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军：老师没有走远——怀念陈永标先生
今天是己亥年清明节。到今天，已经是业师陈永标先生离开我们之后的第三个清明节了。在陈师离去之后这1000多个日夜里，我总是努力不去想他，努力地回避、努力地不想去、不愿去也不敢去碰这心中的痛。
但是我的努力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什么效果，反而总是更加不由自主地想念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与陈师第一次见面直至他去世之前近三十年间的许多许多，特别是这些年中跟随先生受学请益、在先生身边工作、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有些往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三十年，但那些场景、那些细节，依然那么清晰如昨、无法淡忘；陈师高大朴素的身影、坚定有力的步姿，陈师洪亮有力的声音、率真热诚的神情，仍然犹在眼前、萦绕耳畔，仿佛我的陈老师只是暂时离开、并未走远。
三年来，每次去看望师母刘莅宁老师，也总是感觉到好象陈师的身影仍然在我的眼前浮现，仍然在书房里潜心地读书和研究，只是没有闲暇出来见我一面；客厅墙壁上先生的大幅彩色照片，先生的目光依旧那么诚挚温和地投向我，先生的神情仍然那么亲切敦厚，一如先生健在时候的惯常表情。
陈永标先生，福建上杭人，1937年生。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旋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后来被陈师一直称为“老夫子”的罗根泽教授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1960年3月30日罗根泽教授意外身亡之后，转由明清文学专家徐铭延教授继续指导。
1962年12月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1963年1月起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原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师范学院），至2008年退休。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著有《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等，合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康南海诗文选》《广东近代文学史》《岭南晚清文学研究》等多种，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学遗产》《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复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曾获得王季思学术基金优秀教学科研奖。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讲授过中国古代文论选读、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国近代文学、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西近代文论比较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大学语文等多门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
陈永标先生的家乡福建上杭，属于福建客家地区，也是革命老区。他出身贫寒，少年时倍尝生活的艰辛。少年时代几乎没有吃过饱饭，也几乎没有穿过鞋子。考上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47米，直到进入大学以后，终于每一顿都可以吃饱了，在随后的几年间他的身高长到了1.76米。由一个瘦小羸弱、胆小内向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身材高挑魁伟、性格开朗乐观的大学教师。
由于早年的艰难经历，养成了先生简单质朴、率真诚挚、直爽憨厚的性格，也造就了先生一辈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对生活所求无多的农家子弟习惯。
先生是一个深受学生信任爱戴的人，从来没有师者的架子，没有外在的“师道尊严”的讲究，总是平易近人地与各个层次、各个年级的学生们交往，成为学生们在校时和毕业后的良师益友。
先生对学生有严肃更有亲切，有教导更有帮助，特别是当学生们遇到困难、产生困惑、处于困境的时候，总是能得到先生的主动帮助和暗中保护。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总是清楚地记得跟先生相处的那些岁月，毕业多年以后回到学校，总是记得要去看望一下陈老师。陈老师已经成为许多学生系念母校的纽带、感恩师长的象征。
先生又是一个深受同事喜爱的人，不管年龄、性别、专业和秉性，许多同事都愿意跟他交往，可以谈专业、谈学问，也经常可以请他帮忙。只要有可能，先生也总是热心地帮助人，愿意帮助人已经成为先生的一种习惯。
同事们有时候还愿意跟他聊聊天、开开玩笑。先生常说的食物“吃下去只要有营养就好”这句话，经常被同事们引用和发挥，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因为先生的平易、亲切、热情，一些年龄相仿的同事们就亲切地管他叫“标哥”，甚至年轻一些的同事也这样称呼他，他也不以为意，总是乐乐呵呵地答应。朴实憨厚、无拘无束、可信可爱的“标哥”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同事们的心里。
