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 移民与重庆文化
移民与重庆文化
说到重庆你会想到什么？
HOT—火炉、火锅、热情似火
文化特征—三人拉纤，嘉陵水长，豪迈直爽，开放包容
言子儿—巴适！要得！话不多说！嘞是雾都！
所以，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重庆？
重庆不仅是山城，是雾都，她还是一座移民城市。从密布巴渝各地的会馆，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湖广填四川”，都给重庆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至今，在渝西地区，仍有客家话的方言岛。重庆的6个历史文化街区中的2个，都跟移民文化有关。
重庆到底是怎样由众多的移民创造出一座具有活力的现代城市的呢？
一般认为，从先秦至今重庆历史上曾有七次大规模移民（也有专家认为，重庆历史上移民经历了八个阶段，六次高潮），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国内罕见。
第一次大移民是一次军事移民。是巴人[1]从陕南经鄂西北到今四川阆中的军事大迁徙，时间大致从商代晚期到战国中期。
先秦时期，巴人沿着汉江、长江、嘉陵江流域转战迁徙，经历以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和垫江为政治中心，建立起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国家。
这次移民的直接后果，就是早期荆楚文化、蜀文化与巴文化[2]的碰撞与融合：早期巴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刚烈和正义，奠定了重庆的人文性格基调，巴人能歌善舞的习性，构筑了重庆人幽默乐观的性格。
（BC12-BC4世纪巴国形势图）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1]先秦时期活跃在陕南、鄂西、川东一带的部族或部族联合体，于商周时代在川东地区建立了巴国。
[2]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以商周青铜器、楚辞、织造品等为代表。
蜀文化：蜀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概念，专指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以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遗址为代表。
巴文化：巴文化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现重庆直辖市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川东的地区。巴文化具有强烈的渔猎文化、军事文化特征，代表性遗存有巴青铜器（兵器）、巴渝舞等。
第二次大移民是因为政治原因。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这次移民，使北方和中原的文化及先进的农耕技术进入巴地。为了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并“辄徒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3]，造成秦陇文化、中原文化和巴文化[4]在重庆碰撞与融合。
[3]见《华阳国志×巴志》。从秦国本土往巴蜀地区移民以充实统治基础，从六国迁移豪强贵族到巴蜀地区。
[4]秦陇文化：秦陇地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地域区分的文化类型里，秦陇文化处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区，是农业文明与畜牧生活的交汇整合的典范代表。
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中原文化以河南、陕西、山西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在古代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中原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第三次大移民则是为躲避战乱。从汉末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绿林、赤眉起义[5]后，中原大乱。在长达近300年的连续大动乱时期，四川盆地周边的僚人[6]大量进入巴蜀地区，最多时达300万人。刘焉、刘璋率荆州人士入蜀，刘备、诸葛亮率中原人士入蜀，天水、略阳一带10万以上流民（主要是羌人）为避难入蜀，巴蜀、秦陇、荆楚文化再次在巴渝地区交汇融合。
（西晋流民起义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5]绿林赤眉起义是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发生的农民起义，后来与刘秀起义军会合，成为东汉开国、光武中兴的源头。
[6]僚人：是中国南方古越人的一分支，“僚人”是隋唐后北方中原人对岭南某支土著人的称谓，其后裔部分成为现代的壮族。
第四次大移民始于因战乱造成的川蜀地区人口锐减，从元末明初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即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自元末明玉珍率数十万大军入蜀在重庆称帝建立大夏国，到清乾隆中叶，大批江西、湖广的客籍人口迁入巴蜀地区。
据乾隆《四川通志》记载，两湖百姓携家人入川者不下数十万，粤闽次之，陕西、江西也不少，此外还有来自贵州、安徽、江苏、河南、江西、云南、宁夏、内蒙和直隶（今河北省）等地的移民；另外，据民国《巴县志》统计，仅清代全川移民就高达1700万人次，其中重庆移民在200余万人。
这次移民，使巴蜀、荆楚、吴越、秦陇、中原、吴越文化进一步在重庆地区交汇融合，奠定了当代重庆人口的基本结构。
（明玉珍进军重庆图）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第五次大移民出现在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了“陪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全国各地100万以上的人口、400多家工厂、20多所大学，以及大量商业、文化、科研机构及党政军机构迁来重庆。
这次大移民，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地之间的文化传播，而且由于外国驻华使馆在重庆聚集，空前地扩大了重庆对外文化交流范围，也造就了重庆的国际影响力。联合国第一版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只有四个城市被标注了出来，其中一个便是重庆。
第六次大移民是出于军事考虑，是1949年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出现的。
主要包括9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和60万人民解放军及西南服务团。60万解放军和西南服务团员，则绝大多数来北方、江浙、福建等地；当时各级领导多数是出自这60万人中的优秀分子，对重庆文化与外地文化的融合，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七次大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为发展西南而做的经济布局，是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按照“山、散、洞”[7]的原则，大批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大型企业迁往四川，主要集中在重庆的长江、嘉陵江沿岸。
有关常规兵器、仪器仪表、重化工、机械、钢铁等企业及相关的科研机构大都落户重庆，全川仅1964、1965两年，迁入的职工就将近100万，大多数都安置在重庆周边，同时，大量的科研人员随厂迁入，大大提升了重庆地区的科研水准。
到1980年代初，重庆每万名职工中拥有的科研人员750人，居国内前列。
[7]“山、散、洞”：是1960年代中国三线建设时期规划布局的指导思想，为了备战需要，当时迁建厂矿企业要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来实施，简称“山、散、洞”。
重庆历史上接连不断的七次大移民，给重庆文化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也让重庆文化精神具备了鲜明的“移民”特征。
经过多次移民后，重庆人口籍贯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五方杂处，风俗大变”的情况。
移民对重庆的文化和人文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大规模的移民，容易形成在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培育了重庆人兼容并包的气度；二是移民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巴渝人民勇于冒险、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刚烈豪放的品格；三是移民对家乡的浓烈思念锻造出重庆人浓烈的爱国情怀；四是移民的到来改变了重庆经济结构，早期的重庆土著以渔猎为生，而大量移民善于经商流通，为城市注入了商业基因，使重庆成长为长江上游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当然，移民的大量涌入也伴随着与艰苦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而与大量其它族群的杂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庆人勤劳务实，敢闯敢拼，脾气爽直火爆的特点。
（感谢重庆市勘测院提供部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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