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拳的目的，就是揭示那部分被正常化了的暴力

从2020到2021，年份的跨迁并未掐断性别议题持续已久的引线。从近处往远处说，杨笠脱口秀所再度掀起的「性别对立」之争（其实没有）；丁真走红所引发的男性愤怒；清华学姐一事所揭露的男女对话之鸿沟；接连不断的性别暴力，以及其中深刻的厌女文化……不论你是否参与过互联网上的「打拳」，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与女权的议题已然成为热点消息榜的常客。

当网间的交流越发频繁地以「蝈蝻」、「拳师」等谐音梗出现在大众视野，女权者与「反女权者」的严肃对话仍然可能吗？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是否也需要把目光投向自身——女权主义者「打拳」的边界在哪里？女权主义者该如何自省？自省是否意味着「长男权志气，灭自己威风」？

今天的推送，是后生价值的志愿伙伴（Maggie和陆召袂）就国内性别话题中常见争议的聊天节选。聊天从「反女权主义者」的话术开始，但并未停留在评判「打拳」与「反打拳」的「错与对」，而是尝试探讨「为什么」和「有何影响」，以及女权主义者可以怎样与反对她们的人，或她们反对的人，产生更进一步的交流。

撰写 | Maggie、陆召袂

排版 | 橘兔子

反女权者的「老三样」——「性别对立」、「上纲上线」、「没有格局」

Q1：

反女权主义者的哪些话术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你想说什么？

 Maggie（以下简称M） : 

一个常见的指责是「女拳制造/挑起性别对立」，这是明显的因果倒置 —— 正因为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存在，女权主义者才站出来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发声。还有就是说女权主义者「只关注性别」，看不到阶级等其他更本质的因素。我们《厌女的说唱》那篇推文评论区有人说，「嘻哈歌曲物化女性不是厌女，而是跨阶级和跨种族的猎物癖」，例证居然是「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偏爱亚裔女性的本质是以种族歧视为内核的猎物癖」。这种本身就充满了性别、种族、阶级歧视的言论，经常出现在批评女权主义者「格局不够」的说教中。我好奇的是：他们究竟是觉得女权主义干扰了其他平等事业，还是单纯希望女权主义不再发声？

 陆召袂（以下简称L） : 

我不确定是由于国内知识土壤的问题，还是个人的意识缺位，大多数人对于所谓的「性别视角」，会很偏颇地理解为「性别对立」。如果认真追溯起来，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主流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一种推崇理性的、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考方法。这一种思维贯穿我们的九年义务制教育、流行文化以及公共讨论。

而作为「理性」的对立面，任何稍带「情绪」的表态都会被父权的公共空间所排斥。无论这种情绪是表演出来的，比如杨笠的脱口秀，还是真实流露出来的，比如女性网友对丁真的拥护。

前两年，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作者是一位大学副教授。我后来偶然与他打了照面，他竟然能说出「乌干达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差，所以我们的性别平等完全不必学习人家」这种话。可见国内的知识土壤中，哪怕接受过精英教育之人（又或许正是因为接受了「精英」教育？），也未必能意识到，「问题视角」本身是可以被辩论的——「性别视角」和「女权主义」，它们与「经济发展视角」、和「客观、理性」一样，都是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议题的孰优孰劣。

 M : 

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国内舆论对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的怀疑与批判。主流意见认为她一定是被利益所驱使，为了成名或者进名校，反正绝对不是为了她宣称的环保。这里面除了家长威权主义（认为小孩不可能是政治主体）和对西方环保话语「虚伪」的厌烦之外，可能还体现了你说的所谓「理性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一个理性个体仅仅为了「环保」说话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媒体对Greta行为动机的常见解读

 L : 

是的，这种「利益驱动」的思考，也隐藏在「女权很多是境外势力」的言辞背后。这里的逻辑也很讽刺，女权是境外势力的潜台词是「人收了不干净的钱，得了利益，才会干这种事」；但反对者们似乎无法理解，我为了自身的生存、自由、权利而做出的事、发出的声音，哪里又需要外部利益作为驱动？这其实又回到你提到的，对于女性真实处境的理解，仍然是很多人无法跨越的难关。

 M : 