先生还是一个受友朋敬重的人，朋友多、待人热情诚恳是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不管是读本科时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南京大学，还是长期工作的华南师范大学乃至广东其他高校，不管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界、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先生都有许多朋友和同道，许多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平日里先生并不刻意表现这些，但是，在工作需要、学生需要的时候，先生总是主动发挥长处、主动伸出援手，尽自己最大努力予以有力的帮助。比如2000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申报第一个博士点的时候，陈师不仅利用自己的学缘关系积极争取支持，而且亲自外出奔波，介绍所在学科的情况，请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帮忙。为了学校的工作和集体的利益，陈师总是想方设法、全力以赴，不讲任何条件。
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第一次面见陈师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宛在眼前。我作为管林先生、钟贤培先生和陈永标先生三位业师共同指导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第一次与陈永标先生见面是在1987年5月下旬，那是我从当时工作的四平师范学院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紧张急切的心情坐上南下的列车的。为了复试中能够表现得好一点，在当时需要的近60个小时的列车上，我差不多读完了刚从出版社邮购买到不久的时萌先生所著的那本400多页、近3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第一次经过这么长途、甚至有几分辛苦的火车旅行，终于到了广州、住进当时的华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南楼的310房间（记得是每天10元）之后，顾不得第一次乘坐如此长途的火车之后的疲惫，也似乎忘记了旅途的劳累，努力把能用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复试的准备上，所以那几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所住的房间里读书度过的。
大概是5月20多号（现在回忆，好象是23日）吧，可能是我到达广州的当天下午，在拜访过当时住在学校中区的管林老师之后，我按照管师告诉的地址，去当时住在学校南区的陈永标老师家，准备拜见一下陈老师。当时也没有电话，无法预约，就只能直接去登门拜访了。
当我怯生生地敲开房门，一个带着眼镜的女老师探出身来，听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之后，就告诉我说陈老师不在家，说是“去广州了”。我当时觉得很不理解“去广州了”是什么含义。原来，当时华南师范大学所在的天河区石牌一带还算是郊区，还不属于传统“广州”的范围。后来才知道，这位女老师就是在学校大学英语部工作的师母刘莅宁老师。
第二天下午大约3点多钟，我正在房间里看书，伴随着一阵快速的脚步声，突然一个声音传来：“请问左鹏军同志住在这里吗？”我抬起头来正在说“我就是”的时候，一个魁梧的身影已经走进来，一边走一边说：“我是陈永标。”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是陈师亲自来看我了！握手之后，我请老师坐下，开始了跟陈老师的第一次谈话。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今天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大致是老师打听一些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对我即将参加的复试提了些意见和建议，着重叮嘱我好好参加复试，不要紧张，说了些鼓励的话。坐了不久，陈老师就离开了。
跟先生短暂的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原存于心底的那种紧张、局促、不安，一下子就被先生的热情、朴实和平易近人一扫而光！这对于经过差不多3500公里的长途火车旅途、初到广州、在忐忑不安中准备应试的我来说，真的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种热情、朴素、简单、率真和平易近人，也是陈师为人和生活的一贯风格。在后来近三十年的交往和相处中，先生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发自内心、出自秉性的书生本色和师者风度。
另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是陈师带我和同门师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那是1989年11月，全国第二届近代戏曲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桂林举行，先生为了让我们开阔视野、多长见识，专门安排好一切，带我和师弟王永福一起去参加。
那时候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不比现在这么容易，而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比现在更要难很多。刚刚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我，不仅在学术上什么都不懂，就连学术会议是怎么一回事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是由于学术条件并不怎么好，交通也远不如现在这样便捷，也可能是当时学术上、文化环境上正处于比较冷清压抑的特殊时期，去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好象只有30人左右吧。
