖。
我为什么要报奖呢？因为我需要用获奖证明自己的能力。梅莉刚满17岁就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考上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先生的硕士生，后来从石先生那里博士毕业。她不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基础，也不需要用获奖来建立起学术的信心，因为她天生就是做学问的，她的实力有目共睹，无人怀疑。
而我则不同，15岁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错过了10年黄金读书期，由于过早参加工作，执教了50年，以致今日仍然没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更别说博士文凭和博士后研究经历，所以我需要通过获奖来证明自己，来给自己以信心，同时也能够说服别人。
这是多么世俗、狭隘和猥琐的理由！对比梅莉的超脱，高下立判，我只能自惭形秽，也应该自惭形秽。在纪念梅莉的时候写下这些，并非自虐，而是对自我束缚的一种解放，对半世纪学术追求的终极反省，更是对梅莉学术精神和高尚人格的由衷礼赞！
梅莉离开我们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但她的著作仍在，她的精神永存，她的人格不朽，她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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