清华学姐那件事，很多男性难以理解女性在公共空间普遍的不安全感，即使他们从某处读到女性的倾诉，也往往会认知为小题大做，甚至是受害妄想。这仅仅是因为男性没有过类似的体验吗？那为什么大多数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能比较容易地共情战争受害者呢？黑人女权主义学者 Patricia Hill Collins说，「暴力」不是一个人人都能轻易达成共识的客观存在，定义「什么算暴力」，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均等的。我们「打拳」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那部分被「正常化了」的暴力。

女权主义者，不是警察，也不是导师

Q2 :

「女人不应该做家庭主妇」、「女人穿着打扮不应该迎合男性喜好，拍照姿势不可以媚男」、「不争取孩子冠姓权的女人不配谈女权」...... 女权主义者该为女性如何生活制定一套标准吗？面对「不争气」的女性，打拳的边界在哪里？

▲该不该批判追求「白瘦幼」的女性，是女性主导的豆瓣小组内经久不衰的辩论话题

 M :  

我觉得目前很多性别讨论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矛盾，即「男权」与「女权」分别对女性提出了一套行为规范。就拿白瘦幼审美来说，首先，BM女孩们被标记为男性凝视与男权审美的受害者，然后「性别意识觉醒的女性」又去指责这些受害者不够自觉，甚至去「审查」女性，鉴定谁是男权帮凶：「XXX茶味好浓是不是自甘堕落为男性玩物？」「XXX拍照在献媚男粉方面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这种审查还发生在女权主义者自己身上，例如某位女权主义者说，她在性关系中是喜好被动服从式的，但很困惑自己这样是不是「违背了女权主义」。我觉得要挣脱出男权的束缚，不等于「做和男性愿望相反的事情」，而在于「不使用男权那一套压制性思维」。女权主义应该是解放式的，而不是审查式的。

 L : 

我感觉自己有时会是一个「马上就要变坏的女权主义者」。我能理解并认同「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审查、苛责女性自身」，但很多时候，（小声）我在情绪上仍然抑制不住，会偷偷在心里生出责备的念头，那我又该如何自处呢？

我觉得这里还是可以以「全职太太」或者「家庭主妇」作为例子。剑桥的一位哲学家克莱尔·钱伯斯（Clare Chambers）提出过一个「两难测试」：如果女性做的某一项决定，受到了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影响（influence），且这一项决定会不利于（disadvantage）她个人之后的生活，那么：哪怕当事人是「自愿」做出的决定，我们也可以对此提出批评。我不太记得清楚钱伯斯具体的用词了，可能她说的不是「批评」，或许钱伯斯也不想直接「指责」其他女性吧。总之，在钱伯斯的分析下，「家庭主妇」哪怕作为女性的自愿选择，是符合上述「两难测试」的——尤其对于第二点，「家庭主妇」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的同时，会给丈夫带来有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e.g. 「你不用操心家里事，专心工作」），因此，他人的「有利」直接建立在了「家庭主妇」的不利之上。所以我们——钱伯斯这里的说的我们是指整一个社会——应该更批判地对待「一个女性自愿选择成为家庭主妇」这件事。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16年支持希拉里竞选时，曾以劝诫的口气说道：「地狱里有个特殊的地方，专门留给那些不投票给希拉里的女性」。

 M : 

「批评」这个词很暧昧，它可以是友好的或者语重心长的建议，也可以导向社会对某个群体的歧视和噤声。对家庭主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批评，其实又体现了女权主义者的另一个口吻，即「劝诫式的女权主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一个概念是「沟通的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简单来说是「沟通可以使人们去做如果没有这个沟通就不会去做的事情」，因此，沟通是一种权力的施加。

女权主义运动中，会有一部分人上升为特权阶层（本来就有优势的人，现在话语权更强），也有一部分人希望不被运动触及。前一种人能见度很高，比如一些女权大V、女权脱口秀明星，她们或许本身就处于社会资源的上游，现在更是一呼百应。举个例子，这些女权主义者经常被支持者们称为「姐姐」。中文里的「姐」和「妹」是有权力差的，首先是年龄和经验上的，隐含的可能还有差异化的地域、阶级、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后一部分人，包括很多女权主义者「怒其不争」的对象，比如贫困家庭生很多孩子的女人、老公出轨还坚持不离婚的家庭主妇，其实她们的声音是不太被听到的，即使有发声，也没有被严肃和平等地对待。