陈老师带着我们二人乘坐那种绿皮的直快火车，好象是花了差不多18个小时才从广州到了桂林。记得到桂林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急急忙忙地报到、住下，简单吃了个晚饭之后，就去一所如今早已忘记名称的什么剧院观看广西彩调戏。现在只记得所演有一折是《王三打鸟》，其他还有什么，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在后来两天的会议中，陈师非常关心我们两个学生，特别注意介绍我们认识前辈学者，向他们请教。曲六乙先生、余从先生、彭飞先生、王卫民先生等，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有缘拜见的。记得当曲六乙先生得知我是吉林人的时候，很高兴，还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
除了在会议期间向王卫民先生请教之外，王先生回到北京还特意把所编的《吴梅戏曲论文集》签名送给我。也是在那次会议上，还结识了徐远洲、王静等几位跟我们差不多的年青朋友。这一切都是因为陈师的用心引见、提携，才使当时对学术研究和学术会议都懵懵懂懂的我有了那么好的学习、请教机会。把学生介绍给前辈师长、把前辈师长引见给学生，已经成为陈师的一种习惯。在后来的多次会议及其他场合，只要有机会，陈师总会为学生们创造请教学习的机会。
那次会议结束、回程的时候，陈师为了让我们多一些体验和收获，特意带领我们从桂林乘坐长途汽车，经过山路上整整一天的颠簸，傍晚时分终于到了梧州。当时在梧州工作的徐远洲热情地安排我们吃了晚饭，之后送我们上船回广州。
记得好象是晚上8点开船，陈师就跟我们两个学生一起乘坐那种很拥挤、躺下去几乎不能翻身的仓位，在半睡半醒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船沿着西江东下，等看到广州的重要标志白天鹅酒店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时分了。
那次乘船从梧州到广州，是陈师的有意安排，是为了让我们体验一下乘江船的感觉，领略一下从西江到珠江的景致。那趟难忘的旅行，那次难忘的记忆，是在陈师精心安排、亲自带领之下，让我学到了在课堂上、校园里难以学到的东西，有了许多新鲜的感受和意外的收获。
在一般人看来，陈永标先生好象是一个比较粗心、比较随意的人。实际上，在这种外表的粗犷和简单背后，陈师自有他的精心细致之处。这种性格特点和处世习惯，特别充分集中地表现在对待对学生的成长方面。
从那次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到现在这些年中，我不知道自己总共参加了多少次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但唯有那次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也是陈师唯一的一次专门带我们去参加学术会议，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感受也最深切。
现在想来，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近代戏曲方面，跟陈师带领参加那次学术会议可能也有着某种关系，或者说，参加那次会议给了我最初的关于近代戏曲研究的记忆。时间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但跟随陈师外出参加会议那一幕幕场景至今仍然清晰如昨，陈师高大的身影和音容，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畔。
1991年7月初，经过三年的学习，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当时硕士研究生还不多，比现在的博士研究生还要少，所以找工作也不象现在这样艰难。但是要找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甚至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实际上也不那么容易。
陈永标先生特别关心我的工作去向问题，一如对我的学习、生活、成长的细致关心一样。
记得是1991年4月或5月，有一天，陈师突然来宿舍告诉我，说省委宣传部可能要人，并提醒当时我以中共预备党员的身份，比较有优势，可以去试试。当我从陈师口中知道同门师弟已经去面试的消息时，就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准备去了，因为没有必要跟同学竞争，况且我的理想去处也不是这类部门，而是高等学校。
当时我的选择主要有两个：一是留校在老师身边工作，一是去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当时的广州师范学院学报主编赵福坛老师非常欢迎我去，并做好了相关工作准备，表示我随时可以做出决定。我如实地跟赵老师说明了情况，赵老师非常开明地表示，假如我可以留校，就最好，当然可以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不能成功留校，就一定要到他那里去。
有了赵福坛老师这种后盾式、保障式的意见，我在毕业去向问题上好象没有感觉到什么焦虑和紧张。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非常感念赵福坛老师的厚爱，当然也对自己辜负了赵老师的器重而感觉到歉疚。
后来不久，可能是5月份，某一天的晚饭之后，当我从管林老师那里首先得知自己可以留校工作的确切消息时，心中默默挂念了多天的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突然涌起一种强烈的欣喜感、幸福感。那种喜悦的感觉，至今仍可以令我感动莫名。
再后来，才陆续从陈永标先生口中知道，三位业师实际上对我的毕业去向问题早有考虑，他们一致希望能把我留在身边工作。陈师在其中积极鼓动，努力促进，想方设法，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留在学校工作。
