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治有理｜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实现路径探究
消费和投资的辩证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经济问题。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张慧芳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理解有潜能的消费、有效益的投资及其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在逻辑，找准其良性循环的关键路径，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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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内在逻辑
理论逻辑
消费始终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和核心，而投资则是推动消费增长和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手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对于理解经济运行规律和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二者的关系：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消费既是单次循环的终点和目的，又是连续不断循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它决定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提出消费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和测量器；从哲学维度明确消费是奠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基本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明了投资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追逐，导致了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投资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导致投资增长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1841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只能是国民经济”的观点，并强调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念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内需驱动和良性经济循环的理论，提供了深远的思想基础。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于1960年至1971年期间提出的“经济成长六阶段理论”详细阐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根据该理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以及走向成熟阶段这四个阶段中，投资率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同时，投资方向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消费率则逐步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消费与投资的辩证关系，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基础性作用；认识到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起关键性作用，从而形成了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的消费－投资相互促进的理论。
理论界在投资主导（Harroa,1939；Domar,1946）还是消费主导（Sismondi，1819；J.M.keynes，1936；Kuznets，1955）上尽管还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共识是大国经济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保持最优消费率（Edmund.S.Phelps，1961），实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均衡协调，是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Ramser，1928；Cass，1965；Koopmans，1965）。理论逻辑上，消费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内驱力是国内需求的两轮。消费是最终需求、经济循环的终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对经济起基础性作用；投资是中间需求，在经济循环中从供、需两端发力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从作用方式看，消费是增长的“稳定器”“长效药”，它始终是经济增长最良性、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投资则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增长的“强心针”“速效药”，在经济疲软、乏力时，能快速带动增长，但它只是中间动力，能否真正带动经济增长，取决于最终消费对投资的消化吸收能力。
实践逻辑
纵观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来源并非单一地依赖于某个特定要素的投入。相反，它是一个多元化、复合性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与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依赖投资、消费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各国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选择以消费为主导、投资为主导或出口为主导的不同增长模式。
1865年至1895年，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至美西战争前的时期，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模式成为主流。这一战略决策使得美国在短短120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样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功地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其经济政策也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模式。为了鼓励个人消费和投资，日本实施了“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重投资轻消费”策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一策略逐渐转变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平衡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中国又进一步形成了“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各国实践显示，消费驱动型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是传统计划体制国家的赶超型、发展型经济增长模式；出口驱动型是中小国家为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三者孰优孰劣，实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以奠定国家强大基础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则是大国经济的特征。
政策逻辑
梳理中国经济政策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需求政策以1998年为分界，在1978年至1998年期间，我国实施的是“外向型发展战略”，其特点在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自1998年起，我国逐步转向了一种以内需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即“扩大内需”。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并调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见表1），以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这种政策逻辑在应对多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我国成功应对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这些成功的背后，是我国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的重要体现。
现实逻辑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及巨大潜力、经济运行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是“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现实逻辑。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及巨大潜力：多项数据显示，中国不仅具有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而且优势独特、潜力巨大。首先，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经济稳定、经济自立、经济活力、经济竞争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其次，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还有15个左右百分点的提高空间；未来二三十年，“老龄经济”和“备老经济”将催生潜力巨大的银发经济，其市场规模预计将由2023年的7万亿元分别达到2025年的10万亿、2035年的30万亿、2050年的50万亿元。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至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增长至33%，中国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同时，绿色消费、数字消费、体育消费、品质消费、服务消费都是潜力巨大的市场。超大规模、优势独特、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于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经验证明，大国经济必须有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过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政策效果与相关数据均表明，中国经济已逐渐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从数据上看，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06年的峰值66.5%下降至2023年的33.31%，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35.3%降至2023年的18.86%。这充分说明，目前已有81.14%的国民经济活动在国内市场内部实现循环。进一步地，2023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111.4%，其中消费和投资分别贡献了82.5%和28.9%。这些数据充分证明，内需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重要“助推器”和“稳定剂”。
中国经济在体量、人均GDP和服务业占比等方面的稳步提升，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循环比重极大提高。随着这一趋势的延续，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市场潜力将持续引领经济稳健发展，确保经济行稳致远，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的逻辑：经济运行错综复杂，尤其是在云谲波诡以及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迭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经济发展除了要直面外部严峻复杂形势造成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找到关键“钥匙”。当前，我国的发展仍面临若干挑战与困难，具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以及潜在风险等问题，国内大循环亦存在梗阻之处。总体来看，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核心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全面且准确地理解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积极扩大具有潜力和效益的内需，以构建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立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充分考虑了超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优势和潜力，将内需的地位从“基本动力”提升为“主动力”，并用“有潜能”“有效益”两个定语来进一步强调内需的潜力和效益。同时，会议还通过“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两个关系，凸显了内需在国内大循环中的拉动、牵引、开拓作用，明确内需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逻辑链条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必须全面准确认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把握二者良性循环的逻辑链条（见图1）。