这当然不是说女权主义不能有领袖。我更多是觉得，简单的「女性」身份已经不足以「团结女性的力量」。可能现阶段有一件重要的事，即女权主义者也要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更加审慎地使用权力。

「差异」作为沟通的起点

Q3：

豆瓣上有个帖子说，一个男生发朋友圈抱怨生活不易，加班婚房彩礼的重担，然后有女生留言说起男性的各种特权，女性才是真正不易，男生不服两人就吵了起来。可能因为是在一个女生较多的小组，评论区里几乎都是站女生，偶尔有女生出来表示理解男生，被攻击为「与蛆共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与男人共情」成了女权主义语境下的「死罪」。

 L : 

我感觉这里好像有一个「白给问题」（freeloader）。我们之前有文章做过综述，根据现有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在性别议题方面，能够理解女性处境的男性少之又少；反之，有更多的女性能共情到他人（文章有提到这并非生理原因，可以后天促成）。那对于女性群体而言，我能为你做到的事，你无法为我做到，而且「你无法做到」这个事实，反而会加剧「我的困难」，那我凭什么还让你搭我的共情便车？

我个人还蛮矛盾的。一方面，就像你在《恐男是新的政治正确吗》里面讲到的，我理解「对抗式」的、「骂人」的话术对女性群体而言，是一种沟通的、疏解的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与反女权主义者，与所谓的「蛆」、「蝈蝻」，难道就完全不对话了吗？

 M：

就像《恐男》那篇推送里评论区说，「恐男」是一种愤怒的无奈，是一种「没办法表达的表达」。至于骂人式的话术，我认为它的传播是一种社交媒体「点赞式民主」的结果，即高赞评论未必是多数人的想法，却触动了最多的情绪。我觉得即使是在社交媒体上，它所表达的思想依然是小众的和非主流的。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想象中的，或者是你观察到的已经在发生的「男女对话」，是怎样的呢？

 L：

咱们「清华学姐」那篇文章推出后，后台大部分都是来骂我们的。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认可我们观点的伙伴，表达的方式是转发；不认可的人，也不会认真读文章，更倾向于直接在留言区声讨我们。与此相关的是，咱们播客组的丽丽转发清华学姐的文章后，有一位男性朋友来跟她对线。她在咱们志愿者群里说道「共情群体真的比较难，但是共情个体容易很多」，她也会对她的朋友更加耐心，记得「沟通有门槛的存在」。

▲「沟通是一种权力的施加……女权主义者要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

 M：

其实不光是「男女对话」，女性群体内部的对话也需要推进。现在好像有一个风向，就是把女权主义运动理解为一个线性前进的事情，只要你有所反思或质疑，就是「还没矫枉，就说过正」，或者被打为「与蛆共情」和「平权仙子」。其实女权主义能够发展壮大，就在于它的批判性，不仅批判和反思外界，也不断地批判和反思自身。但这一点在社交媒体的言论制度下似乎很难实现。

 L：

互联网很像一块正在扩张的墨迹被丢进碎纸机里：我们面对之人的样貌被掩盖住了，而当我们仔细去看时，一条条短平快的信息，把「认真对话」这件事搅得稀碎。但我觉得聚焦于个体之间的对话，仍然是可行的。

 M：

关于立场和「结构性压迫」现在谈得比较多，对「关系」（relations）好像讲的比较少，仿佛它仅仅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值一提。我想象作为一个男性，其实很难抽象地理解自己是「结构性压迫」中的「压迫者」，他可能会觉得我也诚实工作，不违法乱纪，怎么就「压迫」别人了？你说的「认真对话」，也许就能帮助对话双方（男性与女性也好，女权主义者和家庭主妇也好）意识到：哦，原来ta是处于这样的关系中（成长经历，家庭关系，工作，爱情，友谊等等等等），ta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ta其实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ta与我的差异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重点是，这些差异是通过什么机制形成和强化的，这其中是否有不平等的因素？我很喜欢我的导师、女权主义学者 Juan Velasquezde 的一句话：当我们迈出同温层的玻璃罩子，看见和理解差异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人与人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一味追求热度和流量的信息产出方式，可能也与你前面说的「经济发展视角」有关，它与这种对话需求的条件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女权主义的沟通和知识生产方式，把差异视为沟通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也是作为女权主义行动者和组织需要反思和为之努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