表面看上去显得颇有一点简单粗豪的陈师，其实是很细心地关怀学生的。当时留校和分配来的硕士生虽然不多，但住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我的住房问题上，陈师不仅非常关心，而且想方设法帮助协调解决。因为当时学校房源紧张，甚至想到了让我在当时中文系的办公楼里暂时栖身一段时间，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有一次，陈师跟我谈话，说起假如留校，住房问题难以解决，而我又急着要把一直住在吉林老家的太太、女儿接过来，求得一家团圆。当时我的表态是，只要有一个床位就可以了，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吧。陈师听了这样的话，非常高兴我能有这样的态度。
其实我自己并不记得这件事情，是毕业留校多年以后，陈师多次跟后面的师弟师妹们讲起，也数次跟我讲起，到现在忆起往事的时候，我才可以把它写出来。后来我才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能够留在学校，能够在三位老师身边工作，完全是老师们用心提携、精心安排的结果。其中陈永标老师跟我说起得最多，也最细致，让我更多地知道老师们对我的关怀和厚爱、期待和嘱托。这对我，是一笔求之不得、值得倍加珍惜的财富。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评定教授职称的时候。那是2002年上半年，正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黄霖老师做博士后研究的最后几个月。由于出站审核在即，我一直在上海撰写出站报告，做相关准备。与此同时，华南师范大学这边职称评定又开始了，学校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通知。
陈师听到评定职称的消息，生怕我不知道、错过申报的机会，专门叮嘱我的内子给我打电话，强调我的任职年限、教学科研条件已经具备，一定要及时申报，不要错过机会。
又过了一两个月，我于7月初以“优秀”等次顺利通过了博士后出站审核，还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建议“评定为正教授职称”，是站长章培恒先生亲笔签署的。尽管这个建议并不是决定，回来以后也不算什么数，但对我仍然是很大的鼓励。
通过出站审核之后，我就如期回到了学校。也是那一年，我申报教授职称一切顺利，到年底通过了各种评定和审查，教授职称顺利解决。这件事情一直让我难忘。难忘的不是自己评上了教授，而是陈师对我的关爱。从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陈师对我的悉心关怀、用心提携，而且再次可见先生的为人风格、师者风范。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曲折经历，陈永标先生那一代学人在教学上、科研上都不同程度地耽误了许多，评定职称普遍很晚，特别是教授评得更晚。到1992年，已经55岁的陈师到了该评教授的时候了，而且教学科研及其他条件也都具备了。但是，由于名额有限，加之1990—1991年莫名其妙地暂停评定职称两年，积压的人员和问题相当突出，当时的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大系、老系，更是如此。
看到这样的情况，本来已经报名的陈师主动提出自己退出申报，把仅有的一个教授名额让给另外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副教授同事。因此，陈师的教授职称是1993年才评上的，比同龄人迟了一些。
也是那一年的9月，最能反映陈师数十年学术成绩和研究特色的专著《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集中表现。有时候我也想，假如陈永标先生不是成长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教学与研究时断时续的时期里，而是能赶上更好的、更适宜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时代，那么他的学术成就可能是怎样的呢？
从评定职称这件在许多人看来很重要、很关键、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陈师却作出了与一般人不同的选择，主动选择了谦让、慢一步。这其实是陈永标先生为人处世的一种习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件平常、应当的事情而已。
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正是这种一贯替别人着想、顾全大局的品质、习惯，使陈永标先生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敬重，也以这种豁然达观，影响、教育和感动着许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学生们。
陈永标先生对学生评定职称的积极态度，生怕错过机会的执着与专注，与他自己评定职称时的淡然处之、主动谦让，形成了非常鲜明而且有着深刻内涵的对比，也是先生以实际行动表现其为人品质、为师境界的一个例子。这对于今天的许多人，特别是作为学生的我们，仍然是无言的示范和最好的教育。
自从1982年以来，华南师范大学主办过两次中国近代文学学术会议。一次是1986年10月的全国第三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不久，还在我的本科母校四平师范学院（今吉林师范大学）工作，所以无缘参加，而是几位老师招收的三名第一届近代文学方向研究生（也就是我的师兄们）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及相关工作，会后三位师兄还写了有关综述和报道。
另一次是1994年11月13—18日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学术讨论会。那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正是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没有多久，能够遇上这么好的一次学习锻炼的机会，觉得很高兴。