消费和投资作用于经济的机理不同。消费是从需求侧发力，为有效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和方向；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消费取决于生产同时又决定生产。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水平，使消费得以完成，并再生产出消费需要和动力。其次，消费决定生产，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生产的前提并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是确定而有效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不断迭代出新生的、丰富的、高层次的消费。投资则从供、需两侧发力，短期看，投资体现为需求，长期则体现为供给；投资的作用是为有效需求提供供给，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进而支撑收入提高和消费水平升级；投资具有有效、低效或无效的不确定性，其双重效应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其合理有效性，既要确保短期拉动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又要确保长期形成的供给是有效供给。
消费和投资在相互交融中互相促进。首先，二者相互交融。一个经济主体投资的产品或服务往往是另一经济主体消费的对象，反之，一个经济主体的收入和消费往往又是另一经济主体的投资结果。现实的经济主体往往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生产者投资是为了消费者的需求，消费则是投资收益的体现。其次，二者相互促进。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是最终需求，通过生产对投资具有牵引、调节和导向作用；投资是满足消费的工具和手段，其规模、方向和结构影响带动消费的规模、方向和结构，投资决定消费的对象、性质和水平；消费不仅实现投资目的和收益，提供投资的动力，而且消费升级催生新的投资需求，调整和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二者良性互动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有潜能消费与有效益投资良性循环。有潜能的消费是指符合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新趋势，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品质消费、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银发消费等领域。“有效益的投资”指的是有质量、有效率和有回报的投资。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在互相联动、相互促进中良性循环。一方面，有潜能的消费引领投资方向，提升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率和回报，对投资有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有效益的投资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增加收入；拓展消费空间和领域，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提升消费潜能。
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战略要义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战略抉择，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在中国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大、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全球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只有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才能打通堵点、畅通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才能解决经济运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不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根本抓手，而且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循环有良性、恶性之分，良性循环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关联、互为依托，组成多个循环滋生链条，形成共同促进的因果关系，是事物发展的进步现象，意味着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反之，恶性循环则意味着起伏、停滞、衰退低质量发展。消费与投资是否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直接决定着整体经济循环是否畅通，进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提升经济发展品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体现着消费者对个性、创意、品质、品牌、绿色、数字、健康等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势必要求投资的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循环出现错位，传统产品投资和供给过剩，满足消费者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不足，只有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才能在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才能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
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关键路径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在“激发”“扩大”“有潜能”“有效益”这些关键词上着力，找准关键路径。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一是“激发”消费活力。消费活力集中体现在消费的能力、信心和意愿。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收入减少，使得消费者购买能力不足；市场预期不佳，使得消费者信心不足，更加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市场环境混乱，导致消费者体验不佳，缺乏消费意愿。因此，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我们需要从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增强消费者信心、改善市场环境三个方面入手，让消费者能够消费、敢于消费、愿意消费。首先，提升消费者购买力是基础，这要求我们稳定就业环境，并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实施生活补贴、生育补贴、农民养老补贴和房贷贴息等措施，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为消费者提供更强的消费能力。其次，强化消费者信心是关键，这需要我们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改善市场预期，提振消费者信心。此外，我们还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并提高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构建更为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打消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最后，改善市场环境是保障，我们要充分利用商务部提出的2023年“消费提振年”和2024年“消费促进年”等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并增加精神文化消费，让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挖掘消费潜能。有潜能的消费应该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符合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新趋势、反映消费者潜在需求和能力的消费。关键路径有三：首先，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已转向追求质量，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趋势和方向，在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等方面着力；其次，聚焦银发群体、“Z世代”群体和女性群体等新的主力消费群体，挖掘银发经济和国货潮品、“她经济”等潜能；再次，培育消费新热点和亮点。正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的基础上，“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发展服务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一是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把“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作为重要内容。在全球经济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挑战，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背景下，力促经济稳中向好、提振发展信心，仍需继续保证投资规模、把握投资重点，释放投资潜能，着力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运行、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
二是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有效投资是指既能确保短期拉动有效需求，又能确保长期形成有效供给的有质量、有效率和有回报的投资。投资本身的双重效应决定了扩大有效投资，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需求端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供给端要增加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基建、科技、教育、健康、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通过补短板、锻长板、延长链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消费和投资两轮驱动国内需求，投资是内驱力，消费是牵引力，扩大内需必须统筹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要求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内需”定位提升为“主动力”，强调“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理论和实践证明，要更有效、更可持续地扩大国内需求，必须正确认识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以内需催生优质供给，以供给创造新兴需求，通过有潜能消费和有效益投资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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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国家治理》2024年第6期
原文标题 | 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实现路径探究
作者 |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张慧芳
原文责编 | 冯一帆
新媒体编辑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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