整个会议过程中，我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帮助忙各种会务工作。那时候硕士研究生比较少，除了几名不多的下两届同学以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学生可以调用。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刚刚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暨南大学工作的程国赋博士，因为与陈永标先生有同校之谊，也主动赶过来帮忙。一位外校的博士能够这样热心帮助我的老师们主办的学术会议，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为了那次会议，陈师作为主要主办者之一，与管林师、钟贤培师一道掌握整体情况、安排会议内容，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在外出进行学术考察的过程中，陈师利用与学生感情好、关系好的优势，在东莞常平、虎门等地联系了几处考察地点，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汪松涛老师也积极参与，还利用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在赴东莞常平、虎门等地进行学术考察时，在用车方面提供了极大方便。那次会议，被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誉为一次空前成功的会议，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声誉，是几位老师共同努力、团结合作的结果，当然与陈永标先生的积极参与、多方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自从在管林老师、钟贤培老师的倡导下，1978年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以来，这个当时在全国最早成立的近代文学研究机构在几位前辈老师的苦心经营、努力开拓、勉力坚持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术特色之一，在全国近代文学研究界也享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
为了壮大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力量，1985年将陈永标先生从原来的文艺理论教研室调入了近代文学研究室。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华南师范大学的近代文学研究逐渐走上了不断壮大、健康发展、提高地位、扩大影响的阶段。
比如1984年起《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的编辑出版，1985年起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近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招生，1986年第三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的主办，乃至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的编写，等等，都是这个最早成立的近代文学研究的突出成绩。
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正式成立以后，管林老师还曾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钟贤培老师担任过常务理事，陈永标老师也担任过理事。可见当时三位老师在全国近代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陈师虽然是后来才进入近代文学研究室的，但他对近代文学研究室的感情非常深厚，对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情非常高涨，与同事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这些都从为人上、工作上反映了陈永标先生一贯的风格和姿态。
正是近代文学研究室几位前辈老师的学术精神、团结合作、为人处世风范，有计划地进行学科建设、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按照几位老师约定的“个人写论文，集体搞项目”的思路坚持不懈地努力，连续取得有学术贡献、有影响力的成果，才保证了20世纪80—9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建设，华南师范大学的近代文学研究也因此被公认为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比如黄霖老师就曾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南师范大学曾经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镇，一时间人才济济。”（《序》，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在那段华南师范大学的近代文学学术发展、教学与研究、学科建设的黄金时期里，陈永标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时过境迁以后的今天看来，不仅看得更加准确清楚，而且益发令人觉得难能可贵，甚至不免产生时过境迁、聚散难料、良师益友可遇而不可求的感叹。
陈永标先生退休以后，由于年事渐高，加之因为几年间两次生病，身体欠佳，就没有再外出参加什么学术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了。
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2015年11月，那是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由我主持的“近代小说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第五届年会”。自从1994年11月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讨论会之后，时隔二十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再次主办这次中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其重要程度和纪念意义不难想见。
当年会议的主要主办者管林师、钟贤培师和陈永标师，因为都年事已高，就不便再为会议操更多的心了，会议由我这个当年的小青年、如今的老中年一手操办。当我去向陈永标先生报告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他非常高兴，表示可以来参加。
11月7日，开幕式的那天上午，跟管林师、钟贤培师一样，陈师不仅早早来到会场，而且亲自带来了自己请别人打印好的一篇1000多字的论文提纲，题目是《梁启超小说戏曲随文评点的意义和价值》。
文章由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引出梁启超在《小说小话》中对小说戏曲的评点，在引用了一段梁启超的论述之后，指出这段文字的丰富内涵：“对金圣叹的小说戏曲评点（随文评点）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从审美创作和评论的相互联系中，对《水浒》《西厢》作了对应高度的文学审美创作评价；进一步揭示了《水浒》《西厢》二书的艺术表现范式；强化了小说戏曲评点的艺术表现技巧；彰显了小说戏曲的文学审美接受和艺术鉴赏价值”。
在进行了这五点概括之后，又指出：“中国古代、直至近代小说评点文学仍很盛行。当代知名学者中，如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霍松林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劳承万撰编的《四书与孝经直解》等著作，均采用了随文评点的传播编撰方式。这种随文式的小说评点之学，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承传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行程中，仍值得借鉴和吸收。”
这显然是这篇文章的基本认识和主要结论。同样明显的是，这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的结构框架，表现了陈师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戏曲评点及其批评史、文学史意义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可惜，这只能是一篇永远没有可能写完的论文了。尽管如此，陈师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执着与热爱，今天的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如此充分、如此分明地感受得到。
那次会议上，陈永标先生参加了开幕式，见到了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学界后辈，觉得非常高兴。其实更觉得高兴的是我，因为在我主持的学术会议上，有三位老师亲临现场为我坐镇，给我支持、鼓励和力量，增添了我的信心，也使我变得安心了许多，甚至感觉到有几分荣耀和自豪。
看到陈永标先生当时的情况，虽然一些旧友新朋都明显地意识到他的状态不太好，也有的朋友为他的身体状况有所担心。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那竟是陈永标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了。
在我的记忆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永标先生一向是乐观、率真、简单、热情的。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只有那么两三次，是我察觉到陈师感受到了明显的紧张和担心、委屈和难过、操心和劳神的时候。
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那个局面和环境都极为敏感与特殊的时候。在那种相当紧张敏感、变幻莫测、特殊而关键的环境之下，导师们最担心的是正在读硕士生二年级的我们。
在教学秩序出现部分混乱、有的课堂教学已经停顿的情况下，三位老师按照学校的规定和要求，向我和师弟两名学生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要求我们按照计划认真读书学习，而且要在当时位于中文系二楼的近代文学教研室里读书学习，不准中断学业，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不准随便跑到学校外面去。
当时还没有手提电话，陈师就一直坚持给我们两个学生上课，而且要求得比平时还要严格，还在课堂上正式提出要求、提出告诫，决不准许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是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也要继续上课、继续学习和研究。事后我才明白，陈师当时的紧张与担心并非多馀，老师是以自己的社会经验、职业素养和师者风范，在特殊情况下用一种非常严格甚至有些严厉的做法在保护和爱护着自己的学生！
再一次是陈师以教授身份主讲非中文专业本科生公共选修课程大学语文期间。大约是1990年代末或2000年代初的某一年吧，多年主讲大学语文、教学经验丰富的陈师担心新进入教研室的一位博士毕业生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缺乏经验，生动热情地提供教学资料，并提出关于教学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不想得到的却是误解、不接受，那位博士还当面跟陈师发生了冲突，向陈师说了一些不妥当、不礼貌的话。
在此之前，陈师在该博士毕业求职、进入教研室的过程中，是予以过支持帮助的，也是热情提携、支持其工作的。但是共事没过多久，却出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状况，产生了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自己的一番好心好意，换来的却是全不领情甚至恶语相向，这种与陈师一直以来的待人处世方式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的确让他无法理解、难以接受。
这种情况在陈师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恐怕也是极为少见的，与近代文学教研室一直以来的团结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相比，更是完全背道而驰。那是我第一次明显地感觉到陈师那段时间情绪的低落，言语中流露出委屈、难过的情绪，也给了我不小的内心震撼。
还有一次是先生女儿读大学本科心理学专业、兼修中文专业期间。四年的时间内同时兼修两个专业，这种有形的学业压力可想而知；不仅如此，陈师和陈师母对女儿的要求又是一向非常严格的，一家人在那段时间内所面对的问题、承受的压力也不难想见。
就是那段时间，陈师曾在不同场合、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对女儿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和未来发展的细致关心，甚至过问关心女儿学习的诸多细节，关注女儿在大学关键阶段的学业成绩、成长和进步。
在许多人看来，陈师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也好象不是一个特别会关心孩子的人。但是，陈师在那段时间的细致用心、百般关切，却可以完全改变这种并不准确更不全面的印象。
陈师对于女儿的关心爱护，恰恰是通过严格的要求、侧面的关注和多方的鼓励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位父亲的慈爱与亲情，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在今天看来，这些事情只不过是先生一生中间两三段小小的生活插曲。但在一向给人豁然达观、心无挂碍的陈师来说，也算是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他的长者风度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吧，也让我得以从另一角度认识和了解到陈师思想、性格、情感中的更广阔、更深邃也更柔软的方面。
2015年12月16日，陈永标先生因为感冒不适住进了医院。当初大家都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发烧，过了几天果然有所好转。可是，出院回家之后却出现反复，情况又突然加重了，只好再次住进医院。
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况好象并未见出有明显的好转。这一切，只有陈师母刘莅宁、女儿盈熙知道，大多数学生也都一点也不知道，包括我。到了2016年1月30日傍晚，陈永标先生在医院不幸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我从师弟的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消息竟然是真的。等我在已经完全黑下来的阴冷的冬夜里，在急急忙忙中见到师母刘莅宁老师和他们的女儿的时候，尽管知道了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还是不愿意相信陈永标师真的已经离开了他牵挂的亲人和他热爱的学生们！
受师弟师妹们委托，1月31日我拟写了挽陈永标先生联：“出闽中赴沪上转金陵入岭南八十载求知问学勤勤恳恳热诚敦厚平易近人书生本色终不改；学指示听安排守书斋爱讲台一辈子传道授业孜孜矻矻善良朴质关心后学人师风范永长存。”虽然自知不能概括陈师生平事业、道德文章于万一，但希望能够聊以表达弟子对先生的无限敬意和深深怀念。
2月3日那天上午，天气特别阴冷，我们去殡仪馆送先生最后一程。那天虽然天气阴冷，又临近夏历春节，学校也早已放了寒假，但前往送别的人还是很多，包括陈永标先生的亲属、友好、同事，还有许多从各地赶来的各个年龄、各个层次的学生们。看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先生，仿佛只是因为太劳累、暂时睡着了一样。但如此分明、如此残酷、不得不接受的是，这竟是永远的告别了。
在告别仪式上，由我的同年级师弟代表学生们致辞，表达我们不尽的哀思和怀念。在送别先生回来的路上，我在手机里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并发了出去：“寒云凄风中，送别陈永标先生！”陈永标先生虽然远去了，但在我心里，老师并没有走远，也不会走远。
回想从1987年5月第一次见到先生，到2016年2月送别先生，我们师生相处前后二十九年，还差一年才到三十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得遇陈永标先生这样的老师，是我的幸运和福份。只是我们相处的日子仍然太短，短得教我不忍割舍，不能忘怀，结束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让我难以接受，久久无法平静。
陈师已去，作为学生的我，虽然自知不敏，不能体会陈师道德文章于万一，更不敢轻言传承弘扬老师的学问，但唯有铭记先师的谆谆教诲和绵绵恩情，继续努力，尽一名教师的本份，希望让在天堂里的陈师得到些许告慰。
陈老师啊，亲爱的陈老师，您没有也不会真的走远……
受业左鹏军
己亥清明日起笔，八月初二日写毕。
庚子正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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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粤海风》2020年第2期，经作者修改后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